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焘同志，一向是我特别敬重的一位老领导。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只有短短的几年，却从此结下了教我终生难忘的深切革命情谊。特别在解放后和改革开放以来，经与战友们的交谈回忆中和地方党史工作的深入开展，使我有幸对老领导敬焘同志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尤其他在环境极端险恶的益临淄博边区坚持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畏艰难困苦的顽强革命意志，坚持深入实际、大智大勇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关心爱护同志、与群众同甘共苦、肝胆相照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都一直激励着我为党为人民不懈地努力工作，积极不断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敬焘同志一向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高于一切的精神，在于他不畏对敌斗争环境的极端险恶，为重新打开淄河流域的工作局面，坚持不断深入敌区打击敌人、指导工作、激励群众，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张敬焘同志是1941年深秋，鲁中区党委派他来为重新夺回已被敌“蚕食”、分割、封锁的以淄河流域为中心四县（益都、临胸、淄川、博山）边区，进一步恢复加强党的组织领导，依靠群众，展开有力对敌斗争。在他来之前，这里已建有我们党领导这一地区的政权组织“四县联合办事处”，冯毅之同志任主任。敬焘同志来后，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求，建立了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共益临工委。
四县边区在抗战之初，是我们党开辟创建的一片重要根据地，不仅是战斗在清河平原上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和战斗在泰沂山区第四支队进行休整的地方，还是驻沂蒙山区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与清河、胶东两根据地进行联系的重要交通要道，也是我们向敌区开展工作和进行战略反攻的重要基地。由于这一地区临近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与张博支线上的张店、淄川、博山等重镇，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即加强了对我们党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而益临地区的艰苦斗争则是从1940年5月9日日军的那次大“扫荡”开始的。那时，敬焘同志任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就驻在距此不远的博山县东部的池上、李家一带，在日军的这次大“扫荡”下，县政府被迫转移到博山西南部的博莱边区。日军在这次大“扫荡”后，乘势在淄河沿岸的一些重要村镇，交通要道关口和具有控制作用的山头等制高点安设了炮楼、调堡和据点，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带我党开辟创建的根据地控制。特别是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撤出临朐县后，日军先后在五井、冶源一带又安设了一些据点，国民党顽军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也乘虚而入占领了临朐五井以西、博山东部池上与太河以南和以西的山区，使我们所在的益临淄博四县边区，完全陷入在敌伪顽的包围之中。即使我们党的力量比较强，群众工作比较好的益临博的杨集、峨庄一带，也被分割、“蚕食”的七零八落，一些村庄处于敌、伪、顽的夹缝之中，被敌称为“一枪能打穿的根据地”。而在这一地区与“四县联办”一起坚持斗争的武装，只有益都县大队。这个县大队是由原益都县大队和1940年下半年从临朐撤出的临朐县独立营一个中队合编组成的，共两个中队和一个通讯班。当时是由冯毅之任县大队长，安全任副大队长，高奋任教导员。
我当时所工作的蟠龙区，东至千峪村，西至孝妇河，南到南沈马庄，北至胶济路。敬焘同志来时，蟠龙区已被敌占领控制大部。区内有日军建的轻金属厂和开采的三坑、五坑、六坑、辛庄等煤矿，有纵贯洪山至南定的运煤小火车路，设鲁家、南定火车站。敌人因此对我们这个区统治的分外严密，设据点、炮楼多处，汉奸、特务活动非常猖狂。这时区内只有个别村庄，在夜晚我们可以进去开展活动。特别是1941年下半年，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淄河流域的分割与封锁。先是对这一地区再次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后又对他们所占领区域实行强化治安，使抗战工作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在这极为艰难险恶的斗争形势下，我们队伍中的一些党员甚至一些领导干部经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而叛变投敌。蟠龙区的东边益都四区区长邹民山叛变投敌，住在蟠龙区的昌城；南边的洪山区区委书记邵春光、区长孙俊礼、区中队指导员张竹亭叛变投敌；西边的八区区委书记陈涛、区中队长叛变投敌；博山七区区长孙伏武、淄博矿区党委宣传委员孙化清、淄川县公安局长郭俊三也都先后叛变投敌。更为严重的是，我所在的蟠龙区代理书记叶百英和区中队副指导员唆使部分区中队队员叛变投敌，区里大部分党员自首，环境严重恶化。
敬焘同志到任后，为了尽快扭转这一地区严重困难的斗争局面，他结合益临地区严峻的斗争实际，研究确定了依托在敌、伪、顽夹缝中现有根据地，深入敌区，依靠群众，坚决打击作恶多端的叛徒、特务，逐步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重新打开这一地区局面的斗争方针。为便于同上级联系开展工作，鉴于敌人的分割、封锁，泰山地委对益临地区不便直接领导等情况，鲁中区党委决定，工委直属区党委领导，并接受泰山地委的指导。这时，四县联办这一政权组织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只有被敌顽“蚕食”的七零八落的淄河流域这一狭小地区，就是淄河以东工委与四县联办所在的孙家岭一带星星点点几个村庄；淄河以西，除口头一带几个山里小村外，其他地方已完全处于敌顽的分割包围之中，别无其他立足之地。在这种严峻的斗争形势下，由于几个叛徒充当了日军的特务走狗，给工委和我们在敌占区坚持工作的地下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了坚持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困难和艰巨性。
记得敬焘出任工委书记没几天，就与冯毅之带着近20余名县大队精干人员，在一天夜里深入到我们蟠龙区境内的千峪、佛村一带，与我们区委在坚持斗争几名党员和两个村支书取得联系后，敬焘同志先是鼓励了我们几句后，非常简要向我们讲了工委今后开展对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接着就要我们谈谈情况。其中一位村支书对叛徒造成的严重危害，对大家无奈地说，现在的工作很难干，经叛徒这么一闹腾，群众特别是庄里乡亲们对我们也不敢信任了，见了就躲得远远，你生他们的气，责备他们几句，他们就很不客气地说，你们今天是共产党八路军，又是动员我们起来抗战，又是组织我们去打鬼子汉奸；可说不定什么时候，一披上日本人的黄皮，就领着鬼子汉奸来抓人、放火，骂我们是共匪，私通八路，闹不好还把俺一枪毙了，你说我们怎么办？这位支部书记说到这，不禁长吸了一口气又说，我被他们问得张口结舌，没话答对人家。他还对大家说，不但群众不信任我们干部，我们干部之间也相互不信任，都各有戒心。真是人心隔肚皮，神仙也难知。昨天有的干部和党员还表示坚决抗战到底，大骂叛徒无耻，今天却找不着人了，你们说这工作我该咋干？敬焘认真听完这位村支书诉说后，对我们坚持敌区斗争的几位同志作了一番耐心说服教育，使我们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后，鉴于不宜开大会，敬焘就要我们以该村为基点，连夜召集本村党员以召开秘密小会的方式展开工作。敬焘同志为重新打开蟠龙区乃整个益临地区的工作局面，就是这样经常趁夜深入敌区，帮助我们恢复建立党组织和指导开展群众与对敌斗争等工作。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7月，敬焘同志率领益都县大队在敌伪顽的夹缝中，依靠群众，采取昼伏夜出的斗争方式，与敌伪顽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斗争中，以敬焘为书记的工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从敌伪顽夹缝中钻出，带精干武装人员打入已变为敌占区的村镇，坚决打击作恶多端的叛徒和特务。同时，对原有的党组织进行了恢复整顿和工作上的指导。敬焘同志所到之处无不耐心向基层干部党员指明，目前的斗争环境确实很复杂险恶，工作也确实很难开展。但只要我们坚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不过，大家要看到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抗战到底，就能以顽强的意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险阻。敬焘同志还要求大家，要放开眼光向前看，光明的前程就在前面，只要我们咬紧牙关，与敌人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就能消除叛徒、特务给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与严重威胁，就能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就能更坚决有力地打击叛徒特务对我们党组织的破坏行动，就能尽快地粉碎敌人对我们根据地的“蚕食”和封锁。若在这暂时的困难和挫折面前发生动摇，就会造成一失足成为千古恨。敬焘同志还特别要求党员干部，在这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是对的，但要相互信任，加强团结，注意总结经验教训，相互勉励，同心同德开展工作，坚持斗争，使敌人无孔可钻，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党组织和抗战力量，并不断巩固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在敬焘同志领导下，卓有成效对敌区工作的开展，对这一带群众起了很好的振奋作用。一是使他们所到之处的党员干部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由于一些地方的个别党员或干部的叛变，使这些地方的党组织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幸免于难的同志，不仅常遭到叛徒特务的追捕，还由于叛徒特务利用一些社会关系，采取造谣、诬蔑、离间和反动宣传等手段，闹得同志间和群众不信任，难于开展工作，再加缺乏上级的及时帮助指导，使这些地方的党员和干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恼境地。但敬焘等同志们这些深入行动，不仅打破了叛徒特务的谣言与阴谋，还给了这些地方党组织今后开展工作的有力指导，使这些地方的党员干部真切地看到了上级党组织依然带领着精干的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很快树立起了坚决与敌斗争的信心。二是使敌占区的群众又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景。日伪军占领这些地方后，加紧了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的镇压，特别是一些叛徒对党组织的疯狂破坏和对抗日群众的残酷杀害，使白色恐怖的乌云一下就笼罩在了群众的心头。长时间生活在这种从未有过的血腥威胁下的群众，其苦痛可想而知。当群众看到敬焘同志等又带着队伍深入到他们之中时，虽有一种冷漠，可得悉敬焘他们接连铲除了几个曾抓捕杀害过他们亲人的叛徒、特务和汉奸，清除了长时压在他们的心头之患，无不暗自心喜，悄悄奔走相告“八路军游击队又来了！”。有位老人抖着胡子对着敬焘同志说： “幸亏你们来了，要不俺不知啥时候才能看到晴天！”尽管每次深入敌区的行动时间短，活动范围也不大，但却都有力震摄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三是这些行动对敬焘等同志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过去对敌斗争的认识，由被动坚持改为积极主动深入敌区的斗争策略与方法。这不仅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敌区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抗战的信心，也使整个益临地区为扭转过去的被动局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敬焘同志一向视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高于一切的精神，还在于他不畏艰难创造性开展工作，不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敌人，尤其他那英勇顽强，善于言传身教，不断进取的工作作风，教人工作起来特别有信心。1942年春，抗日战争在山东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乡”、“扫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这时也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
在这最艰难时期，敬焘同志为了继续推进益临边区的工作进一步打开对敌斗争的局面，在不断恢复和加强党的组织发展建设中，他还根据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益都县大队这支武装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武装力量。自抗战以来，有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游杂土匪队伍一直活动在淄河流域。敬焘书记领导的工委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发现有的游杂土匪队伍的人员尤其是他们的首领，也是出身于极贫苦的农民家庭，因受不了当地的恶霸地主的欺压，才上山当了土匪。尽管这一地区斗争形势严重恶化，在他们身上仍不失民族气节，一直独往独来不接受敌伪顽的引诱笼络。针对这一情况，敬焘他们先后派冯毅之等同志，相继争取了两支土匪队伍。第一支是杨敬坤部，经冯毅之一段工作就接受了我们的收编，被编为益都县大队第二大队，由杨任大队长，我们派党员崔子申担任指导员。1942年1月，这支队伍被我们收编不久，就在刘征遭到敌伪的突然袭击，杨敬坤与我们派去的崔子申率部激战。终因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杨敬坤在作战中牺牲。再是我们在口头区收编了一支由赵明堂为首的土匪队伍。经工作，赵很愿意接受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再加他打仗很勇敢，敬焘同志就将赵明堂的部队编为口头区中队，并要他担任中队长，我们派党员李竹田任指导员。为了从敌顽的夹缝中打开工委与泰山地委联系的通道，就派赵明堂、李竹田率这个中队，驻到了地处博山境内的鹿角山上，使他们依托这座山峰，成为我们益临地区与泰山区交通线上一个重要支撑点。正是有了这个支撑点，使工委在最困难时期保持了与泰山地委的联系，为打破敌伪顽对我们这一地区的封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这前后，敬焘书记还指示我们各区委派员打入敌人内部，开展了对伪政权和伪军的工作。随着敌伪对我根据地的不断“蚕食”，封锁和顽军的抢占，不少乡和村的政权都已伪化。这不仅使敬焘同志领导的工委和县大队给养越来越困难，也使他们的活动受到很多被动与限制。敬焘书记在指示我们各区委开展对伪政权和伪军工作同时，也亲自带工委的同志乘夜深入敌区，对一些乡与村的伪政权进行争取工作。在这些伪政权组织中，有些人员是被迫出来干的，这些人对日军也是仇恨的，只是因家在敌区，为了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不得已而为之。对这些人只要申明大义，理解其难处，他们均能接受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后来这些人也确实尽其所能给我们做了不少的事。尤其在对伪军工作方面，给我们帮了很多忙。因这些人大多在乡村中都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敌伪逼他们做其政权的事，就是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以加强所占区的控制。经敬焘等同志们做工作，这些人就以他们在这一带的声望和地位与各种社会关系，对一些伪军及其家属代我们进行工作，使一些伪军很快成为我们在敌人心脏里的耳目。
根据敬焘书记的指示要求，我们各区委和许多村党支部通过种种社会关系，把我们的党员和可靠的骨干分子，逐步打入到乡的伪政权和一些敌伪据点中。这些工作的有效开展，为我们从敌顽夹缝中打出去，开展反“蚕食”、反封锁，逐步打开我们各区的工作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我们各区的工作刚有了新的进展之时，敌人也加紧了对我们的打击。尤其对工委依托的根据地孙家岭一带，日伪顽曾数次相勾结进行围袭，但都被工委的武装凭借着吉吉顶、封山顶等地理优势，将其打败。日军鉴于对顽军不能统一指挥等教训，便秘密调集兵马单独行动。1942年6月29日，曰军以千余人重兵，分两路于天明前突然包围了吉吉顶和封山顶。这是工委武装能否守住孙家岭一带根据地最重要的两个制高点。敌人吸取往次进攻这里失败的教训，虽仍是以封山顶为攻击重点，但他们的企图却是以突破一点来动摇全局。其攻击的特点，是日军的兵士督战，伪军是主攻力量。我们这次守卫封山顶的是工委领导下的县大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激战终日，未失一个阵地。出入意料的是，这次敌人在天黑下来时没撤走，并在原地封锁保卫。情况表明，敌人这次是非夺取孙家岭一带不可。敬焘等工委的几个同志即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继续守下去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伤亡，为保存革命的力量，决定乘夜迅速转移。
敌人占领了他们久想占取的孙家岭一带后，很快在吉吉项和封山顶安设了炮楼，使工委一时没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村庄可立足安身了。为此工委完全实行了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转而深入到我们蟠龙区境内千峪、佛村一带敌占区，开始了在更加险恶环境中的对敌斗争。
从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这是敬焘书记带领我们坚持益临地区对敌斗争最为严峻的阶段，也是山东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尽管千峪村一带敌人进一步加强了伪化治安，但在我们前段的深入工作下，这里已成为工委与我们蟠龙区委在敌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但在千峪与佛村之间的山岭上敌人设了一个据点，在其炮楼上，不仅千峪、佛村等周围村庄尽在敌人眼下，而这个据点也是岭北千峪村通向佛村的一个关卡，行人路过都盘查。工委和我们区委深入到这里后，白天就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千峪村南山岭下梯田间的地堰屋子里。这种地堰屋子，是村上的农民修建梯田时，借着垒的石堰在梯田下筑起的类似窑洞但比较窄小简陋的土石小屋，一般可容五六个人。这些堰屋子的门口很小，一般都是拱腰伏身爬进爬出。进去的人，用堆在门里的石块，与石堰对齐，把门口堵死，从外面很难看出有什么洞穴口的痕迹。敬焘同志就是这样带领工委的人员与武装，在敌人眼皮底下昼伏夜出地同我们一起坚持斗争。
在蟠龙区，除工委和我们区委潜伏立足的千峪村一带，其他几个区对敌斗争也一时陷入最为艰难时期。主要是蟠龙区周围几个区的主要领导和我们蟠龙区委代理书记叶百英等叛变投敌后，其后的区委书记张金堂和有的党员干部又叛变投敌，使一些斗争骨干人员这时也消极逃避起来；再是我们蟠龙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党支部，又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成为敌人严密控制的地区。在区内形成了一里一据点，半里一碉堡，堑壕纵横，鹿砦林立的严峻形势。我们坚持在蟠龙区斗争的几个同志情绪也很低落，敬焘书记对此极为重视，并为加强我们区党的领导力量，工委很快召开了专门会议，决定派时任工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岳衡同志来担任区委书记。
我是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入党，1942年才十八岁出头，主要在区公所机关管财粮工作。听说工委给我们派来了岳衡任区委书记，大家都非常高兴，区长刘振东等同志精神也一下子振奋起来。岳衡书记来到后，首先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他说益临工委领导非常关心在蟠龙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们，临来前工委组织部长赵西林找他谈了话，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和蟠龙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还在会上对我们说，在他来蟠龙区工作动身前，工委张敬焘书记对他曾千叮咛万嘱咐，要求我们“要立足蟠龙，扎下根，坚持到胜利”。
岳衡同志来到蟠龙区后，按照敬焘书记的要求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建立起了坚强的区委领导核心。岳衡到任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敬焘书记带着几个武装人员又来到我们蟠龙区。正值岳衡组织我们建立区委，除岳衡任书记，刘振东同志任区长外，并推荐我和胡冠英同志任区委委员。我当时才十八岁出头还不很懂事，对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有些胆怯。敬焘书记看到我有些难为情时，就过来跟我讲： “小白，你勇敢、机智、工作又出色，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就大胆的干吧”。张书记的这一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一下涌遍全身。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特别激动，教我忘不了张书记，催我想念张书记。二是很快充实壮大了区委自己的武装。当时，因蟠龙区中队副指导员及部分区中队队员叛变投敌后，留下来的10余个同志也散散漫漫，政治工作非常薄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于是敬焘书记和区委就决定派我去这个中队当副指导员。我受领这个任务后来到了区中队，先是进行了调查了解，经先后与原有的几个党员骨干谈心交心，分析斗争形势，有力增强了他们的革命意志；再是与队员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及时进行形势教育，并在斗争中注意发现勇敢、机智的队员及时吸收加入党的组织。就这样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区中队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队伍。三是恢复地方政权工作。这项工作也很艰巨。当时，我们认真分析了蟠龙区的100多个村庄的情况，基本上有三种：一种是表面看是为敌人办事的，实际上则是我们的人。象东官庄的阎春吉，这当然是可以依靠的对象；第二种确实是敌人的村长，但比较开明，有抗日倾向，我们就充分争取这种人为我们做工作；第三种就是那种跟敌人死心塌地的顽固派。对这三种人，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一是教育，促使他们抗日；二是对教育不过来的反动顽固分子，就坚决镇压。正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上述不同的方针政策，通过一年多的斗争，村一级政权90%以上很快就恢复建立起来了。这使在敌人铁蹄统治下的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斗争形势这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我们在蟠龙区扎下了根没有被敌人挤出去，而是我们整个益临地区的对敌斗争也由被动转向主动，各个区的党组织、地方武装、政权和群众工作，在不断打击敌人中逐步恢复发展壮大起来。这都与敬焘书记的坚强领导分不开的。
敬焘同志一向视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高于一切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一贯坚持深入基层，细心倾听干部、党员和群众意见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改进党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还深刻体现在他非常注意关心干部在思想政治上的提高进步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上。1942年夏秋之交，山东的抗日战争正处最艰难时期，益临地区的形势也变得更加严峻起来。主要是日军对我们恢复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实行了频繁“扫荡”。群众都编成了顺口溜： “小清小扫三六九，中清中扫月月有，铁壁合围拉网战，大清大扫冬春秋”。在这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敬焘同志就“如何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起群众进行斗争”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他带工委到几个区坚持斗争时，也曾与区委的干部们进行过讨论。对这一问题，大家都有着深刻的体会。有的对他说，过去的斗争教训告诉我们，不发动和组织起群众来，我们就不能真正地去依靠群众，就会在对敌斗争中被动起来。有的对他说，在敌人疯狂向我们根据地“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时，由于我们没有执行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也就失去了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也就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帮助，所以，使我们最后连几个山头也没有守住。有的对他说，在这之前，我们长期坚持几个山头，没有按照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区坚持联系群众，实际上使我们长期脱离了群众，使我们的对敌斗争越来越被动，以致敌人把我们从山头上挤下来。敬焘同志不仅在调查中细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他对每个问题作系统调查后，就利用作战等间隙，与工委一班人一起检查总结工委的有关工作，在提出新的工作任务目标时，都会及时改进工委的组织领导与工作方法。如这期间的群众工作，益临工委就及时作出了抓好群众工作的具体意见：
（一）要抓紧做好对群众的教育。特别是原为我们根据地的一些地方，随着敌人占领与伪化加剧，我们又长时间与这些地方群众失去联系，再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与叛徒特务破坏威胁，这些地方的群众思想有顾虑，甚至对我们产生怀疑。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到群众中做耐心细致的说明教育等工作。
（二）要以不断寻机打击敌人来鼓舞群众。大家认为，深入到群众中开展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叫群众信服我们的宣传教育，必须积极寻机，以不断打击敌人的胜利，使他们身心受到鼓舞，我们的宣传教育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工委要组织领导各区委恢复建立工农青妇各级抗日群众组织，把群众秘密组织起来。这不仅便于我们依靠他们在敌区开展活动，更有力打击敌人，也使他们亲身参加到对敌斗争中来，切身感受到我们党对抗日斗争的领导与决心。这样既使他们受到教育鼓舞，也使他们成为我们在敌区坚持斗争的真正靠山。
正是在敬焘同志坚强深入的领导下，我们蟠龙区乃至整个益临边区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并使整个边区的形势从根本上开始好转。1942年11月9日，日军“扫荡”我沂蒙山区根据地后向北回撤的千余日军，路经淄河流域时，得悉马鞍山上有八路军的重要干部，即令部队发起强攻。在此养伤的我鲁中军区某部副团长王凤麟，率领干部、战士、伤病员及干部家属40余人，凭险据守，对敌展开顽强抗击，最后终因寡不敌众，马鞍山失守。尽管敌人这次占领了马鞍山，对我们活动有很大影响，但其作用已不再如过去。因山下周围的大部村庄已属我们工作范围，盘踞在马鞍山上的敌人反受到我们许多控制。同时，我们在泰山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率领的部队帮助下，逐步展开反“蚕食”、反封锁，使敌从我根据地中分割出去的一些村庄、区域又开始连接起来。
我们在敬焘同志坚强深入的领导下，还战胜了严重的灾荒。同时，也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他始终把群众的根本利益挂在心头。1942年，天公不作美，淄河流域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再加上年就歉收很大，群众手里几乎都没有粮吃。入冬后，许多群众都拖家带口踏上了逃荒的路。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日军的“扫荡”、封锁，使群众、部队和我们坚持地方斗争的工作人员的生活都陷入困境。特别是进入1943年后，我们所处的淄河流域，不仅将所能吃的树叶、树皮、野菜、草根吃光，就连一些陈年积下的糟糠也挖出来充饥。更为严重的是临朐及其与博山毗邻的李家、池上、峨庄一带，由于长期受到盘踞于此的国民党顽军的洗劫，造成了惨不忍睹的“无人区”。鉴于这时益临工委与泰山地区已打通联系，鲁中区党委为便于加强对益临地区的领导，于同年3月初决定益临工委划归泰山地委领导。在此前后，敬焘同志为了帮助群众度过灾荒，搞好春耕生产，以利重建家园，与工委的同志们带领我们益临边区的各级党组织在开展顽强对敌斗争中，组织进行了一次极为艰苦的生产救灾运动。他一面向鲁中区党委报告了边区的严重灾情，请求支援；一面组织边区各级党组织领导群众，按照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发出的指示和政策，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减租减息斗争，给群众减轻了部分负担。鲁中区党委也千方百计筹集了部分粮食，对我们益临地区进行了支援，救济了群众。也使我们各区委有力组织领导群众完成了春耕生产，让群众在深重的灾难中切实看到了求生的希望，许多逃荒外地的群众得悉后，又纷纷回到了家乡。
敬焘同志还非常注意关心爱护和教育培养干部，一向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人政治上、工作上不断得到新的提高与进步。即使有时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也如春风时雨、金针度人，令人感动不已，永难忘怀。我在敬焘同志领导下工作两年多中，对我们区委一班人的批评只有一次，也是出乎意料的一次。虽然他批评的主要对象不是我，可他这次严厉批评令我一辈子想起来都感动不已。那是1943年6月未，我们区委一班人决定利用内线，以智取方式打掉双塔寺炮楼，为周围群众除害。因双塔寺炮楼住的汉奸队经常到附近的洼子村等几个村庄进行骚扰，进庄见东西就抢，见女人就撵，简直是一伙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阎罗土匪。乡亲们都恨得咬牙切齿。但双塔寺炮楼座落在罗家庄东北方向，离洪山六坑的敌据点只有里把路且地据险要，建构牢固，护围严密，易守难攻。炮楼两层，高有十几米，炮楼外面有一道鹿砦和一条宽7米、水深2米的壕沟，壕外周围都是一二百米宽的开阔地，只有一座吊桥连接内外，拉起吊桥插翅难过。
对打掉这一炮楼，尽管是智取仍有很大的冒险性，但我们还是决定打。就让名为炮楼的“情报员”，实为我们打入炮楼的内线人员闫春吉、给炮楼长送了一封信，说东官庄更换新村长，新上任的村长要请客。炮楼长一看很高兴，就答应到时去请他。
为扩大影响，我们决定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行动。由阎春吉这天上午10时陪同刘振东和区中队班长孙化东等前往炮楼。刘振东背着褡裢，里面装满活鸡、鲜鱼、蔬菜和酒。不过酒瓶里装的都是汽油。我和岳衡书记带领区中队的十几个人埋伏在附近的一个碴子堆后，准备迎击增援的敌人。刘振东等大摇大摆地进了炮楼，那炮楼长笑嘻嘻的迎过来时，就被刘振东用枪点住了。炮楼长想动手，被我们的战士一枪打死了；接着刘振东又开枪打死了站在楼梯上的敌人。枪一响，炮楼二层的汉奸们知道大事不好，也开始往下打枪。班长孙化东耐不住性子，一个箭步就上了楼梯，刚一露头，就被敌人一枪打中，倒下了。说时迟，那时快，刘振东掏出活鸡，倒上汽油，点着火，嗖地扔上二楼，接着又扔上两颗手榴弹，轰隆隆一阵爆炸声，把敌人炸懵了，楼上没了动静，只有熊熊烈火在燃烧，浓浓黑烟在翻滚。刘振东等趁势冲出炮楼，越过开阔地，和我们一起进了青纱帐。这时，附近敌据点的汉奸鬼子都闻声出动，确扑了个空。
这一仗打的是有点冒险，特别是牺牲了孙化东那样一位好同志，但确实彻底摧毁了敌人炮楼，震慑了敌人，使其闻风丧胆，再不敢在这一带骚扰老百姓了。事后我陪岳衡书记、刘振东区长到工委汇报战斗情况。走在路上，我们三个都很高兴，想领导一定会好好的表扬一下，但没想到却挨了敬焘书记的一顿批。临到中午我们赶到了工委见到敬焘书记后，他先是用水饺好好招待我们吃了饭，接着我们就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了我们打双塔寺炮楼的战斗情况。可张书记一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而是虎着脸对我们说： “刘振东、白光标你们两个先回去，岳衡同志留下写检查！”，我们一听，懵了，打了胜仗还写检查？但没敢辩解，就按张书记的要求我和区长刘振东先回去了。岳衡书记留下写检查。后来听岳衡书记讲，检查写了好几遍才通过，敬焘书记这时才坐下来谆谆告诫岳衡说： “组织上派你去蟠龙干什么？你带区委的3个核心成员竟去打炮楼，如果你们3个发生了意外怎么办？我们做了一年多的工作，岂不都前功尽弃！不要忘记，你是主要领导！”。尽管我没亲耳聆听敬焘同志的批评，却依然使我们都真切感受到了他对我们关心、爱护和培养教育的满腔热忱，使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终生难忘。
再是敬焘同志对干部的关心、爱护和培养教育，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和工作上，对每个同志的生活和家庭等情况也是非常重视的。几十年后，凡是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这样一个体会，他对每个同志都是很了解的，甚至对他工作过地方上的一些村支书和党员的情况都是非常了解的。回想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战斗的那几年，有两件事足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一是我在蟠龙区工作时是小青年，我只认共产党好，愿意跟着共产党干，所以区公所的财粮领导都放心叫我来管理账务等工作。记得在形势稍为好转一点，我们党的队伍中就有个别干部搞贪污，搞腐化享乐。新任蟠龙区区长陈子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区里的一部分工作经费拿去花了，后来查帐查出来了我叫他还帐他不还，反而叫我卖了家里的六亩地替陋赔上了。这不仅闹得我家老母亲没法过日子，还使我无形中背上了贪污的罪名。这事后来让岳衡同志知道了，他就跟敬焘书记作了汇报，工委决定将陈子山撤职，并要他把地钱退给了我，还了我清白。此人后来叛变投敌。二是解放后，我虽与敬焘同志都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但他1960年就调回了山东工作，其后的20多年中都忙于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联系。80年代初。当我从上海外贸部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就要求组织安排到了生我养我和我曾经战斗工作过的淄川。后来，在济南见到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敬焘同志时，他依然是哪样推心置腹，高情厚谊对我，非常关切地问道，你什么时候从上海回来的？你回来后怎么不来找我？接着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留在济南总比住淄川的条件好些吧。我说，老书记呀，淄川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们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共同战斗过的地方，这里的老百姓好啊！我离不开这里的山山水水啊！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啊！这你是了解我的。他深情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大江流日夜，我心悲未央。不想我一向特别敬重的老领导敬焘同志，于2002年末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至今已近10年。但他对我的关心乃至血火昔日的爱护和培养教育，就像一团烈火永远燃烧在我的心中！
（作者：原上海市外贸局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