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的访谈电话后，我彻夜未眠。躺在床上，我反反复复地回忆了过去的事，心中感慨万千。我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1946年秋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时，我参与了学生运动，并参加了革命。1948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此事，我还上了苏州太湖卫戍司令部的黑名单，所以遭到了学校的开除处分。在此之后，上级组织要我转到上海隐蔽活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7月，我调到沪西区申新九厂工作。至1950年底，又调入中共普陀区委工作。当时，吴亮平同志是普陀区委书记。之后，我到区政府担任劳动科长。1952年，张敬焘同志到普陀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安中坚副书记找我谈话，调我到区委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在工作中开始与区委的领导交往多了起来。我与张敬焘同志接触的这几年间，发生了许多令我难忘的事，至今，我仍然认为他是原普陀区最好的领导干部之一。
我记得他是1937年事变前入党的老党员，虽然有资历有权力，但他从来不摆领导架子，平易近人，生活更是艰苦朴素。由于我们工作、学习、吃饭都在一起，所以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当时我们工作热情非常高，张敬焘同志以身作则，工作抓得紧，要求又高，有时他为了突击完成工作，经常加班加点，从无怨言。在他示范引领下，大家也经常没日没夜地工作，区委形成了很好的工作氛围。那时候，大家不讲上下级别，都习惯称对方为同志，我到现在还是如此。张敬焘同志从不让大家叫他书记，有时候和他遇到，他都会亲切地与大家打招呼，无论是一般干部还是领导，他都一视同仁，待人非常和善。
昨天，我特地去找了原轻工业部属下的汇明电筒厂党总支书记丁文毅同志，他回忆说，在他印象中，张敬焘是一个非常严谨又可亲的人。有一次，他有事要向张敬焘汇报，希望领导能安排时间与自己见面。一天，办公室传来一阵敲门声，丁文毅抬头一看，竟然发现张敬焘同志已经站在门口了。原来，他得知电筒厂的情况后，决定亲自到厂里来听听意见。那天，张敬焘同志跟着丁看了厂区的情况，并到工人中间了解工作情况，倾听大家的心声。张敬焘和丁文毅谈了两三个小时，对一些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而对于那些棘手的问题，张敬焘同志认真地记在本子上。丁文毅说，张敬焘同志懂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他重承诺，凡是答应的事总能按时办好，这种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谈起张敬焘同志的这件事，我们还是那样的感动。如果干部都能像他一样，到基层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务实的作风去解决，那么，基层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党和政府一定会在老百姓中拥有更好的口碑。
我在张敬焘同志领导下工作是非常愉快的，提高很快，收获也很大。他调走后不久，我就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我从行政15级干部降为28级，只拿33元的工资，同时，在农村、工厂劳动了18年。这一次政治上的挫折使我差点家破人亡，我的家属和4个孩子都受到了牵连。我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坎坷，在普陀区工作的几年中，我饱尝人生的大喜大悲。在遭受磨难之时，我更加怀念张敬焘同志，怀念他的亲切为人，也怀念当时热火朝天的工作氛围。我想，如果他没有离开普陀区，我的命运也许不会这样，因为他对我的情况太了解了。后来，听说张敬焘同志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残酷批斗，我们都非常痛心。1985年5月4日，我到北京国家民政部开会，特地到济南去看望张敬焘同志，电话联系后，他反而自己来招待所看我，一点没有副省长的样子。他还是老样子，对普陀区的老同志十分热情。我想，无论过多久，我都会把这份情谊珍藏在心里的。
（作者：原上海市民政局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