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39年11月鲁西地区二地委撤销,约2年多的时间,濮、范、观三县在党的工作方面,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向外输送了大批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武装斗争上,组建了抗日武装队伍多支,其人员有组织、成批地编人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约2000人(枪),为扩充壮大我主力部队作出了贡献;在组建抗日群众团体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如“抗敌后援会”、“抗日救国会”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当时濮、范、观三县的有利条件是:(1)濮、范两县建党早,党的基础好。(2)我中共党组织特别是鲁西特委与国民政府山东省聊城地区专员、司令范筑先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利于我党各项工作的开展。(3)有抗日武装互相接应。靠近冀南和聊城地区的冠县、馆陶,八路军主力部队在1938年1月就进入了冀南,鲁西特委领导的第十支队就在冠县一带活动,而我党领导的十三支队1938年就驻在濮县的古云集一带。(4)有鲁西、直南特委等上级党委的直接具体领导。当然,这2年多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失误,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一)
濮、范两县党组织建立较早。虽然1936年遭敌破坏受到损失,党的活动处于低谷,但活动一直未停。范县党史资料中提及,1937年上半年,濮、范两县除县委外,还建区委6个,支部45个,党员300余人,有党员关系的村庄120个,是山东省西部一带党的基础最好的县份。这时,濮县县委书记是张成一,范县县委书记是王继魁。当时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党员、党组织的更多活动还是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西安事变后,中共党组织面临的形势好转。1937年初在济南监狱、反省院关押的濮县共产党员陆续获释,除陈东升(绍成)去延安中央党校,王登明(现名王亚朴)去陕北参加红军外,其余如孔繁阁、刘培岑等回到濮县。30年代初期在范县乡村师范入党的一些同志,除极少数如于子元于1936年到菏泽、曹县一带开辟党的工作外,多数仍在濮县、范县家乡,以教书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原县委书记马功臣的公开职务为濮县高堤口乡乡长。这个职务对我党工作非常有利。1937年冬,县委组建的抗日第一支武装——濮县抗日游击队,马功臣同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濮县县委书记为孔繁阁,范县县委书记仍是王继魁。濮、范两县在外读书的党员,如,在济南一乡师的郭超、郭启亮,在曲阜师范的张建国先后回到家乡,我也从兖州乡师回到濮县。鲁西北特委负责人刘晏春,就住在濮县一带,具体帮助指导工作,当时不少工作就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濮县共产党员刘兰斋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当骑兵连长,这时回到家乡,与刘晏春和两县县委商定,动员组织党员和抗日进步知识青年约100人去河南省,计划赤化该部中的一个师,孔繁阁、王继魁、郭启亮以及高黎光等都去了,阳谷、堂邑等县也去了党员。为了动员兖州乡师的同学参加,党组织要我去兖州、邹县、鱼台等地。
1937年11月,张建国任濮县县委书记,金瑞任范县县委书记。1938年,两个县委办了多次党员训练班,有的党员送特委、省委党校学习。
1938年4月,直南特委朱则民、王从吾等领导同志随四支队到濮县一带,从此,濮县、范县党组织划归直南特委领导,刘晏春调任特委组织部长,不久郭超也调特委任宣传部长。我调任范县县委书记。同年7月,冀鲁豫省委在南宫、冀州召开全省活动分子会议,会后,张建国留在省委党校工作,濮、范两县合并,我仍任县委书记。因濮范行政上属山东省六专署,同年10月,党的组织又划归鲁西特委领导,当时特委书记是徐运北,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驻在聊城。此后,濮县县委书记为高黎光,范县县委书记为刘庆三,我作为鲁西特委代表驻在濮、范、观三县。这时,观城也有了党的组织,先后由张绪林、张绍迪负责。
1939年1月,鲁西区党委建立,阳谷、东阿、寿张和濮、范、观三县成立二地委。同年3月,观城建立了县工委,书记张绍迪,后党员发展多了改成为县委,张化民任书记,张绍迪主要领导武装工作。高黎光、刘庆三仍担任原职务,工作未变。濮县的黄河以东即以后的鄄城,这时仍与濮县一个县,这里早在1938年就有党的组织,董铁夫负责,并参加濮县县委为县委成员。
(二)
鲁西特委与政训处(政治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鲁西特委通过与范筑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在濮、范、观三县设立政训处“办事处”,派出的人员是平津和济南等地的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郭超就是这时被派到濮县的。因他们有公开合法关系,与当地国民党政府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举办抗日训练班,组织救亡群众团体,组建抗日武装等等。政训处对领导和推动当地各项工作均起了很大作用。
1938年春,范县政训处干事、共产党员周子明被范筑先委任为范县县长,濮县政训处干事、共产党员张舒礼继后又被任命为观城县长。共产党员管大同被任命为寿张县长。共产党员当了县长,这对开展当地党的工作自然更为有利了。
1937年冬至1938年春,濮县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会长马功臣,主任张廷斋都是党员。同年,又成立“抗日救国会”,濮县共产党员王师然先在县的“抗日救国会”工作,后又调抗日救国总会(驻濮阳)搞青救会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组建的以范筑先为番号的武装有:
第十三支队。创建于1938年1月,司令冀炳南(原名冀振国)。他抗日爱国、进步开明,拥护党的主张,后入党,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副司令员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一团团长胡铁军等均为共产党员,为鲁西特委所派。在濮县、范县党组织的协助配合下,在部分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的带领下,动员组织了大批抗日进步知识青年、农民参军,人员多时近1000人,成立了4个团,1个独立营,长时间驻在濮县古云集一带。这支武装是共产党领导和组建的,它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地方党的各项工作,有段时间,县委就曾住在古云集十三支队中。同年10月,十三支队到鄄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王金祥,对十三支队怀恨在心,调动反动军队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十三支队终因寡不敌众受挫。王青云、汪毅被敌杀害,冀炳南、张方(团长)到了清丰县直南特委,同年冬随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一部到濮、范一带,在当地党的配合下,原十三支队大部人员约数百人又重新组织起来,更名为八路军冀炳南支队,后编入杨得志领导的冀鲁豫支队。冀炳南、张方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第二十七支队。该队原是濮县县委军事委员刘培岑于1937年冬支持和创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共产党员王玉德、王虎臣为正副队长。1938年春取得范筑先部队番号,改为第二十七支队。共产党员张廷斋任政治部主任,濮、范两县县委还先后派去一批共产党员加强这支部队领导。该支队人员最多时有2000人左右,成分较为复杂。该支队以后参加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人数究竟多少不详。以后曾任过濮县县委书记的祖化石和李坚同志,当时都在第二十七支队工作过。
(三)
组建与争取抗日武装,扩大八路军主力部队,一直是濮、范两县党的主要任务。除协助和扩大十三支队、二十七支队外,新组建的武装还有:
1937年冬,濮县县委建立了“濮县抗日游击队”。早在1935年,濮县就开展过“分粮反霸”夜聚日散的武装斗争,后来有的区委、支部仍保留部分武器,其中李桥、徐庄支部枪支最多;马功臣担任乡长的高堤口乡民团内部已有党的内线,有利条件多,县委决定在刘晏春、刘培岑的内应下,顺利地解决了该民团,缴获枪支90支。从此,正式成立了“濮县抗日游击队”,队长刘茂斋(党员)。
1938年3月,范县县委也建立了一支武装——“范县抗日游击队”,约40人,队长石镜轩(党员)。不久,濮、范两支武装并入直南特委领导的四支队,改为四中队,张成一为指导员。从此,马功臣也调到四支队,任支队民运科长。(以后四支队发展到1000余人,编入陈再道、宋任穷领导的八路军东进纵队,改为第七支队)。
同年5月,濮、范两县县委又接连组建武装,名为“濮县抗日义勇队”、“范县抗日义勇队”,后两支武装合并,人枪100余。队长鲁德明是濮县人,共产党员。不久,又与直南特委领导的武装合并,成立八路军黄河支队,共300人,由鲁德明任支队司令,后又编入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当时,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特别是八路军主力到达冀南后政治影响很大,群众要求参加八路军的热情高,兵源好解决,重要的问题仍是如何弄到枪支。刘晏春、郭超、高黎光和我都从濮、范两县背(拿)过枪支到清丰县梁村交给直南特委。为弄枪支,甚至绿林弟兄、会道门的工作都曾做过。有次,我们的一支匣枪被范筑先的二十一支队弄走了,为要回这支枪,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我还亲自找过范筑先,他把我当成学生,仍然无效。
1939年春天,八路军东进支队(一一五师师部)到达运西地区,范县成立八路军工作团,队长石镜轩,教导员当时由范县县委书记刘庆三兼任,副教导员岳黎民。组建的武装还有魏全领导的范县抗日游击营,毕连弟、张绍迪领导的濮范观联合基干大队等,总共近1000人,后编人一一五师独立旅。
( 四)
1939年1月至11月的“二地委”。
鲁西区党委是1939年1月在冠县成立的,当时的二地委辖阳谷、东阿、寿张和濮、范、观共6个县。濮县、范县、阳谷、东阿党的基础好,早已有县委,其他为县工委。寿张党员的数量少,成立了县工委。书记赵凤升,阳谷县人,长期归申云浦直接领导。这时聊(城)东南也成立了县工委,归二地委领导。老红军干部孙大坤,又名孙超,朝城人,回到家乡发展了党员,成立朝东南县工委,他任书记,时间很短,后谢春风接任。
二地委书记申云浦,宣传部长黑伯里,武装部长徐翼,我为地委组织部长,主要住在濮、范、观三县。徐翼主要任务是搞武装斗争,他领导游击队在阳谷、东阿一带活动。申云浦、黑伯里以及区党委民运部长徐运北,都到过濮、范、观三县帮助指导工作。记得有一次为躲避日寇的扫荡,在范县我和运北同志还钻过高粱地。
八路军东进支队到运西地区后,范县成立了八路军工作团。地委机关曾在黄河南的范县、寿张地区活动。
同年11月,二地委撤销,濮县(含鄄城)、范县、寿张、观城多数县划归运西地委领导,阳谷、东阿归运东地委。1939年冬,我离开鲁西地区,因此观城的归属我说不确切。1940年冬,观城归属西北地委领导。
1941年7月,鲁西和冀鲁豫边区两个区党委合并,我又调到范县工作,直到1942年底,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主要表现在忽视减租减息和发动群众工作。1942年春,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地区去延安,沿途经过冀鲁豫边区,在肯定边区工作的同时,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批评是对边区领导的,但是对我的震动很大,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时时刻刻相信和依靠群众。不久,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组建濮县、范县政民工作队,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工作。1941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最艰苦困难时期,濮县、观城顽军设有据点,范县是冀鲁豫边区的中心,是唯一没有敌顽军队据点的完整县,我党政军机关常驻这里,全县几乎所有村庄都驻有我后方机关工作人员。1942年9月27日,敌人实行“铁壁合围”,以范县一带为中心进行大“扫荡”,虽然敌人“扫荡”被我粉碎,取得了胜利,但我们的损失也不小。由于群众的掩护,军区医院伤病员数百人,分散住在30多个村庄的200多户农民家里,未有一人伤亡。军爱民,民拥军,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伤病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