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张敬焘同志到普陀区委任区委书记，至1956年被调到上海市委任副秘书长，共经历了四年左右的时间。这几年在工作相处过程中，我们对他印象深刻，大家觉得张敬焘同志具有执政党的领导工作经验，政治水平高，党性原则强，民主作风好，是一位出色的好领导。
张敬焘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并善抓典型。他认真执行市委关于工厂企业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为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进一步提高工人觉悟以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1952年8月，他抽调了区委机关和工厂八十多名干部，由区委副书记安中坚同志带队到统益纱厂、阜丰面粉厂、天一印染厂、环球铁工厂等试点。
由于得到区委的重视，工作准备充分，方法措施得当，再加上充分发动了群众，准确地掌握了党的政策，民主改革试点工作开展很顺利。当时，我担任棉纺企业的联络员，负责到各厂了解情况并向张敬焘同志汇报民主改革的进度，同时听取他的指导意见，及时向各厂传达领导精神。在统益纱厂，我经历了很多难忘的事情。记得在工人进行回忆对比时，很多老同志都诉述了解放前受压迫剥削的苦难经历，有些工人苦大仇深，在控诉时激动得晕厥过去，凡是参加会议的人都情绪激昂，有些人泣不成声。个别工人放下政治包袱，交代了自己参加反动组织的经历，作了深刻的检查。我们在民主改革中引导工人寻找根源，联系工人阶级从没有政权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经历，使大家从心底里感受到新中国为老百姓带来的幸福生活，充分认识到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统益纱厂民主改革进行了两个月，整个工厂的面貌大为改观，工人思想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
民主改革在统益纱厂试点取得成功，区委总结了统益纱厂的经验并向全区推广，普陀区的工厂开始分两批进行改革。由于有了统益纱厂的试点经验，充分发动了群众，民主改革工作推进非常顺利。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这些同志后来陆续被吸收入党，我们的党组织也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到1952年底，全区民主改革全部完成。
那时候，不少工厂还保留了旧社会时期的工资和工时制度，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张敬焘同志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在他的支持下，申新第二棉纺织厂于1953年开始进行工资、工时改革试点。当时，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国家劳动部、市劳动局都派同志与全国纺织工会副主席张静、上海纺织工会私企部长胡友铭等都到申新厂蹲过点，张敬焘同志派我参加了这项工作。申新第二棉纺厂的改革引起资方荣毅仁的关注，他积极支持改革，经常到厂内了解情况。
解放前，工人的工作时间都是十二小时至十五小时，1946年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全市工厂改为十小时半工作制。申新第二棉纺厂工时改革，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由两班改为三班，每班为八小时工作制。紧接着，工资改革也开始了。为了使改革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我们决定对旧职员不合理的高工资制度给予保留。该厂试点改革缩短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工资，团结了全厂职工，工人们都喜气洋洋。我每次向张敬焘同志汇报工厂的情况时，他都认真地记录下来，并鼓励我将区委有些任务与工厂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各项工作更有序地展开。
在我眼中，张敬焘同志是一位非常成熟的、有执政经验的领导。在工作中，他很注意团结各界人士，鼓励大家支持党和政府的工作。50年代，上海市委、市政府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精神，开始对私有企业改造的相关工作。当时，普陀区有几百家私营企业。张敬焘同志对民族资本家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讲究策略，他注意在平时工作中加强与民族资本家的联系，引导他们支持党和政府的相关工作。1954年，统益纱厂成为全市第一个公私合营厂，全市各大报刊头版都登载了这一新闻，有些报社还专门配发了评论表示祝贺。统益纱厂资本家董春芳为“跑头马”的荣誉而感到非常高兴。这一创造性工作影响了不少民族资本家，使他们开始积极参与改造，加入到推动公私合营的队伍中来。1954年至1955年，普陀区的工厂企业全面完成了对私企改造的任务，实现了公私合营，像这样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与敬焘同志辛勤而卓越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张敬焘同志不但善于在联系沟通中团结民族资本家，还很注意团结和支持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我记得著名演员张瑞芳为了拍以工人斗争为题材的电影《三年》，曾到统益纱厂蹲点体验生活，了解工人的实际情况。张敬焘同志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邀请她参加区委会议。有些同志觉得纳闷，就问，为什么让一个演员来参加区委会议昵？张敬焘回答说： “你们都不知道，张瑞芳是老革命了，1938年入党，一个老党员来普陀区工厂体验生活，自然也要让她了解区委工作情况。”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张敬焘同志高超的领导能力使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我非常敬佩他。张敬焘同志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从不摆架子。那时候，区委机关同志都不称他为“张书记”，而是亲切地叫他张敬焘同志。我们这些干部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都愿意找他谈，而他都能耐心听取，并帮助解决。对于一些同志的错误和缺点，他会提出批评，因为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去帮助身边的同志，所以大家对于他的批评很乐于接受。在以后，区委贯彻中央和市委的精神对全区党员进行整党过程中，张敬焘同志主张对党员以教育为主，从不整人，所以整党工作开展得很平稳。
张敬焘同志爱护同志的同时，也很注意对干部的培养。在普陀区工作四年内，他培养了大批工人干部。许多公私合营工厂的公方代表，都是从本区各个工厂抽调出来的工人干部。他们经过改革、改造任务的锻炼逐渐成长起来，其中不少同志后来被派遣到各厂去当公方厂长了。当时，普陀区各厂的党组织也发展得很快，党员数量成倍增加。以统益纱厂为例，1952年，四千多名职工中有党员50人，而民主改革后的1955年，党员增至600多名。组织的壮大对普陀区以后的经济建设以及输送干部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参加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敬焘同志是一个对工作态度认真，做事细腻的人，但对于日常生活琐事，他却不那么讲究。记得有一次到市里开会，我与他约好时间一起去，见到他的时候，他笑容满面。我低头一看，他脚下还是穿着那双布鞋。我原以为，区委书记出门可以专车接送，没想到他走过来对我说：“走，我们两个坐电车去。”等开完会坐公交车回来，已经过了吃中午饭的时间，但张敬焘同志坚持回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菜凉了，他就让炊事员把饭菜热一热，与我非常简单地吃了一顿。至今，我与他坐在食堂吃饭的那一幕，犹如昨日，仍历历在目。与这样的好领导共事，我觉得即使工作再辛苦也有使不完劲。
当时我住在余姚路单身宿舍里，就住在他家楼下，他经常请大家去做客。记得第一次到他家里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简朴的居住条件有些吃惊。张敬焘当时已经是上有老下有小，可家里只有两个房间，一家几口人住在一起，装修非常俭朴，基本没有什么装饰品。一张四方桌收拾得很干净，平时，他们一家人就在那里吃饭，有了客人就在那里接待，如果在家办公，张敬焘还把它当作写字台。
张敬焘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艰苦朴素的人，他的党性原则很强，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所以，他能做到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像许多同志说的，他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听说他在青岛被批斗得很厉害，很多人都为此掉了眼泪。后期他曾两次患病到上海瑞金医院和华山医院治疗，我们去探望时对他说： “张敬焘同志，我们沪西区的同志都关心你的情况。”的确，沪西区的同志，无论是不是被打成“右派”，无论是干部群众，都说张敬焘是一位好领导。我们普陀区的老同志，没有一个不希望张敬焘同志的身体好好的，没有一个不想到山东去看看张敬焘同志的，他在哪里，我们都想念他。
（作者：原上海石化总厂涤纶二厂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