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焘同志是1960年11月来青工作，任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那时的青岛是全省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国民经济处于非常衰落时期。农村的情况更惨，粮食总产比历史上最好的1957年下降了50%还多。敬焘同志受命于艰难之时，施政于重灾地区，肩上的担子是很沉重的。
他来青岛后，除召开了几次常委会了解一般情况外，就深入到各县去看农民群众的受灾状况。敬焘同志首先来到灾情最严重的即墨县，深入农家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每到一户都要看看锅里做的什么饭，筐筐篓篓里有没有粮食。他发现大多数农民的口粮严重不足，有些家中只有很少一点粮食。很多灾民一家老小靠喝地瓜蔓子粥维持生命。所到各村几乎人人都患有浮肿病，有的一家数口卧床不起。有的情绪很低落，生产自救无信心。看到这些情况他揪心地说：“广大农民生活发生这样的惨状，叫人料想不到，我们对不起父老乡亲。”在走访中到了午饭时间，敬焘同志不回县，也不让通知村干部派饭，告诉随员走到那家吃那家，群众吃啥咱吃啥。同群众一起吃干菜团子，喝地瓜蔓子粥，饭后主动交足粮票和菜金。灾民们流着泪对他说：“张书记吃这样的饭，我们不能收你的粮票和钱”。敬焘同志也心疼地说：“我怎能白吃你们一家人的救命饭，收下吧。”
就这样很快跑遍了几个县，全面掌握了农村灾害的真实情况，他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怎样帮助灾民熬过今冬和明年春荒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农村的救灾工作抓紧抓实。回到市委机关后，他相继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号召动员全市各方力量支援抢救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农民兄弟。一是再抽调一批干部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队的力量，大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自信心，相信党一定能和大家同甘共苦，战胜灾荒恢复生产。二是号召全市各界自愿捐献衣物、支援灾民防寒越冬。三是市政府千方百计再筹集一笔救济款，加大救灾的物质力量，尽最大的努力做到重灾户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低保障。四是限期在全市各医疗单位再调集一批医务人员，充实加强各个公社的医疗队。五是责令有关部门领导，对明春农业生产物资的准备数量要认真落实，特别要多准备春季早熟作物和瓜菜种子，及早发到农民手中。六是发动农民一定要管好田间的越冬作物，并做好明春的度荒打算。
事实证明，以张敬焘为书记的市委，对农村实行的生产救灾决策是深得民心的。经过认真贯彻落实，1961年夏收之后，虽然农村的严重局面仍没有基本好转，但灾情有了较大缓解。1962年秋收后，局势就有了明显变化。1963至1964年粮食总产量连年都有增长，到1965年已接近1957年的生产水平，农民生活和生产都趋于稳定发展的势态。城市由于副食品和蔬菜供应量的增加，市民生活也大有改善。在开展对农村生产救灾的同时，敬焘同志带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还对全市的工业生产，认真贯彻了中央的国民经济调整政策，很快扭转了工业的被动局面。从统计资料看，196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增加6.1%，到1965年增加了19.2%，国民经济基本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敬焘同志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艰苦的岁月中，奋力拼搏，扭转大局的举措与扎实的工作，给全市人民留下了深厚怀念的情感。
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岛乱的最早，敬焘同志是全省第一个被揪斗的市委书记。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但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强的，没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倒下。有几次大场面的批斗会，我曾奉命在场外观察情况。他在强大的淫威压力下，仍临危不惧敢说真话，对市委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不推不卸，宁肯受苦，决不牵扯任何人。王效禹夺权后，红卫兵逼他揭发省委领导的问题，他不怕威胁，直面回答： “省委领导是忠实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我没有发现省委有什么错误。”当红卫兵把他强按跪在台子上，他也坚决不肯说假话。当时被迫参加大会的群众看到他这样大义凛然的表现，都相互示意点头称赞。还有一次在人民会堂批斗他的时候，当场就有一位群众自发登台发言： “张敬焘是人民的好书记，你们强加给他的罪名，是造谣是陷害。”当然在那个造反有理黑云压城的时代，这位敢于说真话的老百姓也被带上了“反革命”帽子，被捕入狱。
敬焘同志是位好领导，经得起任何艰难的考验。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忘我工作，情系人民群众，清政廉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都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谨将所见所闻，择其要者记之，以表怀念。
（作者：原中共青岛市委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