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张敬焘同志出任中共普陀区委书记时，我正在团区委工作。后来我虽被调到区委工作，与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他却以自己模范的行动弘扬了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和引领了周围的人。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广大干部党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开始，我们对这位新来的领导并不了解，后来大家知道，张敬焘同志在来普陀区之前已经做了10年的地委书记，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我们觉得这个做了多年领导应该很有领导派头，结果没想到，他来了之后居然连一间单独的办公室都没安排。记得他刚来不久，我到区委开会，看到在十几个人开会的小会议室角落，摆放着一张很小的办公桌，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各种文件。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张敬焘同志的办公室。我回部门后，与同事谈起这件事，一些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位区委书记竟然是在那样的办公条件下工作。这件事让大家意识到，张敬焘同志是一位没有架子的领导。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穿灰色的制服，衣服略微有点皱，看上去显得有点土里土气。因为人很瘦，他的裤脚管总是显得很大。大家看到他，都叫他张敬焘同志。
张敬焘同志为人随和，但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他对一些完成工作不符合要求的干部在区委开会时会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在我看来，都是从爱护、关心干部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为了“训人”而发的“火”。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批评，但我想要是受到他的批评我也会心服口服，认真接受的。张敬焘同志批评人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在培养干部的时候，他一直保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并且很重视对地下党员干部的培养教育。他不会因为部分年轻地下工作者没有执政经验，对掌握政策、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不当而忽视对他们的培养。
我在团区委工作时，每年春节，区委都会安排领导访问老红军、老同志。有一年春节，张敬焘同志坐了辆吉普车来江宁路找我，他说，你陪我一起去慰问老同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一起去。到了老同志的家时，张敬焘同志把慰问品递给了对方，很诚恳地表达了区委的问候。他认真倾听老同志的想法，做了记录，并对那位老干部说，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以后区委还会不断地派同志来看望你们。那位老前辈显得非常激动，连连感谢我们，而我也被深深打动了。那时候，作为小干部的我曾经想不通，一个区委的领导怎么会找我一起去慰问？后来我想明白了，张敬焘同志是为了言传身教，一方面教育年轻干部要关心老同志，一方面培养帮助年轻干部成长。那年的春节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课，它对我以后的为人处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1956年，张敬焘同志调走之前参加了普陀区的党代会，当时共选举出二十几个区委委员，其筹备工作和代表名单是张敬焘同志参与安排的。我和史久源等人都是在那个时候成为区委委员的。那时，我28岁，史久源26岁。一般来说，大家都会选举资历比较老的干部担任区委委员，年轻的委员在那时还很少。有一次，市委的同志到区委来，看到我和史久源，不禁感叹道： “你们区委委员的年纪这么轻啊！”对于我们地下党的干部，张敬焘同志敢于将我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去锻炼，让我们成长。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我被选举为代表，之后，我又成为第一届市党代会的代表，第二届候补代表，第三届正式代表，这对我来说是极其光荣的。而这一切又与张敬焘同志大力培养年轻干部分不开的。
后来，他去青岛没多久就被造反派、红卫兵批斗，我们听后都非常心痛。我离休后，普陀区让我担任普陀区地方志编委会主任，一次去济南参加研讨会，我专门去看望张敬焘同志。还有一次去辽宁沈阳，回程中，走到半路遇到暴雨，铁路中断，我就在济南待了两天，又去看了他。但是两次很不凑巧，他都不在济南。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他去基层了，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保持了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上海在浦东建齐鲁大厦时，他有机会来到上海，并专程来看普陀区的同志。对于普陀区的发展，他非常关心，而那些当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还叫得出名字，大家在一起畅谈当年的往事，感觉时间过了很久，感情却依然没变。
他去世的消息我们事后才得知，这是让我一直都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如果当时知道，我们一定会送去花圈，表达我们对他的哀思。张敬焘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原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副书记、副区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