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在三十军二六八团三营，我们从沙河出发时，每人多少还有点粮食，不到一天就吃光了。以后，只得饿着肚子走。这一带又是一片丛林，没有人烟，莫说吃的，就连喝的水也难找到。
部队在前面走，敌人在后面追，一连三天三夜，我们一边阻击，一边转移，直到第三天晚上，才进入了山区。在山区进行了整编，把一些机关人员充实进了连队，我们营派来了一个教导员，我就转做营长工作了。大家实在饿得很，杀了一些马吃，我们营搞到了一些肠子，肚子。因为缺水，洗得不干净，煮熟了，有的人吃了一点，有的人根本没吃。半夜过后，继续前进。
九点左右，到了一个山沟，部队开始休息，我刚想找李教导员研究一下部队情况，又被通信员叫到了团部，杨团长指示：今天部队就在这里休息，你马上领一个连，到前进方向右翼山头上担任警戒。你营的其他四个连，由教导员负责，在山脚下休息。我把警戒任务交给了七连。全连虽然两天多没有吃饭了，斗志仍然很高，连两个病号也坚决要求去，在指导员的耐心说服下，才留下来。
上午十点多钟，七连出发了，一班在队前一百五十米左右，沿着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搜索前进。大家都很着急：希望快点到达山顶，但因人困马乏，怎么也走不快，走几步，就得停一停，停的时间反比走的时间多。从山脚到山顶，最多不过八九里，照过去行军的速度，不过一个小时就能走到，现在呢?走了两个来小时，才走了一半。队伍从山脚一直拉到山腰，零零乱乱。山顶上还有积雪，半山腰尽是乱石和深坑。
路的两侧都有悬崖，人在上面走，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一不小心，就有掉下崖去和掉进坑内的危险。天气冷得很，战士们的脸上却不断地冒汗珠，汗出得越多，嘴里越加焦干，发苦，喉咙里好像起了火，肚子又饿，眼前直冒金花，两条腿好像有几百斤重。山崖上的冰溜子被太阳晒融了，“崩当，崩当。”不断地往下掉，我们多么想吃点冰溜子啊，可是，冰溜子全在地上摔个稀烂，碎成冰块，而且不是硌在悬崖上，就是滚进了石缝里，就是捡不到手。渴得实在没办法，好多人躺到山崖下，张开嘴，接上几滴融化的雪水。
忽然，一个小冰块掉到王排长的跟前，他喜出望外地拾起它，塞到嘴里，含了一会儿，就吐出来递给他后面的人，后面的人含一含，又递给再后面的人，就这样，三个四个……一直往下传，直到这块小冰块完全含化了为止，润湿了十多个人的喉咙。越接近山顶，掉队的人越多，一班六个人只有三个走在前边了，跟着前卫班的自动枪班也有两个弹药手掉了队，只剩下三个人。我和七连指导员跟自动枪班的三个人走在一起。我老是催他们快走，可由于一直没吃饭，就是走不动。
我把自动步枪要过来扛上，反而走得更慢，于是自动枪班班长又把枪扛过去。我们哈着腰，一只手扶着膝盖，一只手攀着草木和岩石，慢慢地向前爬，口里直喘粗气，心脏跳得厉害，上一步，停一停，眼看着山顶，就是走不到。我费了很大劲，赶上了前卫班，在石缝里弄了一点水，于是稍停了停，每个人都喝了点。七连指导员也赶上来了，他对我说：“部队掉队都掉完了，山顶是制高点，万一让敌人先占了可就不好办。”
我说：“我们应该先上去几个人抢占这个山头，事不宜迟，我们快走。”可是，哪里走得动，两条腿好像面条，站着都直摇晃，真是寸步难移了，情况紧急。七连指导员又开腔了：“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把这点东西吃了吧。”他一边说，一边解开自己的米袋子，倒出足有半碗炒麦子，他先抓了一大把给我，然后每个人都给一把，剩下还有一把，给了自己。
自动枪班长不同意一人分一点，他说：“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分它干什么?你和营长吃了吧。”指导员说：“别看就这一点，我们吃了它，再喝点水，就有劲了，吃完好尽快上山顶。”果然，我们吃了后，脚就有劲得多了。
不大一会儿工夫，一班的三个战士先登上了山顶。我还没有上去，一班长就跑下来向我报告：在左侧山腰，发现了敌人的骑兵，约有二百人，正下马集合。
我和自动枪班的三个人跟着一班长马上赶到山顶，组织射击，敌人惊惶失措，跃身上马，一溜烟地逃走了。枪声一响，掉队的都跟上来了，我们控制了制高点。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看着山下的情况，这时我才感到了刚才的危急：如果我们再晚一点点，让敌人先占了山顶，那别说我们上不来，整个二六八团可都有好瞧的了!休息了，战士们都在谈论：这就是一把麦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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