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焘同志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领导、老前辈。从上个世纪的70代未开始，敬焘同志先后任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顾问和特邀顾问、省龄委常务副主任等职，主要分管过全省国民经济计划和老龄事业等工。这期间，正是全国上下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策，全党工作转入现代化建设和不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敬焘同志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彻底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和两年徘徊造成的被动局面，以及后来对全省老龄事的开拓，他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与坚强的党性原则，谦谨慎，兢兢业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坚持党的领导，从全省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帮助各地分析解决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为之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与思考。期，我恰先后任淄博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和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市龄委常务副主任等职。在与他这十多年的工作上联系接触与交往中，他胸怀大度的崇高思想品质和优良作风，都给了我极深教益，让我难以忘，有的至今犹历历在目。
其实，在我认识敬焘同志之前，就对他很仰慕。淄博是敬焘同志的乡，又是他战争年代长期从事革命和工作过的地方。在市直机关和隶属博的几个区县的领导层中，有许多同志如原淄川区委书记、淄博市计委主任刘惠芝等老同志，都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我在工作中时能听到们对当年与敬焘同志一起工作、战斗的回忆。对他不凡的革命经历和事，也就逐步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敬重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据我所知，敬焘同志出生在博山城一个名门望族的家庭，在很年轻时就研读进步书刊，追求革命真理，积极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是博山早期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此在家乡有崇高的威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部署，联络博山各界抗日志士，组织发动了一支抗日武装，并率部编入省委领导的主力部队。1938年夏，受省委派遣，回到博山任县委书记，后又当选为博山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1年10月，当山东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时，敬焘同志又被派往敌“扫荡”、封锁、“蚕食”严重的鲁中根据地最前沿的淄河流域，任益临工委书记，负责坚持开展益都、临朐、昌乐、安丘和潍县胶济路以南，淄川张博路以东与博山东部等地区的对敌斗争。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敬焘同志被任命为中共淄博特委书记，并随反攻部队进驻博山城，组织接管淄博工矿特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敬焘同志在极其困难、极其艰苦、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创造性地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胆略和勇气，不惧强敌、不畏艰险，在博山，很快开辟创建起了以南部山区为主的抗日根据地，为我们党坚持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敌、顽、我三角斗争极为不利的淄河流域，他依靠群众，在敌顽的夹缝中，联络党员，逐步重新打开了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实现了上级的战略意图，为我军进攻敌占区创造了前进的阵地；在接管淄博工矿特区中，他组织精干力量，依靠各行业工人和城区广大群众，团结争取民族资本家，迅速恢复了工商业的生产经营，不仅及时解决了城市广大群众的生活来源，还有力支援了前线，为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
全国解放后，敬焘同志调上海工作，先后任中共上海市沪西产业区委副书记、普陀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委员兼市委副秘书长等职。1960年10月调回山东，历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省委常委，济南市革委副主任、主任、市委副书记、书记，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12月当选副省长。特别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敬焘同志几遭劫难。浩劫初始，他时在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是山东首个遭到武斗、关押的高级领导干部。由于他一向工作深入，时时处处为群众谋利益，深得青岛工人、农民等行业广大群众的信赖，在武斗中受到群众暗中保护，才幸免于难。在其后动荡岁月中，曾受到下放青岛、济南、烟台等地农村和工厂劳动改造等不公正待遇。他虽身处逆境，却仍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他坚决拒绝为打倒一些领导干部作伪证，并以其亲身经历对许多老上级、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证明了他们的清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
尽管我对敬焘同志的人品、风格和经历知道的比较早，但没有具体接触。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工作上与他联系日渐多起来，才使我深切感受到，他既是一位有老革命风范的领导人，又是一位有长辈亲情的人。那时，省里每年召开两次计划工作会议，每次除认真听他大会上的报告或讲话外，为把淄博的经济计划工作做的更符合本地实际，我都抽时间专门向他请教对淄博计划工作的意见和发展方向。他每次都能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赤诚地谈出一些独特之处的意见。有时会上去的人多了，话题自然多起来，其中难免谈及到他个人的一些经历，特别是“文革”中的遭遇。他听后，总是十分爽朗地哈哈一笑了之，从不计个人历史上的得失。但他却一向坚持科学的观点，正确地对待历史。他曾对我们语重深长地说：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不是哪个人的行为所致，是那个年代和特定环境下所造成的，我们要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把现在的各项工作干好，不断推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从没有工作上和言谈中表现出什么不满情绪，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始终是忠心耿耿，坚定不移。
敬焘同志对个人得失是胸怀大度不计小节，哈哈一笑了之，但对工作却是细致有加，高度负责，原则性极强。他在副省长的岗位上时，全国还处在计划经济运行中。博山、淄川等地方上或一些企业，甚至是一些我市的边远山区乡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向他提出要点钢材、木材、水泥等建材，搞点什么项目建设。应说，他这时是位高权重，对这类事，只要他一句话，甚至是流露出一点意思，就会有人积极地去办。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借一次会议间隙找上我，以征询、商量的口气讲了这一情况。并说，这些东西，作为我们政府对农村抚贫是应该给的，同时我对家乡是深有感情和关心的。可我是负责全省计划工作的副省长，必须胸怀全局，遇到这种情况，我很有难处。他向我这样坦诚地说，其用意与心情我非常理解，一是他很关心家乡、老区的生产建设，但不能用他手中的权利来解决；二是这些地方上的事，请当地政府来帮忙解决；三是以后这类事，请我们地方上给他挡架，以便他更好地考虑全省的工作。鉴于这三点，我当即向他表示道，今后如再有此类事，请打电话给我；或写信、写条子，让他们直接找我。他听了，哈哈开怀笑道，这就好办了，这就好办了。就他说的这事来看，不管从原则上还是办事程序上，都是我们当地政府应该管、应该做的事，他完全可以打招呼或明确交办的形式来处理。可他却以十分谦和、坦荡的态度，以征询的口气来跟我商量，这使我感触很深。从这件事来看，他是一个十分坚持原则的人，不为个人家乡的小局去谋利益，而是一心将手中的权利用到谋划全省的经济发展的大局上。同时，还使我切实感受到，他是一个十分有亲情和乡情的人。他对家乡和曾工作、战斗过的老区非常关心，对他们交托的事都记在心上，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请当地政府考虑解决，而不是有人说的那种进城当了大官，借口为了什么原则六亲不认的人。
敬焘同志在经济工作上，善于深思熟虑，有远见卓识，对全局和局部都有一套完整的思考。他作风民主，思想解放，在指导基层工作上还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在他分管全省经济计划工作期间，鉴于淄博是省辖市，又是他的故乡和战争年代长期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对淄博的历史和目前的经济建设情况都很熟悉了解。为了更好地发展淄博的经济，我曾乘参加省里有关会议或工作上的联系，多次去向他请教。每次不仅受到他热情的接待，有时还对一些问题探讨得很深。当谈到淄博的情况时，他结合着党和国家制定的长远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全省的经济建设部署，对淄博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从历史和我们当时的工作实际与未来的发展前景，直言不讳地谈了他的意见与一些想法。
敬焘同志在谈到淄博的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等问题时说，现在中央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建设已作出了倾斜政策，我们要抓住机遇，不断把党的这一政策落实到对这些地方的工作上，切实让这些地方的广大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对他们的关心、支持。他说具体到淄博，主要是淄川的东、西部山区，博山南部与临朐、沂源、莱芜三地接壤的一带山区。这些地方，过去都是我们的根据地，对抗日和解放战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讲到这里他动情地说，当年我们在这里革命，就是靠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对我们实心实意的大力支持，才得以生存，革命力量才得到不断发展壮大。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蒋匪军，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与我们血肉相连，患难与共，出生入死在所不辞。现在我们进了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但我们要饮水思源，什么时候都决不能忘了这些为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的老区人民。听说这些地方有的至今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听说淄川东部山区一带还有人出来要饭，有的还是一家人一床被子，过着半年糠莱半年粮的日子。我们要下决心按照中央的政策精神，尽快改变这些地方的群众吃、穿、住、行等生产、生活条件，帮助扶持他们因地制宜，发家致富，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对敬焘同志关于改变和发展淄博革命老区的意见与要求，通过安排中长期计划我向市委、市政府作了全面汇报，得到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和重视，并根据淄博的实际情况，划定21个穷山区乡（镇）给予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和重点扶持，搞好山、水、田、路等综合治理。为落实扶贫的各项措施，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领有关部门利用公休日跑遍了这些地区的山山水水。先后对这21个老区的乡镇在修建道路、水利、造林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等方面，给予了积极有力地扶持、帮助和指导。例如淄川的张庄乡，帮助搞了农业综合开发区，改造打通了通往洪山的乡村柏油马路，使该乡的农副产品特别是椿芽畅通无阻的运进城市大市场，增加了农村收入，加强了城乡交流。地处淄川最东部深山中的峨庄乡，不仅投资帮他们先后修通了通往沂源、临朐、青州和博山最东部池上镇4条跨县区柏油公路，使其成为淄博市最偏远山区的交通枢纽和农副产品集散地；还逐年投资扶持他们植树造林进行了小流域治理，曾先后获得“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在1988年通过了国家级评审验收，水土保持工作居全国领先水平。全乡荒山森林绿化全部超过林业部颁布的标准，被专家认定为全国最大最完整的小流域治理单元，被市政府命名为“淄博市自然生态保护区”。我们还根据敬焘同志提出的发展山区建设，教育为本的要求，优先加大了对山区教育建设的投资。敬焘同志还亲自动手引外资，在博山池上镇小峰村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特别在公路建设上，到80年代末，全市尤其是边远山区的21个乡镇全部实现了公路通乡镇，村村都能进汽车的目标。使全市尤其是边远山区的交通有了大的改观，有力促进了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在与敬焘同志的交谈与深入的探讨中，他提出的对淄博工业结构实行调整的意见同我们的想法与决心不谋而合。从历史上看，淄博一直是我们国家和山东的重工业区，到80年代初期，我市重工业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4Y0左右，轻工业产值仅占14%。为改变本地区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结合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与酝酿，总结出了重工业给淄博带来的四大困难：一是女青年就业困难。特别是博山区，由于重工业多，城区的女青年很难在这些企业就业。长此以往，待业的青年就日益多起来。二是消费品自给水平低。在80年代中期以前，广大群众竞相购置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电视机、电冰箱，淄博几乎没有生产其中一件的厂家。由于供应数量少群众意见多，因此每年计划会议上为争取多分点指标，有时与有关人员争的面红耳赤，充分体会了自己没有生产能力的困难。三是地方财政困难。主要是重工业的产品周期长，且都是工业的基础性原料，附加值低、利润薄，年年地方是吃饭财政，没有余钱来建设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设施。四是环境污染严重。煤炭、建材、冶金、化工等行业都是污染大户，而这些行业几乎遍布淄博的主要城区，环境的污染，在全省全国都是出名的。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区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也给招商引资造成了许多困难。
就在我们对淄博工业结构要进行调整这一想法酝酿期间，适逢我到省里参加会议，又乘便找敬焘同志探讨淄博工业中一些问题。当我谈了淄博重工业太多造成的几方面困难，提出可否多争取点轻工业项目，改变一下淄博的工业结构，敬焘同志高兴地对我说，你们的想法很好，我会全力支持，并帮我们在每年计划会议上定了一批纺织、塑料制品、饮料、电视机、自行车等轻工项目，同时指示今后你们一是积极到中央争取对改变淄博工业结构有影响力的轻工项目；二是抓住中央对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机遇，在前段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地发展轻工业；三是要挖掘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轻工业，不断研制出自己的名牌产品。讲到这里，敬焘同志用极简明淳朴的话语向我强调了传统行业与其名牌产品的作用。他说：淄博之所以在历史上很出名，就是很早就挖出了煤炭，我们的先人用煤烧出了陶瓷建材、玻璃等，其中不少日用名品教人一代代念念不忘。我们的前辈就是凭着这些东西开辟了市场，立住了足，并不断把这些东西销往全国各地和世界上一些国家与地区，我们淄博也就随着这些东西销售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各地人民群众的喜爱而闻名于国内外。
由于省里将对全省工业结构进行调整和敬焘同志对淄博工业结构调整的思考，恰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市委、市政府遂根据这一情况，作出了对淄博工业结构调整的决策。现在回忆起来，那一阶段全市轻工业能有新的突破，我们就是根据省里的调整部署和敬焘同志的指导意见，对全市轻工业的发展，采取了立足提高全市消费品总量和国内适应外市场需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积极争取新项目，大力发展传统工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竞争能力，加快发展速度的策略。到80年代后期就实现了由以生产原料、矿产品及初级产品为主向发展深度加工和精细产品的重大转变。在这期间，一是利用各类资源条件和引进技术，发展了一批深加工产品，特别是以石油化工为原料的精细加工、纺织、轻式家具、塑料等系列产品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中纺织业发展的尤为突出，先后新建、扩建和改造了棉纺、毛纺、印染、家具、服装等行业，形成了一批轻纺拳头产品。与此同时，一些产品产量居全省前列，毛纺织生产能力就居全省第二位，有些产品不仅占了省内外的一些重要市场，还远销海外。二是大力发展全市轻工业中，对陶瓷、丝绸等传统工业注意了挖掘、发展、创新。淄博已戚为全国五大陶瓷工业基地之一，华光日用陶瓷被批为全国驰名商标。丝绸工业，在我们的努力下，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强势，遂步形成了从缫丝、织绸到印染、时装等一系列生产体系；并发展了织纺、织绸机械，建立起了丝绸研究所和丝绸学校，从而使淄博丝绸业发展成为从科研到生产、从设备制造到人才培养的一个完整体系；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先后有40多个（次）产品获省以上奖项，许多产品畅销海外，并成为全国12个丝绸出口基地之一。在敬焘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下，淄博工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显著墩果，不仅有效满足了全市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也为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经过这次工业结构调整，淄博轻重工业的比例由80年代初期的1.8：8.2，到80年代末已调整为2.8：7.2，轻重工业比例基本趋于合理，综合发展能力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大大改善了淄博环境的污染和缓解了就业的压力，为以后全市的发展建设积蓄了后劲。
敬焘同志还是一位识时达务，很富有前瞻性的领导人。用现在时尚的话说，就是很有超前意识。还是80年代中期，我与敬焘同志在一次探讨如何加快发展山区建设中，他说，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分析问题，要看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远大前景和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不要看到山就发愁，认为是一种负担，淄川、博山等区县的21个边远乡镇，现在许多村庄虽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但将来这些地方的山就会变成宝。说到这里，他笑了笑，极有预见性地进一步阐述道，你想想，将来城里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后，他们为了摆脱一下腻了的城市生活，就会到山里转转玩玩，在山区的自然风光中清清心。现在，美国城市人的生活不就这样，每到节假日就到乡下或山区住上两天，玩一玩。尽管敬焘同志在这番朴实的话语中没有用“发展旅游业”等时髦词语来表述这一想法，却也极明确为我们指出了发展淄博山区旅游业的前景。
在敬焘同志的这一启示下，自80年代中期，我们就注意了对淄博山区旅游业的发展，对确定的一些市级风景旅游区进行了适度投资。并特别注意了名列山东第四大山——鲁山的开发。这座大山地处淄博市东南部博山、临朐、沂源三区县交界处，其主峰坐落在博山境内。据有关史书记载，鲁山是座人文之古的大山。尤其80年代初，在鲁山南面山间出土的猿人头骨化石，经专家鉴定为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遗骸、被命名为“沂源猿人”，一下把山东的历史上推前了四五十万年。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也进一步增强了鲁山的知名度，再加山的海拔高，具有典型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高山气候和建国30多年来的封山造林，无论人文景观，还是植被覆盖、生态环境，其独特都居淄博群山之冠。鉴于此，我们每年都给鲁山林场投些资，加大对林区的保护和景点的建设。为了推进对鲁山旅游的开发，首先修建了通往主峰的盘山公路，开辟了植物园，并相应的建设了一些服务设施。大大方便了来鲁山旅游观光人们的游玩和生活。自80年代末，随着淄博全市边远山区交通大的改观和自然景观的发展，节假日进山休闲的人已蔚然成风，特别是近些年来，四面八方来登游鲁山的人越来越多，已形成了“登游鲁山热”。想必，敬焘同志生前已欣慰得知。
敬焘同志还是山东老龄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92年，我任淄博市老龄委常务副任时，正值敬焘同志也在省老龄委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多年，当然我们之间在这一岗位上，上下之间又接触多了。他的敬业精神和领导才能更使我感受颇深。他不仅为全省的老龄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探索总结出了切实可行的成熟经验。就当时全国这一工作形势来看还是很严峻的。一是从全国人口结构上看，老龄化社会加速向我们逼近，使做这项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压力很大；二是由于这一工作当时在我国还是一项起步不久的新工作，在各地方领导层中还大都不够重视；三是这项工作基础差、任务重、干部队伍力量薄弱，既无权也无钱，工作很难开展。记得我任市老龄委副主任不久，省里召开了一次全省老龄工作会议，敬焘同志时为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会上，他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与要求，向我们讲了三条工作上的指导意见：第一，要从领导角度，帮助、支持老龄委下设的办公室具体做这项工作的同志，争取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开展好工作。第二，要关心和理解具体做这项工作同志的难处，不要听不利于开展这项工作的这意见那看法，鼓励、支持他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断地把这项工作做上去，只要工作上有为，就能取得我们应有的工作地位。第三，就是既要做到关心、体贴老同志，同时又要看到同级党委、政府的困难，只有这样从大局出发，我们才能在实际的工作中取得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老龄群体的拥护，才能解决好老龄群体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对其服务与帮助。敬焘同志的这次讲话，使我们与会的同志大受鼓舞与教益，他不仅指出了在当时困难情况下工作上的思路，并传授了开展好这一工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会后，在进一步开展淄博的老龄工作中，我以此为遵循，与市老龄委一班人和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在取得市委、市政府的有力领导与支持下，积极开展工作，卓有成效地推进了淄博老龄事业的发展。
敬焘同志已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萦回于我的耳边，浮现于眼前。追思往事，敬焘同志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中，不仅淄博的山山水水曾留下了他革命、战斗的足迹，而在这期间取得的一些重要成就是与他创造性的领导和亲切关怀、科学指导分不开的。尤其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高度对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精神和胸怀大度，不计个人得失，统揽大局，谋略有智等高尚人格品质与领导风范，将永教我们学习、记取、发扬，为淄博的改革开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作者：原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