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24日，山东省原副省长、省政府特邀顾问张敬焘同志不幸突然病逝。噩耗很快传到泰安市委党史办公室，全体同志惊愕之余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12月28日，泰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市委党史办的几位主任、张省长在泰安生前友好，赶到济南无影山殡仪馆，在告别仪式低回的哀乐与肃穆凝重的气氛中，怀着十分沉痛而又敬重的心情，代表泰安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告别了这位受人爱戴的老领导。
时光悄悄流逝，岁月无情离去。如今张敬焘省长已离开我们三年之久，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和我们——一位长者和晚辈、省级老领导和下级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友情，他对我们的教诲和关心，以及我们对他的了解和感受，却时常萦绕脑际，教我们沉浸在对他不尽的怀念和崇敬中。
一、初识老省长
那是1983年，泰安地委党史征委会刚建立不久，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刚刚展开。党史委领导决定首先开展两项骨架性工作，即搞清泰安民主革命时期的大事和党组织机构沿革情况。这时， 《大事记》征集已有一定基础，组织沿革征集工作才刚开始，从事党史工作不久的牛之营、马振凯同志被安排到省城济南访问一批老同志，核实征集机构沿革资料。12月9日他俩赶到济南，次日上午先访问了一位老同志，下午便到省政府大院去访问半年前刚从省政府副省长职位上退下来任省政府顾问的张敬焘同志。他们乘公交车赶到省政府大院北门，经值班室同志联系，很快获准到老省长办公室面谈。他两个原来都是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很少面见这么大的干部，向院里走着不免心里有些紧张。张省长办公室在省府大院中间偏南的一座有前厦的老式瓦房里，他们走近时，秘书已在路口处等候，随后礼貌地引他们到省长办公室。张省长热情地让坐，让公务员倒水，然后温和地问他们干党史工作多长时间了，原来做什么工作，并说：“党史工作是件新事，这件事委实该做，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啊！”省长几句话很快打消了他俩的紧张。两人一边听省长说话，一边端祥这位年届七旬的长者。但见老省长身材魁梧，举止老练沉稳，说话声音宏亮，一见便知是一位久经革命斗争考验，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革命。
这时张省长工作依然很忙，为了不耽搁他的工作，他俩及时汇报了来意，并将此前草就的还很不成熟的，泰安党政组织机构沿革材料呈到省长桌上。老省长看着那份材料，认真地向他们讲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淄博特委、泰山地委、泰安地委机构设置、沿革变化情况，他个人的任职情况，他所知道的其他同志的职务情况，对原材料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也作了很多的更正。并告诉他俩某某同志了解某某方面的情况，以及他们的住址及职务情况等等，必要时可去访问。采访者一边认真记录，一边不时请教不明白的问题，受访者耐心给予回答，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俩深深感到这是一次收获最大的采访，结束时二人禁不住向老省长表示感谢。张省长却认真而恳切地说：“不要这样客气。我们这些老同志应当感谢你们，你们很辛苦，把这么东一块西一块的材料收集整理起来，不容易呀。我们完全有义务帮助你们，配合你们做好工作。”
他俩告别了老省长，走出了省府大院，心里一直热乎乎的。回到住处，情不自禁地谈论起对张省长的感受：“老领导很平易近人，这么大的官没一点架子”。“老省长很理解关心党史工作，对我们党史工作者是很大的支持，我们可得好好干！”两人谈的更多的是对老省长的敬佩。马振凯同志说： “以前不认识张省长，只知道他当过青岛市委书记。首次接触就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位很有魅力，很有能力的人。是那种能独当一面，不怕困难，不管放在哪里都能打开局面的人。”听者赞许地点着头。
此后不久，马振凯同志给他的一位朋友——在宁阳县教育局工作的宋洪江同志郑重地谈起这次采访，又一次赞佩地谈了他对张省长的评价，在洪江同志心目中对老省长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后来事有巧合，振凯同志1984年夏末调省直单位工作，次年春宋洪江同志被选调到泰安地委党史委从事党史工作，有了更多地接触张省长的机会。几年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多次接触张省长后，方知当初振凯同志言之凿凿。
二、泰安人敬重的老书记
张敬焘同志虽不是泰安人，可他与泰安有着很深的历史情缘。泰安地区年纪稍长些的干部群众都熟悉他、尊敬他，亲切地称他老书记、老领导、老省长。追溯起来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缘由：
其一，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光荣的革命经历。老省长抗战开始前即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与博山党组织其他同志共同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后率部编入省委直接领导的四支队。1938年5月中央派郭洪涛从延安来山东任省委书记后，他遵照省委决定回博山担任县委书记，开展地方工作。他利用、争取、团结和整合各方抗战力量，发展建立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迅速打开了博山抗日局面。1939年秋，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他又改任第一任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期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时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等县的益临工委书记，深入对敌斗争最前沿，带领党政机关和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在敌伪顽的夹缝中顽强生存，英勇斗争，战胜了敌人残酷的“蚕食”和“扫荡”，坚持了鲁中乃至山东的这一重要的对敌斗争前沿阵地，迎来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此后他又先后任鲁中五地委副书记，淄博特委书记等职，始终坚持在对敌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和事迹颇具英雄传奇色彩，给泰安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二，他较长时间在泰山、泰安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德高望重。1947年1月，他被调任中共泰山地委副书记。当时山东正值抗击国民党军全面进攻最紧张的关头。2月20日前后，我华东野战军在泰山区的中心地带发起了空前规模的莱芜战役。他协助地委书记林乎加立即投入紧张的支前工作，组织领导泰山区人民全力支援前线，使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这次战役的巨大胜利。随后，国民党军于3月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泰山地区首当其冲。他又一边领导、组织支援泰安、孟良崮等重大战役，一边按照中央部署，领导开展土地改革复查、整党和解放区各项工作，和全区干部群众一起迎来了泰山地区的完全解放。
1949年3月，地委书记林乎加奉调南下，他接任泰山地委书记。这年6月，泰山地委、专署由莱芜寨里迁驻泰城，办公和住宿均在育英中学内。进城前他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两个务比”指示，在地委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作了动员报告，对干部提出了若干条纪律，进城后人人都自觉遵守。他作为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处处以身作则，他与其他同志一样住集体宿舍，睡大通铺，早上带同志们一起出操，使机关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健康向上的新气象，令泰城民众耳目一新。
1950年5月，上级决定泰山、泰西两地委合并为泰安地委，原泰西地委书记秦和珍担任书记，他任副书记，原泰山专署专员刘舜卿任专署专员，原泰西专署专员张耀南改任副专员。他由衷密切配合秦和珍书记工作，带动原泰山地委的同志们真诚地把条件较好的宿舍让出给新进泰城的泰西同志，从工作、生活各方面注意搞好两地同志的团结与合作，使合并后的各项工作迅速在全区顺利展开。
1951年8月，泰和珍同志调省委工作，他接任泰安地委书记。同年11月他调赴上海，从此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泰安地区。自1948年8月至19511年l1月，在这刚刚结束战争的三年多时间里，张敬焘同志在他担任地委主要领导的泰山、泰安地区，带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先后完成了支援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的支前任务；组织生产救灾，战胜了严重的灾荒，达到了“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的目标；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安定群众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还进行了结束土改，整理和公开党组织，抗美援朝运动等等。工作紧张繁杂，较之战争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各项工作都基本做到了既声势浩大又积极稳妥，并防止了出现大的偏差，为稳固新生共和国的基础做出了贡献。
三、老书记情系泰安
张敬焘同志离开泰安后，先后在上海、青岛、烟台和省城济南等地工作过，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忘不了曾经战斗工作过的泰安这片热土，以及这里的干部群众。
在泰安的新泰市有一个山东电缆厂。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青岛迁到这里来的。当时张敬焘同志在青岛任市委书记，按照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青岛有几个企业需向内地搬迁，他决定电缆厂落户泰安地区的新泰县。据知情的同志讲，这除了电缆厂是耗煤企业，新泰地处矿区这个原因外，他想让这个革命老区壮大点工业基础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迁到新泰的电缆厂，在1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坚持生存下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个厂发展迅速，到九十年代成为泰安的支柱企业。他对电缆厂一直挂在心上，对它快速发展十分高兴。他曾亲自到新泰山东电缆厂，面见了当年在青岛所熟悉的青年干部、时任厂长李田祚同志，细心听取了他的汇报，视察了企业生产。充分肯定之余，殷切鼓励他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为泰安、为山东做出更大的贡献。山东电缆厂没有辜负老省长的期望，1997年成为上市股份公司，如今在全市仍保持支柱企业头衔。作为当年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参加者，老省长对泰安市的徂徕山有着特殊的历史感情。1987年，随着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50周年的日益临近，广大老同志和党史界对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呼声越来越高，老省长是积极的倡导和支持者。在老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市委党史委积极向市委汇报，与省领导联系，由市委、市政府起草了向山东省委、省政府的相关请示报告，老省长亲自向省委领导人面陈，使事情终于有了结果。1987年7月，省委批复决定于1988年1月1日隆重举行徂徕山起义50周年纪念活动，一是修建纪念碑，二是召开纪念大会，三是举办展览。省委为此成立了筹备领导小组，原省委书记、省顾委主任高克亭任组长，老省长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全景任副组长，老省长被确定靠上领导筹备工作。从确定纪念碑设计方案、选址、撰写碑文，到抓紧施工进度，从准备起义展览到纪念大会等纪念活动的每个细节，年逾古稀的老省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88年1月1日，山东省六大领导班子在泰安市隆重举行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同时举行了纪念碑揭碑仪式，数十名徂徕山起义的老战士参加了纪念活动。老省长热情接待了各地来的老战友，并于活动开始前向前来的老同志报告了活动筹备的情况，使纪念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从此当年起义的旧址徂徕山大寺附近的马头山上矗立起一座历史丰碑，成为泰安市一处重要的革命历史纪念教育场所。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参观瞻仰者逐年增多，仅一处纪念碑已不能满足参观者要求。老省长和一些老同志提议扩建一处展览馆，以更好地宣传展示当年徂徕山起义伟大的民族精神。他不但向市委领导讲了这些意见，还联络几位老同志联名向省委写了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市委党史办积极配合，义不容辞地做了些具体工作，并为市委起草了相关报告。但该报告上报中央两办，因为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老省长直到逝世一直视为一件憾事。
老省长1983年退居二线，先后任省政府顾问、特邀顾问、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1998年才正式办了离休手续。从退二线直到逝世，近20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年都到泰安一趟，看看泰安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一些建议和指导意见。凑巧的是，泰安市委、市政府自1987起每年9月上旬要举办一次国际登山节，即所谓“以山为题，借题发挥，文体搭台，经贸唱戏”。几乎每届登山节，市领导都要邀请在泰安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参加，老省长只要无十分特殊的情况，总能如期赴邀，他主要是借此机会听听看看泰安的发展形势。党史办的牛之营同志曾多次被市领导安排陪同老领导服务。每见泰安有新的变化、有重大项目落地，他都喜形于色；听说泰安发生了什么事，他更挂在心上。1995年1月的泰安案件，使他有一段时间着实放不下心来，先是多方了解，案件过后不久，他即到泰安与新任市委书记张庆黎当面交谈，了解情况。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稳定干部群众的思想，总结教训，决不能放松经济发展，不能让泰安的老百姓再受到折腾啊1
2000年5月，是中共泰安地委、泰安专署建立50周年。5月15日、16日两天，老省长在泰安召集八九位有关老同志举行了座谈会，市委副书记张树禹同志出席。座谈会追忆了那段光荣的战斗历程，畅谈了在当时形势下由泰山、泰西地委、专署合并建立泰安地委、专署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回顾总结了泰安5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光辉业绩，对泰安进入新世纪历史转折时期的新发展提出了期望和要求。泰安市委党史办在承办会议的同时，根据座谈会精神，以《泰安革命建设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为题撰文发表在《泰安日报》。这是在老省长主持下，关心泰安发展的又一实例。
2002年登山节是老省长最后一次来参加，牛之营同志照例被安排为老省长服务。老人家已89岁高龄，因腿部有些不适，这次他没能去看泰安开发区等一些新上项目，但在市委书记鲍志强陪同下视察了新落成不久的市政大楼，在大楼观光厅俯瞰了宽大的市政广场，鲍书记简要汇报了泰安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情况，老领导时常赞许地点头，不时露出欣慰的笑容。9月6日，他坚持参加了开幕式，晚饭后到泰山体育场去观看大型文艺演出。演出时间比较长，初秋的夜晚露天体育场已有些凉气袭人，有些老同志演出开始后便先后离坐回去。秘书问老省长是否回去，他说再看一段时间。直到单子上的节目快要演完了，老省长才说要走。回到宾馆，老省长对大家说： “举办这么个活动是泰安的大事，我们来了，凡出席的活动都应该尽力参加好，活动越圆满越好啊！”这件事虽不大，却深刻地折射出老省长对泰安人民的深厚感情。
老省长心系泰安，还包括他时常牵挂着这里的一些老下级、老同志。每到泰安，他经常邀他熟悉的老同志谈谈，有时驱车亲自到家，有时到病房去看望，但更多的是那些老同志到宾馆去看他。我们所知的有原泰安地委副书记曹礼琴、李元明、原泰安市委副书记周兴礼（已故）、原泰安市人大副主任赵玉秀、原泰山区人大主任赵黎光、泰安军分区干休所老干部、他1938年的警卫员亓涛和原泰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其贤（已故）等。每到一起，总是高兴地谈离休生活，谈社会兼职工作，谈身体，谈老有所为。泰安的这些老同志也都把老省长的到来视为一件乐事，幸事。
四、精心指导泰安党史工作
在近20年的时间里，老省长对泰安的党史工作精心指导，尽心尽力。正如本文前边讲到的，老省长对泰安党史工作，确实用行动履行了他所说的“我们完全有义务帮助你们”这句话。
1984年，泰安党史委成立征编小组，着手征编全国重点党史专题《莱芜战役》。工作人员牛之营多次访问张省长。老省长认真回顾了他作为泰山地委副书记，参与领导泰山区广大民兵群众大规模参战支前的壮观景况。牛之营为他整理了回忆录，在老省长指导下，几易其稿，写成了5000余字的《莱芜战役中的泰山区人民》-文，编入1986年12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莱芜战役》中。
早在1983年，省委党史委决定编写《中共鲁中区党史大事记》，并决定由泰安党史征委会的黄文勃同志担纲执笔。1984年7月写出了征求意见稿。1985年6月，第一次鲁中区老同志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会上，老同志研究成立了《中共鲁中区党史大事记》编审领导小组，与会老同志一致提议老省长担任组长。他不负老同志的期望，力主党史工作一定要遵循其固有规律，既要抓紧征集，又要从事研究，时间服从质量，不能留下遗憾。鲁中这个大事记一定要写成全史、信史，不但要经得起老同志的检验，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987年3月17日至18日，老省长主持在泰安召开了有编审组成员、省党史征委领导和相关六地市党史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修订座谈会，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4月，老省长又亲自带领黄文勃、宋洪江等同志先后到鲁中老同志相对集中的上海、杭州、南京，历时近一个月，共召开8次座谈会，向53位老同志征求了意见。6月，老省长马不停蹄，又带4名同志赴北京走访老同志，在京20天，召开了6次座谈会，有28位老同志先后参加了座谈。就这样，鲁中区党史大事记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历时8年，五易其稿，1990年出版发行。在这年7月5日举行的该书首发式上，老同志十分感慨地戏说，这部大事记的编写经历一个“八年抗战”。可谓精雕细琢，其编写质量得到了老同志的一致认同和党史界的广泛赞誉。可只有我们知道，这里面蕴含了老省长多么大的心血啊？老省长严谨求实的作风和精神，更使我们年轻的党史工作者受益匪浅，受用不尽。
在鲁中区党史大事记征编工作开始不久，原泰山区的一些老同志提议征编《中共泰山区党史大事记》。1986年7月1日至7日，有9位泰山区的老领导在泰安召开了座谈会，会议决定编写这部大事记，成立了编审小组，老省长参加了座谈会，并被选为编审小组成员。泰安市委党史委决定宋洪江同志执笔完成这项工作。洪江同志在后来谈起这段工作经历时说： “由我执笔的泰山区党史大事记也经数易其稿，每一稿也都得到老省长亲切而细致的教诲和指导。记得在送审稿的概述结尾部分有一句“泰安地方党组织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斗争中成长、壮大并走向成熟”。这是一句格式化的套话，在写的时候洪江同志并无过多考虑。座谈时，老省长除了对其他内容一一品评指导外，特别指出了这句话不够严谨妥当。他说‘作为地方党组织用成熟来描述是不妥当的，。并意味深长地说‘作为一个政党，也并不是存在历史越久就一定越成熟。我们党现在是否可以讲成熟，我看也要研究。’这说明老省长不但逐字逐句认真地看过，而且缜密地作了思考。洪江除了震惊和暗自惭愧以外，不由得对老省长具有的高度政治素养感到由衷的钦佩。”1993年7月， 《中共泰山区党史大事记>和泰西、泰南两个大事记均正式出版，7月10日，老省长参加了泰安市委举行的首发仪式，与会老领导对这部大事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在老省长的参与指导下我们完成的又一重要党史成果。
此后，老省长又指导我们研究完成了多个泰安地方党史的重要课题。如1995年出版的《中共泰安地方党史》、1996年出版的《泰山青松范明枢>等，他都作为编委会顾问，给予了认真的指导和帮助。1994年底，在审读牛之营同志主编的《中共泰安地方党史》时，已81岁高龄的老省长，戴着老花镜，对泰山区的有关内容读了若干遍。在1995年1月召开的济南审稿会上，他对该书从史实内容到叙述方法，提出了一些重要指导意见。这年11月7日，中共泰安市委举行《中共泰安地方党史>出版发行座谈会，老省长冒着严寒应邀出席。会上，老人家对这部党史给予了较高评价，讲了它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热切希望发挥好它的作用，学党史，讲传统，教育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会后在市委领导的重视下，这部书在较短时间内发行近万册。
在指导党史征编工作的同时，老省长对我们市党史工作也很关心。他来泰安时，经常借机会提醒市领导支持关心党史部门的工作。他说，党史委是无权、无钱的单位，领导上要格外注意，给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近20年的交往，我们与老省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征编那几部书的七八年时间里，泰安党史委的黄文勃、牛之营、宋洪江等同志经常到他家汇报工作，送材料，听指示，谈到吃饭时间，就在他家吃饭。有时我们去济南，也给老人家带几斤小米或小米黄豆煎饼，因为他有糖尿病。老省长因其他事来泰安，有时也通知我们到他的住处去啦一会，他亲切地称我们“小黄”、“小宋”、“之营”……。
五、高风亮节励后人
老省长是抗战前入党的老共产党员，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和几十年建设实践的砺练，使他成为党的一名忠诚的战士，在他的灵魂深处，凝聚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从他的举止言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正气和节操。不妨例举我们了解和经历的几件事。1951年秦和珍同志调省工作时，有同志提议秦书记以后来泰安的机会很少了，不如陪老书记爬次泰山作为留念。张敬焘同志在征求大家意见时才发现，十几名地委委员（当时不设常委）虽从抗战开始就在泰山脚下坚持斗争，进城也三年多了，由于工作繁忙，竟然都没有上过近在咫尺的泰山。于是大家一拍即合，利用星期天集体陪伴秦书记爬泰山。由于当时登山只有盘山路，来回需七八个小时，地委办公室就安排在泰山顶上简单地吃了顿午饭，算是“欢送”秦书记。连合影留念整个活动共花费了32元6角钱。同年11月，张敬焘同志将调上海工作时， “三反”、“五反”运动相继展开，他对爬泰山的事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如数退赔了吃饭的钱款，地委并就此事专门作了集体检讨。这一检讨现仍存在泰安市档案馆的档案中，成为那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真实历史写照。
我们编辑的《莱芜战役》资料书出版后，按照出版社规定，编入本书的十几位老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要发点稿费。老省长的署名文章《莱芜战役中的泰山区人民》稿费20余元。1987年春，我们市委党史委领导让去济南出发的黄文勃同志带去转交给老省长，老人家坚决不要。他说： “材料是我谈的，文章是是你们写起来的，应该给执笔的同志。不然，你们买点茶喝。”面对老省长的恳切态度，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社会上公务活动中用公款超标准招待之风愈演愈烈，老省长对此甚为反感，他在为我们党的这些不良风气担忧。1991年10月下旬， 《中共泰山区党史大事记》审稿会在泰安华侨大厦召开，数十位曾在泰山区工作过的老同志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由于到会人员“规格”、年事都比较高，而且难得到泰安一回，泰安市委领导指示承担会务的同志，对老同志们的生活要适当安排得好一点。当时正值中央“两办”下发发了禁止公务活动中大吃大喝的《通知》。在会前听取关于会务安排情况的汇报后，老省长提出这次会议要贯彻落实中央“两办”规定要求，提议降低餐费标准，不安排招待酒水。负责会务的同志很为难地解释市领导的指示，接待不好对不住这些远道而来的老同志。老省长说你们尽管向领导汇报，就说是我们老同志的一致意见，我保证老同志不会有任何问题。事实上，老省长已经和在济的准备参加这个会的秦和珍、刘众前几位省级老领导作了商量，一致决心，贯彻“两办”规定，我们老同志要身体力行带头。负责会务的同志反复解释其他会议都是这样办的，咱也是按惯例办。市委领导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定餐费标准略高于正常会议标准，上点酒水老领导随意喝，吃一顿后再听听老省长的意见。会议报到后吃过第一顿饭，老省长认为标准还是高，坚持要“四菜一汤”。他动情地说：“前段时间我到某地，地方领导都过来陪酒敬酒，有的喝得醉醺醺的，还要赶到其他场去陪第二场、第三场，我问他们这样是不是太辛苦了，他们回答说是很累，但是没有办法，都这样，已经习惯了。同志们，我们是靠钻山沟，睡堰屋子，打游击，和群众打成一片，靠艰苦奋斗起家，什么时候成了这种习惯？我们研究党史，不是只总结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应该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和发扬。”最后，市委领导向老省长当面汇报解释，采取了一种折衷方案，餐费标准不再降低，会间一律不上酒，老省长才勉强同意。
老省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子女要求严格。他到下边出发或参加一些活动，从不准身边人员给下边增加麻烦，发现不合适处，必严肃批评。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就说老省长去世前的一件事吧。他9月来参加泰山国际登山节时，因为有腿痛病，经人推荐，在临回济南前到泰城西部一个私人诊所去就诊，当时牛之营同志陪他去的。医生给他配了一种外敷药，在胫部一个穴位上贴好后，老省长启程回济。可一个月后，市委党史办的同志在那个诊所附近遇到了老省长的司机，他是来给老省长拿药的。并说老省长已来过两回，都没让市里和你们党史办知道。我们听说后心中既感动又感叹，老省长是不愿打扰下边啊！
老省长逝世已经三年，至今我们还刻骨铭心地记得追悼会上那幅挽联：“品比松竹七十年革命生涯功勋卓著彪青史，格超梅兰九十载非凡人生清正廉洁铭人心。”
我们也还保存着省委组织上给他写的生平。其中这样评价老省长：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胸怀坦荡，一身正气，维护团结，顾全大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办事公道正派，热情关心同志，严格教育子女，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张敬焘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
党组织的评价是公正的。这何尝不是人民对老省长作出的庄严而郑重的历史性评价啊。
（作者：原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