光阴似箭，日月如流，敬焘同志离开我们很快就是一周年了。敬焘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他大我两岁，是我的兄长，又是亲密战友，是我进入革命队伍的领路人。我们虽然在抗日战争前后在一起工作，可惜时间不长，但他对我政治思想上的影响很深，他的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的。
我们相识是我在长山中学师范部毕业后，1935年9月一起到桓台县城考取短期小学教员时。我们考取后，又一起参加了为期一月的短期训练班，因为都是博山的，也就更加熟悉起来。结业后他分配在博山城北的小辛庄第三短期小学任教，我分配在博山四区五福峪第二十一短期小学任教。从1936年开始每月初我们都到博山城县教育局领取工资，也是我们小学教员聚会之时。当时敬焘同志是一个积极活动分子，以他和蒋方宇为中心团结了我们思想上比较接近一批小学教员。聚会时，一是唱进步歌曲，如当时流行的大陆歌、渔光曲、松花江三部曲等振奋精神；二是读书，交换传阅进步书刊，如《读书生活》、邹韬奋编辑的《生活周刊》等，交流读书心得。三是议论国家大事，时局形势，主要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动态。敬焘同志家住在博山城里，他父亲当时是博山县银行公会的会长，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人。敬焘同志不甘心做他父亲的接班人，极力挣脱家庭的小天地，去外地当小学教员。敬焘同志思想进步又消息灵通。我们都分散在各地，有的在山区交通不便，消息不灵，通过聚会、唱歌、座谈，大家都受到思想启发结为朋友。1937年3月经敬焘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队）。“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大家都认识到处在日本侵略民族灭亡的关头，只有参加抗日斗争才有出路。民先队也指示要我们利用小学阵地加强宣传抗日活动，并开展调查散落在民间的枪支，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做准备。日军进攻山东时，韩复榘的军队节节南退。1937年底日本侵占博山县城后，各地抗日游击队四起，都打着抗日招牌但阵线不清，有些人政治面目不明，开始我随敬焘同志等参加了吴鼎章的“抗日游击队”，后发现吴是土匪出身吸食鸦片，政治上靠不住，难以争取，遂决定撤离。我即转入由徐化鲁、郑汉卿、谭克平、张敬焘等组织的抗日救国第六军，并配合友军攻打了一次博山县城，我们从西城进攻到西冶街张贴标语，并向商店店员进行抗日宣传。后听到日本人从四十亩地出动，我们撤到博山县城西山一带。1938年初我和一部分同志被输送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参加党政人员训练班学习。1938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四支队先后任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团组织股长。部队整编后任营副教导员。这时敬焘同志的弟弟张煜同志也到四支队某团任连指导员。
敬焘同志任博山县委书记后，我从1939年底调赴延安军政学院学习。此后即与敬焘同志失去了联系。1949年解放进入北平后，我在公安部工作。60年代敬焘同志任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召开市长会议时，他住在公安部大院旁边的六国饭店。一天我到正义路街心公园散步时，与敬焘同志相遇，十分高兴。这是我们分别20余年后第一次见面，但他依然是那样年轻气爽，朝气蓬勃，保持着抗战初期的革命风貌。相约到公安部大院我家做客。此后虽然几十年不在一起工作，但一直保持联系，我几次到山东出差，都与敬焘同志会面，我们的心是相通的。2002年10月9日我们一起参加了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刘家台原博山县委（八路军四支队驻博办事处）纪念馆落成揭牌仪式。敬焘同志是抗战时期博山县委第一任书记，现在已是耋耋之年，虽然身体有点病，行动也不甚利索，但精神尚好。没有想到这是我和敬焘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当我从电话中得知敬焘同志去世的消息，感到很突然，心里十分悲痛。我本想参加敬焘同志的遗体告别，但接到讣告时已经晚了，成为我的一大憾事。现在敬焘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风范，爱读书，好学习，求进步，思想敏锐，襟怀坦荡，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满腔热情，政治上关心爱护，积极做群众工作，团结同志，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敬焘同志，安息吧！
（作者：国家公安部副部级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