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外的小山上，过去马匪军修了一些砖头碉堡，我们来到后略加整修，就成了我军城外的警戒点。战斗开始的第一天，敌人的骑兵向我外围发起进攻，碉堡里的战士凭借着有利地形，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入夜，部队调整了部署，除留一部分部队在城外支撑点坚守以牵制、阻击敌人外，其他小据点的部队，一律撤进城内准备守城。
第二天，敌人的步兵来了。加上头天来的骑兵，兵力共约七千多人，等于我们的七倍。敌人凭借着优势的兵力，向城外的碉堡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我军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尤以二营六连最突出，该连战士们和敌人浴血搏斗了一天，最后，除三个战士在我城头的重机枪掩护下撤回城里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我军守的碉堡和城墙约有一千米之隔，我们在城墙上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敌人攻上了碉堡，把负了重伤的战士剥光了衣服，推到碉楼顶层的平台上，一个长满络腮胡的马匪军，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把伤员们一个个活活砍死，然后割下头，挖出心，用枪尖挑着挂在碉楼上。我们的心被仇恨的怒火烧焦了，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出城去，救回同志们，把残暴的敌人全部歼灭。可是城墙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围困着，力不从心，只得暂时压下悲痛坚守城围，相机歼灭敌人，为战友复仇。
第三天，敌人开始攻城。我当时在师部任侦察参谋。为了加强防守，及时而有力地支援守城部队，师首长命令我从师的领导机关、直属部队及交通侦察队当中，选拔一些人员组成一支强有力的突击队，每人带一支驳壳枪，背一把最好的战刀，带上充足的弹药，由我带领着，不分昼夜在城上巡逻，发现哪里危急，就赶到哪里去支援守城部队。这支突击队的成员，有机关干部，有传令兵和侦察兵，还有炊事员，马夫和理发员……这支突击力量出现在城头，给守城部队很大鼓舞。
当天夜里，我带着突击队在城上巡视，战士们用柴草扎成火把，点着扔下城墙，借着火光观察敌人动静。忽然传来消息，说城北关敌人开始了攻城，情况非常危急。我们像一阵风似的扑到城北，只见有些敌人已经爬上城墙，城下还有许多的敌人，抬着梯子继续靠上城来，城外的一片房子被敌人点着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敌人像一团团的蚂蚁，密密层层地顺着梯子爬上城头，喊声、枪声响成一片，我一挥手喊了一声“打”，一排手榴弹在敌人堆里爆炸开花。敌人随着爆炸火光纷纷摔下城墙。后面督战的匪军官又赶着匪兵一次又一次地往上爬，只见刀光闪闪，热血飞溅。子弹打光了，我们就举起大刀砍，刀刃砍卷了，就搬起砖头砸。靠着城墙，有一排破旧的房屋，我们把砖头梁柱拆下来，搬到城墙上，用它来打击敌人，砖头滚木像下雨一般飞向敌人堆里。师部有个老理发员，过去一直没有参加过战斗，但当他看见城外同志们被残害，心中无比仇恨，不分日夜，冒着炮火上城送弹药、抬伤员，并坚决要求参加突击队。在战斗中他一连砍死了几个爬上城头的敌人，最后负了重伤。就在这时，一个冲上来的敌人，用马刀戳穿了他的肚子，腹内的肠子一涌而出，他忍痛把肠子塞进肚里，紧了紧皮带，猛地从后面扑向一个敌人，一口咬住敌人的脖子，死死地抱住敌人就地一滚，一起摔下了几丈高的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
经过十几分钟的血战，敌人终于被打了下去。月亮升上来，照着这片刚刚血战过的战场，城头上到处是砍卷了刃的大刀，砸断了把的步枪和敌人密集的尸体。战士们连夜打扫了战场，修补了城墙，补足了弹药、砖头、滚木，并进行了动员，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战斗。过了一阵，南关的敌人又开始发起攻城，我们提着刀，又向南关奔去。
激烈的血战，一直连续了五昼夜。
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城内的处境也越来越危急。每个战士身上只剩下几粒子弹，粮食也吃完了，伤员不断增加。最令人焦虑的是战斗打响的第二天，旧城与总部的电话联系就被切断了，全师已处于脱离上级指挥的孤立无援的境地。
师部决定派小部队突围，与总部取得联系。
第一次派出的部队，刚刚出了城门，就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回来了，第二次突围部队冲到城东的大路上，又遭到敌人骑兵的包围，经过一场激战，突围人员全部壮烈牺牲。从此，敌人更加强了城外的警戒。
傍晚，我走进指挥所，政委正在屋子里焦急地徘徊着。师长左臂负了伤，脖子上挂着一条沾满血污的绷带，伏在桌子上看地图。他们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眼皮浮肿，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桌上摊着一张地图，地图上从旧城通往新城的一条大路上，用红铅笔画了许多符号，师长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仿佛是要从这张普通的白纸上，寻找出如何解救全军危境的秘密来。
我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是非常严重的，部队距离主力很远。总部又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坚守下去？弹尽粮绝全军覆灭的危险在等着我们，全军突围？也势必受到重大的损失。部队处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对一个负担着全师命运的指挥员来说，心情该是多么的沉重啊！
政委见我走进来，抬起了头，用严肃的声音对我说：“曾绍山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决定再派几个干部带领一支部队突围，不论多么困难，一定要设法冲出去，与总部取得联系，你看谁去比较合适？”
我说：“干部们经过了几天几夜苦战，都累垮了，还是让我去吧。”
政委听了以后，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摇摇头，踱到屋子角落里，顺手撕下一张废纸，撒了些烟末，卷上一支烟，使劲地抽起来。
我心里暗想：在司令部的干部当中，我曾多次勘察过城外的道路，并且掌握我军部署和敌方的详细情况，便向政委要求说：“城外的地形和城里的情况我比其他同志熟悉，一来出城比较有把握，二来也便于向总部汇报情况，再说新城又不太远，最多一昼夜就赶回来了。”
政委还是沉默着，不断地喷着烟。
我想，政委也许是在担心我的安全，我清楚地知道，执行这个任务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一想到我军目前的处境，我的心便沸腾起来。在全军命运处于危险境地时，个人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呢？
想到这，我更加坚决地要求政委派我出城。经过了反复的考虑，他终于答应了。
根据上两次突围的教训，我决定只带两个交通侦察员。之所以这样做，一来为了不影响守城的战斗力；二来人少目标小，行动灵活便于隐蔽。
我来到交通侦察队，把这次突围的计划一宣布，一群侦察员立即包围了我，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递到我的手上来，个个要求同我一起出城。
侦察员魏生友同苟元书把两份血书塞到我的手中，恳求地说：“带我去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我望了望这两个青年人，问道：“这次出城，是老虎嘴里敲门牙，脑袋别在胯腰上，你们不害怕？”
魏生友一瞪眼睛虎彪彪地答道：“反正一辈子只死一回，怕个啥！”
我深深懂得我们战士的性格，在需要的时候，就是上刀山、下油锅也在所不辞，便笑着对他说：“为什么打算死呢？我们要活着完成任务回来！”
我决定带苟元书、魏生友出城。我们从师部抽了两支最好的驳壳枪，带了充足的弹药，每人背上一把最锋利的马刀，换上草鞋，又把身上伪装得同自然景物一样，一切准备停当，天已经黑下来了。
那正是九月中旬，月亮很明亮，政委陪着我们走上城头，远远望去，城外敌人烧起的篝火，一堆连着一堆，一团团的火光，把城墙层层围了个水泄不通，火光近处，人影晃动，战马嘶鸣，敌人盘问口令呼喝声不时传来。我们准备先用筐子绑上绳子，一个个吊下城去。试了一次，又觉得不保险，万一被敌人发现，坐在筐里，悬在空中，上下不得，岂不束手待毙？经过研究，决定从南门出城。
月亮偏西，已经到了后半夜，城外敌人的篝火有的已经熄灭了，我们来到南门，政委握着我的手，声音低沉而有些嘶哑地说：“你们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祝你们成功。”
城上的战士和伤员们，也团团围上来，伸出包扎着绷带的手，向我们告别，我环顾了一下，战士们大多是带着伤坚持战斗的，身上溅着血污，瘦削的脸上，呈现着兴奋的神色，无数对陷落下去的眼睛里，闪射着关切、鼓励和希望的神情。我用力握着他们的手，说：“同志们！等着好消息吧！我们三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剩下最后一口气，爬也要爬到新城，同上级和兄弟部队取上联系。”
守城门的战士，搬开了堵城门的沙包，伏在门上听了一阵，听城外没有声音，才轻轻地把门开了一条缝，政委亲自指挥部队掩护我们出了城。
我们先顺着城墙根向东爬行了约百多米，在一段土坎下伏下来。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望城上，在昏暗的月色照耀下，城垛上露出了许多黑色的人影，那是政委和守城的战士们正关切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个念头：“如果顺利，两天后我们就会把援兵带回；如果不顺利，也许这就是与同志们最后的告别了。”我努力压下自己纷乱的思绪，留恋地向城上的战友最后望了一眼，带着苟元书和魏生友，看准城外一间平房和一个碉堡之间的空隙，慢慢摸过去。
靠着身上伪装的掩护，我们越过了城外第一道警戒线。我们时而身体紧贴着地面，时而匍匐向前，时而低姿跃进，经过了无数的洼地、田坎、刺丛，爬过了敌人的尸堆，向敌人第二道警戒线爬去。为了绕开敌人的哨兵，我决定从敌人两堆篝火当中的田坎边上摸过去，因为往往越是在敌人眼皮下，敌人越是容易麻痹大意。
火堆越来越近了，几个敌人围着火正在煮夜饭，麦秆子劈劈啪啪地烧着，火星乱飞。窗体底端两个马匪军一边吃着饭，一边哇哩哇哩地不知说些什么，其中一个站起身来冲着我们隐蔽的地方走过来了。我回头一看，见我们左边有一堆麦垛，我做了一个手势，魏生友和苟元书连忙爬到麦垛后边隐蔽下来，哪知这个匪军竟向麦垛走来，黑暗中我碰了魏生友一下，他轻轻抽出了大刀，准备敌人万一发现我们，就挥刀将他砍倒。敌人越来越近，差一点踩上了苟元书的脚，黑暗当中，幸好没有被他发现。原来匪军们麦秆烧光了，他是来抱麦秆的。敌人哗啦啦地抱着麦秆，叽里呱啦的回去了，趁着这阵响动，我们迅速地越过了麦地。
月亮落了，天显得特别昏暗，几米外的树木草丛都模糊难辨。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两个多小时，忽然感觉正前方有一些黑压压的东西挡住了去路，又行几步，觉得手上摸到了一摊湿漉漉的东西，一闻原来摸了一手血，地上横七竖八放了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仔细一看是被敌人残杀的战友，有的被砍断了手，有的被割去了头，看样子牺牲前都与敌人激烈地搏斗过。再抬头一看，我们吃了一惊，原来我们摸到敌人碉堡边上来了。
碉堡里的敌人，这时已沉沉入睡了。匪军的哨兵夹着枪，揣着手，缩着脖子，在碉堡四周踱来踱去，魏生友气得红了眼睛，他一伸手拔出马刀来，就要向碉堡奔去，干掉哨兵。我挥手止住了他。当时我也真想向枪眼里甩几个手榴弹，炸他个血肉横飞，为死难的战友复仇。可是一想到我们的任务，我压抑住了愤怒。我知道稍一暴露，我们就将前功尽弃。我们绕过碉堡，沿着一条小河，飞快地向河下游跑去。
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地，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们爬上一道山梁，想把周围的道路地形观察清楚，以便确定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但是丘陵起伏，晨雾迷茫，夜里出发时看到的判断方位的目标，现在都看不见了。哪个方向是通向新城的道路呢？我们一刹那间转了向。
苟元书焦急地说：“天快亮了，到处是敌人，要是摸到敌人阵地上，牺牲了事小，完不成任务怎么交代？”
魏生友操着一口大别山六安土话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依我说，我们朝东方顺大道放开胆子走，冲出去了算我们命大，冲不出去，豁上这百来斤，拼他几十个也够本。”
我开玩笑地安慰他们说：“我们三个是程咬金搬兵，福星高照。有马克思在天之灵，一定会马到成功，先莫着急，我们顺着南边的山梁走，天亮了就会找到道路。”
三个人正在商量，忽然听见草堆里有响声，仔细一听，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喊：“同志！同志！”把我们吓了一跳。走近一看，见一个重伤员躺在草堆里，他遍身是伤痕，面色苍白，伤口流出血，把草地染得鲜红，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原来他是城东北角碉堡里的射手，在敌人攻占碉堡后，负了重伤，藏在战友的尸体下躲过了敌人的屠杀，夜里，忍着痛咬着牙爬到这里来。他紧紧地抓着我们的手，眼泪夺眶而出，断断续续地说：“……同志，请转告首长……我们全连的同志，同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没有辱没红军战士的光荣……”他吃力地喘着，还想说什么，但还没有说出来就昏迷过去了。
我同魏生友、苟元书三个人抬起他，想把他安放在一个较隐蔽的地方，但他却挣扎着，用极轻微的声音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了，快赶路吧，城里的同志等着援兵呢！”苟元书安慰他说：“我们不能丢掉你，我们把你背到新城去。”走了几步，他冰冷的手臂垂了下来，安静地闭上了眼睛，牺牲了。
我们把他安放在一个土坑里，盖上青草，含泪向他告别，怀着悲伤和仇恨，飞快地跑下了山，根据牺牲射手提供的情况，大致上判定了我们的方向，顺着一条土路，放开大步，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跑去。
走了不远，突然土路上出现了敌人的骑兵巡逻队，我们连忙让开道路爬上路南的山梁，刚走几步，山梁上也出现了敌人的骑兵。在山梁与土路之间的半坡上，有一片刺丛，刺林很密，下边还有一个半人深的坑洼，虽离土路咫尺之隔，倒也十分隐蔽，我们急忙钻进刺林，紧紧靠在土坑的壁坎上，驳壳枪顶上了膛，手榴弹抽了弦，注视着敌人来的方向，耳听纷乱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渐渐来到我们的头顶上，领头的匪军勒住了马，同山梁上的敌人互相打着招呼，然后扬鞭驰去。马蹄掀起的灰尘、石子，纷纷掉到我们的头上。
苟元书拍了拍身上的灰，俏皮地说：“敌人真个是瞪眼瞎，做梦也想不到，在他鼻子下还有我们三个程咬金。”
敌人走远了，我们才深深吐了一口气，这时猛然感觉到浑身发痛，原来全身的衣服和肉皮都被荆棘剐破了。正准备上路，敌人的巡逻部队又出现了，如是者三。我们见敌人巡逻很严密，只好伏在刺坑里等待天黑。
我们靠在刺坑里，眼巴巴地望着天上的太阳，盼它早些落山，可是太阳却像故意与我们作对一样，一动不动的挂在天上，手表上的秒针滴滴答答地响着，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比平常慢好几倍。
到了下午，肚子里叽里咕噜叫个不停，魏生友摸了摸，才发现带的干粮袋在沿河边奔跑的时候丢掉了，饿了一天一夜，肚里实在难受，魏生友风趣地说：“现在要能有一块牛肉干，那可真解馋。”这一说不要紧，把苟元书的话匣子可打开了。他滔滔不绝地吹起四川吃食来，什么回锅肉、炖蹄子、炖腊肉……来了一顿丰富的精神会餐。
太阳落山以后，路上巡逻的稀疏了，我们赶紧登程，一口气跑了二十几里路，只觉得腰酸腿软，口干舌燥。抬头一看，迎面有一道小河，清亮的河水从一道堤坎上奔流而下，靠着堤坎，有一座磨坊，流水哗哗啦啦的冲击着一个巨大的木头轮子。我们觉得又渴又累，想找个隐蔽的地方歇歇脚。我派苟元书到磨坊侦察了一下，磨坊主人跑了，我们顺着石阶，走到河边上，把头埋在水里，饱饮了个痛快。坐了一会儿，正准备继续前进，忽然听见大路上有人说话的声音，急忙闪进磨坊隔着门缝向外窥视，见有两个马匪军挑着两担麦子，下了台阶，径直向磨坊走来，看样子是来磨面粉的。
我向魏生友使了个眼色，他们闪身躲在门后，磨坊很窄，狭路相逢，敌人一进门就发现了我们，一场搏斗开始了。敌人摞了麦担子，伸手拔出明晃晃的鬼头刀，猛地向苟元书头上砍来。苟元书一闪身，刀刃砍进了一个木柜子，陷得老深，拔也拔不出来，敌人回头抽出了扁担，劈头就抡，被苟元书伸手夺过扁担，当头一棒，把他打翻在地。另一个大胡子慌了手脚，拔腿就跑，魏生友抽刀堵住了门口，大胡子敌人见势不妙，抛了大刀，连喊带叫地跳上窗户，还没有跨出前腿，魏生友蹿上去手起刀落，把大胡子一刀砍倒，狂叫着摔到窗外的河沟里，水里浮起了一阵红色的泡沫。
我们不敢再顺大路前进，只得沿着山梁后的小路行走，午夜，在起伏蜿蜒的丘陵地带里，呈现出了新城模糊的轮廓来。
“到了！可算走到了！”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顿时精神百倍，忘了饥饿，忘了疲累，脚下像长了翅膀似地飞跑起来。不一会儿，新城的城门、寨墙、房屋愈来愈清晰了，几天以前，我军路过新城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时，城里的地主老财都跑了，老乡们在街头上热烈地欢迎我们，我们砸开了地主满登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夜里，在十字街口搭上台子，点着亮堂堂的火把，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的道理。想着想着，不觉来到了城下，抬头一看，我们吃了一惊，城墙上贴着敌人的告示，城外的广场上，横列着许多被残杀的群众的尸体，许多房子被烧成了废墟，出发前，分析说新城驻着我们的友邻部队，可是看看现在的景象，明明是敌人刚到过这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敲开了城外一家老乡的门，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看我们的打扮，急忙把我们拉进房子，拴上了门，向我们哭诉起来，原来新城的红军在上午撤走后，马匪军的骑兵进了城，又是烧又是杀，他的儿子因为给红军带过路，也被匪军用马刀劈成了两段，听完了老人的话，就像是迎头泼了一盆冷水，我们的心凉了半截，三个人沉默了半晌，苟元书抬起头来，问道：“怎么办？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站起来，一摔帽子说：“走！再往东走，一定要追上部队，他们不会走远！”
绕开城墙，我们又出发了，刚出城不到两里之遥，迎面又来了一支骑兵队，眼前是一马平川，没有一块可以隐蔽的地方，骑兵队立即发现了我们，纵马奔来，马蹄扬起的灰尘，遮住了昏暗的天际，我们三个人，立刻抽出了手榴弹，拉天线，准备同遭遇的敌人作最后的搏斗，骑兵愈冲愈近，看来约摸有三十多个人，带着皮帽子，穿着大皮袄，手里挥着雪亮的马刀，眼看就要冲到我们的面前。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心被一种懊悔的心绪纷扰着，想起了旧城的战友们，他们正在殷切地盼望着援兵，想起了政委送我们出城时的嘱托，想起了牺牲射手临死前眼睛里闪射着那种期待的神色……这一切都像钢针一样刺着我的心。我们几个人，牺牲了事小，而没有完成求援的任务，这将要使城里的多少同志遭受到更大的流血和牺牲啊！
骑兵队冲过来了。我正要拉开手榴弹的保险弦，领头的一个大个子突然勒住马，挥手喊道：“不要开枪！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一听他那满口的大别山土话，心里怔了一下，正要答话，魏生友却操着大别山的六安腔开了口：“我们是旧城出来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领头的大个子听见了乡音，对我们打量了半天，笑着跳下马来，说：“同志们，是自己人！我们是九军侦察排，来增援你们的，你们辛苦了！”说着一拥而上，使劲握着我们的手，一股热乎乎的暖流，涌上我们心头，我回头一看，魏生友的眼睛里已经包满了激动的泪花。
不一会儿大队赶到，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也来了。我把城里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汇报，他立即命令炊事班为我们做饭，并热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守得很顽强，我们带了两个师来增援你们，只要城里能再坚持一夜，明天拂晓，我们就能赶到了。”
我们三个人在他热情的招待下饱餐了一顿挂面，我骑上一匹马，走在前边为骑兵部队带路，星夜向旧城飞奔。
第二天拂晓我们赶到旧城。
敌人步兵事先得知消息，已有一部撤走，另一部分正在仓惶地收拾行装，我们催动战马，排山倒海地向敌人冲去，杀声震天，雪亮的马刀飞舞，把敌人杀得人仰马翻，乱成一团，纷纷向西边溃退。
城里的同志，一见援兵来到，个个精神百倍，集中火力，猛烈向敌人开火，顷刻，一片火海扑下城来。在我们内外夹击下，敌人死伤无数，匪军的骑兵也拨转马头，狼狈逃窜。我带领了城内一队骑兵，狠狠地追赶敌人，战士们被复仇的火焰烧红了眼，刀光四起，枪声稠密，子弹连串的射进敌人胸膛，矛头戳进敌人的肚子，大刀飞向敌人的颈项，敌人的脑袋，像落了蒂的西瓜纷纷滚地，断胳膊断腿的敌人，狂叫着翻下马来。一口气追了三十多里地，田野里扔下了三百多具匪军的尸体，我们终于给死去的战友们报了仇了！
援兵同守城的部队在城下会师了。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歌声、笑声和欢呼声，响彻了田野。守城的战士们把魏生友和苟元书围起来问长问短，问着问着，把他们抬起，向空中扔啊扔啊，扔了好半天，沉寂了七昼夜的旧城像一片沸腾了的海洋。我同师政委站在城头，望着这欢腾的胜利情景，回忆起几天来的浴血战斗，真是百感交集，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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