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宇辉同志逝世。他走得突然，开始不敢相信，后来证实他的确是走了，我的心情长时间不能平静，总在回想他的过去以及我们相处时的情况。
1950年初，贵州、四川解放不久，经中央组织部分配，宇辉从华北革命老区到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他去川南区党委（驻泸州）任团工委书记。当时我在西南局组织部干部处工作，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历时半个多世纪。1949年进军西南时，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区，连同重庆市，直接归西南局领导。川南区辖泸州、宜宾、乐山、内江4个地区和自贡市，李大章任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和军区政委；彭涛任区党委副书记；郭影秋为常务为副主任。区党委组织部长许梦侠（后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两年前来昆明，还谈到他与宇辉在川南相处时的情况，并交代要与他见面，可惜当时宇辉没在昆明。
1952年夏，西南各省（区）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央决定恢复四川省，4个区党委撤销，李大章任四川省省长，郭影秋调云南，后任省长。
宇辉这时到重庆，任西南大区团工委常务副书记，接替康乃尔的工作。团工委书记仍由西南局委员、组织部长于江震兼任。这时西南团工委领导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重庆6个省（区）市的青年团工作。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各省、区、市，大批干部调北京，其余干部分配到各省。我和宇辉调云南，他任团省委书记，我到省委组织部。在省和西南大区时，党组织都向团委交代过培养和输送干部的任务，因团干部年轻、有文化、肯学习，接受新事物快，团组织的确是培养和输送干部的好场所。而且，西南大区和省（区）团委都设有团校，培训干部。
20世纪50年代，宇辉同志曾随团中央组织的代表团去苏联和东欧几国参观，回昆后，他曾向我谈到出国后的体会。使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说“出国后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当时，他送了我一把从东德买来的小水果刀，礼轻情义重，至今我仍在使用，见物思念人。1957年，中国和缅甸关系友好，为了回访，云南省政府和驻军组织代表团去仰光，代表团团长是代省长刘明辉同志，宇辉被指定为代表团成员，因他有出国的经验，是代表团的参谋和助手。当时除国家外交部门外，地方党政领导出国很少，难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1957年“整风反右”，宇辉他在团省委领导岗位，伤害过同志，曾内疚过。我那时在省委组织部，并兼任省级党群系统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伤害过的同志更多，教训深刻沉痛。1958年4月，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又受到批判，成为全省“反党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被开除党籍，下放农场。两年后，宇辉也被错处，降职到省农垦总局任副局长。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我在农场已近20年，因劳动强度大，体弱多病，宇辉和当时任省农垦总局局长的江洪洲同志等商定，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将我调回昆明，到农垦总局搞供销工作。这不仅对我身体有利，家庭可以团聚，而且还可去各地农场或北京。1978年春天，国家农垦部召开后勤工作会议，我去北京，除开会外，还见到许多过去的老战友和领导同志，他们鼓励我为自己的冤案写申诉。这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是申诉平反的好时机。我的申诉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当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云南的“郑、王反党集团”1979年4月平反，使我在蒙冤21年后又返回省委组织部。
前面提到的江洪洲同志，他先宇辉几天去世了，我和他也早就相识。他和宇辉共事近20年，我们相处关系都很好，相互真诚、知心。在我坎坷的年代，他俩都关照过我。当然，由于当时的情况和处境，有的只能是做了不说，各自心里明白。我对他们自然也很敬重。现在他们两人都已离开我们走了，我又怎么会忘记，又怎能不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