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西渡黄河之后，正值甘肃北部高原天寒地冻的隆冬季节，夜晚气候格外寒冷，究竟是零下多少度，那时没有温度计，也搞不清，只知道整个头几乎冻成了一个冰疙瘩，甚至谁也不敢用手使劲去捂一下耳朵，因为如果不当心，耳朵就会被手扳掉。寒冷袭击，风沙肆虐，呼吸格外困难，实在冻得受不了，同志们就从棉裤腿上撕下一块布来，将耳朵至嘴巴包住，不一会儿，嘴中哈出的气体就在嘴巴下结成了一根根冰柱，看上去每个人都像长了“银须”。
由于整个脸和四肢都冻僵了，处于麻木状态，谁也感觉不出这嘴巴沉甸甸的“银须”是一种负担!除了这奇特的寒冷，脚下的路就更成问题了，浩瀚无边的大沙漠，在狂风的翻动下，好像地面摆动着一副柔软的纱绸，沙浪像海浪忽高忽低，忽隐忽现，扑打得双眼难以睁开，松软的细沙，一脚踩下去足以陷进脚脖子，同志们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历经过无数艰难困苦的红军战士已经苦惯了，在这冷酷无情的大自然面前，仍旧毫不退缩，顽强地与寒冷、疲劳搏斗着，艰难地行进着……
有的同志因实在支撑不住，倒在地上，周围的同志还未及上前搭救，就被卷地而来的风沙淹没了，瞬间就永别了战友!后续部队走在埋葬着他的沙土上面，是绝然不知脚下刚刚掩埋了一个战友的身躯!
十一月初，过了黄河的四方面军改称为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过河不久，就遇到了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等步骑兵和大批反动地主武装的围攻、堵截和追击。常常是我们紧走一夜，天明后马匪的骑兵不消两个小时就赶上来，于是，不得不白天打仗，晚上突围转移。为了消磨减缓马匪的追击速度，我们不得不避开大路，在沙漠中行进。
敌我对比，敌人无论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马步芳部队大都是当地土匪，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拨和欺骗，与我军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因此马匪占据天时地利的优势，而我西路军一没有根据地，就像一个没有家一样，永远奔波得不到休息；二没有弹药粮食补充，已处于山穷水点的困境。尽管如此，我英勇的红军将士们依然殊死奋斗，英勇作战，虽能刁断地取得一些胜利，然而军事上的局部胜利，是挽救不了错误路线所造成自困难处境和被动局面的!
渡河后，三十军在一条山遭到“二马”阻击，我军将“二马”胜利击退后没有进到宁夏，反却掉头向西。这时总部决定五军为前卫部队，经凉州考北向西进至山丹，攻克山丹后据守，三十军则攻克永昌；而此时敌军正急届增兵向我包围，企图将我分而灭之!十二月初，经过两天的行军战斗，红五军歼灭了山丹守敌，正待据守第二天马步芳的两个骑兵旅就包围上来了。
董振堂军长面对敌情，从容不迫，他沉思片刻，决定这样用兵：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和随营学校的学员守卫山丹城墙，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在城里待命。事后回想一下，这样使用兵力是十分合理的。战斗初期，尽管敌军锐气正旺，但由于不了解我军实力，不敢轻易贸然进犯，而我方则可保存实力，伺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董军长是河北人，虎背熊腰，很有一副气宇轩昂的军人气质和风度。自宁都起义后，他对党中央、毛主席无比信赖，坚信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因此，他将整个身心都倾注在革命事业上。
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董军长率红五军团被调往左路军，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他和红军战士一样穿草鞋、吃树皮、吃野菜、嚼草根，毫无所怨，面对张国焘等人的倒行逆施和排斥打击，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记得在张国焘迫使四方面军和红五军、红三十二军南下川康边界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指战员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极为不满，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为了顾全大局，解决指战员的思想问题，董军长在自己住的那幢藏民小屋子里亲自召集了我们营以上干部开会，请朱总司令给大家作指示，当朱总司令要求我们不要扩大矛盾，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时，是董军长站起来表示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好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矛盾，决不感情用事。我们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
最后军长又要求我们将总司令的讲话精神向部队传达，教育每个同志都要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去考虑，凡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用团结战斗的力量去战胜敌人!军长就是这样，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博大胸怀，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率领着我们红五军团一路冲杀过来。山丹守城战打得正紧，城四周人喊马嘶，与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战斗的前奏曲。
我们的红军战士再疲劳，一听到多种武器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就红了眼，坐不住；我每到一个连队检查枪弹准备情况时，同志们就纷纷围上来，急不可耐地说：“参谋长，赶快要求军长让我们上阵吧，兄弟部队在那里打，我们在这里听枪声，这种‘清福’我们可享受不了!”我安慰大家说：“请同志们放心，我们三十九团该在什么地方用，军长一定有打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抓紧时间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战士们的情绪才渐渐镇定下来。
守城部队依托城墙垛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军部终于命令三十七团和我们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
古老的山丹城，东门不远处便是雄伟的万里长城，它虽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巨变、风雨剥蚀，但依旧展现着固有的巍峨雄姿，它更像我们这支历经战争创伤的西路军，虽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却依旧巍然如山，在枪林弹雨中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下午四点钟，嘹亮的冲锋号声响彻云霄，震荡着千百年来沉寂的山丹，城墙上负责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嗒嗒嗒、嗒嗒嗒”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我三十七、三十九团的官兵三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了，部队像决堤的洪水，从东门一拥而出，一路杀声震天，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奔逃，我们乘胜追击……
我团追击到长城后，在团长、政委指挥下，又冲出五六百米远，占领了一道沙梁，当团政委周畅昌同志正站在沙梁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时，突然与身边的警卫员同时倒下了，我急忙扑上前查问，敌人的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了他俩的大腿，我让卫生员快速将他俩包扎好背下阵地。刚交代完毕，只听几个战士同时喊：“参谋长你看!”
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一片尘土飞扬，像一条急速向我奔袭而来的游龙，敌人的骑兵又反扑过来了!“赶快组织火力，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团长大声发布命令。糟糕，我们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结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眼下我已处于孤立无援、无险可凭的危急处境!“同志们，敌人又过来了，准备好和敌人决一死战!”我大声向同志们发出动员令。
敌骑兵在我阵地上挥舞着大刀，左杀右砍，横冲直撞，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同志正率部队与敌人拼杀之际，不幸被敌人一个骑兵砍中头部，当即光荣牺牲，该团很快被敌人冲散，眼下阵地上只剩我三十九团，在这烟尘滚滚的沙漠里与敌人厮杀混战，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这时，站在山丹东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董振堂军长发现了这一险情，当即命令四十五团派两个营火速增援我团战斗，掩护我团撤退。四十五团上来后，才算扭转了局势，四十五团的同志瞄准敌人骑兵射击，敌人与战马一个接一个跌倒在地，敌人一时偃旗息鼓，我趁此机会迅速带领部队撤到城门跟前……
这一仗我们虽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董军长指挥沉着果断，我出击部队将会有全部覆没的危险。
董军长很快和我们一道总结了经验教训，这次教训是出击过远，对敌人骑兵的作战速度没有考虑进去，如果追击到长城一线就停下来转为据守，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动局面。山丹第一次战斗结束不久，军部调我到三十七团任团长。
这天我来到军部报到，只见董军长正捧着一张甘肃地图眉宇紧锁，久久凝思，我的到来都没能打断他的思索，他神色严峻，话语不多，简单交代了几句就伸出手来与我握别，显然，这是他的动作语言：“就这样吧!”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眼下，敌人铁箍似的紧紧包围着山丹城，而三十军、九军还在一百多里外的永昌与马匪作战，战局危急，他的心情怎能不沉重啊!五军在山丹与敌人展开拉锯式的战斗整整一个多星期，伤员显著增加，药品极度缺乏，食物就更谈不上，伤员得不到救治，使五军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
面对眼前的情景，我们多么想念延安，想念党中央、毛主席，盼望西路军领导人能尽快放弃眼前战法，折头东进!然而，从上面传下来的命令只有一个：西进，西进!根据西路军总部西进的命令，红五军在十二月底的一天夜里，趁敌人骑兵退缩到周围的小寨子里，静悄悄地突出山丹东门，绕到北面，再度走进了浩瀚的沙漠……
这次转移，一副副担架列成了长阵，抬担架的战士一个个也都筋疲力尽，无力行走，他们凭借着深厚的战友情谊，咬紧牙关，奋力支撑，不愿将一个伤员留给敌人。
经过一天一夜强行军，我们于十二月三十日占领了临泽。
第二天晚上，董军长又奉西路军总部命令，亲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两个骑兵连和军直属队一部分，经一夜急行军赶到西面的高台，与高台守敌展开激战。留驻临泽的三十七、四十三团是由五军政委黄超负责指挥。黄超原是张国焘的秘书长，这次董军长率部出发进攻高台，黄超竞连一部电台都没有让董军长带去……
次日，高台战斗打响后，由于董军长同我们失去联络，我们在临泽只听到高台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枪声，却无法知道具体战况，又怎能不心急如焚!事后知道，军长一日攻下高台，但马匪十二日开始进攻，至二十日高台失陷。
直到马匪攻占高台的战斗已经打了九天，黄超才找到我说：“饶团长，怎么样?带一个营去支援一下高台。”我觉得时间已拖延至今，高台一定十分吃紧，而我只去一个营兵力增援，实属杯水车薪。
他见我有些犹豫，又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想要求增加增援部队，将董军长救出来，但想到黄超一向的作风，知道提也不顶用，只好忍气吞声，回到团里，挑选二营随我执行这一任务。
约莫四更天的时候，我带领二营从临泽出发向高台方向挺进，高台在临泽西北方向，相隔约五六十里。我们沿公路向西走了大约二三十里的样子，这时高台方向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到了，战场上这种沉闷的寂静，往往预示着不吉的征兆。
这像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我们每个同志的心。我边走边想，在情况没弄清之前，不能盲目开进，万一高台已被敌人占领，我们这支不足三百人的小部队到了那里，无疑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于是我跟二营张营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将部队先带到附近一个土围子里，侦察清楚敌情后再行动。
部队刚接近那座土圈子，就见从西面过来一个背褡裢骑毛驴的中年庄稼汉，他见了我们，忙停下毛驴，用诧异的目光直愣愣地端详着我们的队伍，我走上前去问道：“老乡，高台那边的仗还打不打了?”他愣了一会儿，大概从我们的服装上认出了是红军队伍，忙摇着头说：“哎呀，你们千万别再往前走了，高台已经被马匪占了，你们的人死得好惨哪!”
这一可怕的消息对我们前来增援的部队来说，真如五雷轰顶!军长他们怎么样了?三千多红军干部战士难道都牺牲了不成?他们会不会突围转移到哪去了?这一个个急欲想知道的问号，一股脑在我心中翻腾着，我一个劲追问那老乡，可详细情况他也说不出来，只说：“反正没看到从高台跑出一个红军，还有，你们一个大干部的头被割下来了……”
无需多言，情况已是万分的糟糕!我和张营长一合计，决定还是先把部队带进土围子，再派出小分队到前方侦察，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必须迅速将部队带回临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进到土围子还不到三个小时，侦察员就很快回来报告了情况，高台确实在昨天被敌人攻陷，我三千将士几乎全部阵亡!这边刚刚得到情报，那边担任警戒的部队就又急速报告说：“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开始向我包围!”
不一会儿，敌人就已包围了整个土围子四周，但是，由于敌人暂时还没搞清我究竟有多少部队在这里，不敢贸然进攻，只是让小股敌人与我接火，试探实力，我们此刻只有针锋相对，狠狠击退了敌人。这时，在距我较近的土围子里传来了敌人的喊话声：“共军弟兄们，你们在高台已经失败了，赶快过来缴枪投降吧!”
我们也立即让几个嗓门洪亮的战士向敌人喊话：“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你们的父母在家给地主当牛马，你们却在这里给地主阶级卖命，你们流血，当官的发财，你们不想一想，打仗到底为的谁?”就这样我们和敌人对峙了一天。据观察，敌人的兵力还在不断向周围聚集增加。傍晚，我和几个营干部研究了一下，认为敌人很可能在明天拂晓向我发起总攻，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突围出去!感谢老天帮了大忙。
入夜，狂风骤起，飞沙漫天，正是突围的好时机。我们立即安排了三个战士继续向敌人喊话，以迷惑敌人，其余人员全部突围，突围路线选择在白天侦察好的距此东北方向约二里远的两庄之间……“白军士兵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留下的三个战士开始喊话了，愚蠢的敌人随即也跟着喊话：“共军弟兄们，快投降吧……”
我简单向战士们交代了注意事项，切记两条：一、不能有一丝光亮和一点声响；二、万一有情况，听指挥!一块随行的两匹战马也早已喂饱、饮足，以免它们途中饥饿嘶叫……开始行动了，真可谓“马勒口，人衔枚”，风照样刮，沙照样扑打，而我们的队伍走过之处，没发出一点异样的动静。
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随时准备着可能爆发的血战!情况比我们预料的来得还快，在我们突围出去不久，就听敌人枪炮齐鸣，见我们离开的那边火光冲天!很显然，敌人已发起攻击，那座土围子已遭到了灭顶之灾!“留下喊话的那三个战士回来没有?”我怕他们三个在后面出事，忙问张营长，他说已经到了，在队伍后头!我这才如释重负，险哪!
三百人的命差一点全部留在那里。我们撤回临泽，敌人则整整向那座空围子轰打了一夜，由于他们四面炮火一齐轰，所以分辨不清围子里到底有多少火力，直到天明时分，方才知道中了我们的“空城计”，敌人又气又耻，立即折头向东，气势汹汹地将I临泽包围，战斗又整整进行了一天，我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军直属队及总部后勤机关人员，发扬了红五军能攻能守的顽强战斗作风，死死地坚守临泽城，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强攻。
战斗进行到半下午，我来到二营坚守的城段，只见张营长正站在城墙旁边的一座房子顶上，探头瞄准敌人射击，我要他注意安全，刚刚大声说：“张营长，当心，头不要抬得太高!”话音未落，敌人的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当即倒了下来，我急忙上前抱住他，呼唤着：“老张!老张! 你醒醒，快醒醒!”但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见他嘴角抽搐了两下，头便耷拉下去，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马匪的枪法很准，有的战士用树枝将帽子挑起来举出城墙欺骗敌人，一会儿敌人的子弹就能将帽子击穿好几个窟窿。尽管如此，临泽城还是被我坚强的红五军守住了，这是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胜利，我们牺牲了许多干部战士，包括军蔡参谋长。敌人攻城失败后，怕我们晚上出城追击，便在傍晚撤出了阵地。
后来，前往高台参战的三十九团团长和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同志突然来到了部队。原来，当高台被敌人攻破后，他俩在一位老乡的掩护下，藏进了老乡的夹墙，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后来这位好心的老乡又拿出自家衣服给他俩换上，让他们化装成西北老百姓的样子，并用牛车将他俩送出城，当走到城门口时，敌人哨兵盘问：“赶车的，干什么去?”“我到城外给你们拉粮草。”敌哨兵看了看牛车上是两个“老百姓”，就没在意，给放行了。如果没有这位好心老乡的掩护，他俩绝对无法生还!
张政委激昂悲愤地陈述了高台战斗惨败的经过：战斗一开始很顺利，董军长率领部队一举拿下了高台，歼灭了守敌保安团和民团一千四百多人。
高台的群众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好的军队，一不奸，二不抢，还到群众家里问寒问暖，无不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紧接着，董军长将部队作了守城部署，四十五团据守城东南，三十九团据守城西南，两个骑兵连在城北待命。马匪得知高台失守，派来大批骑兵向高台合围、进攻。敌军首先占领了城西的村庄，以堵截我军西进的道路，随之，又占领了城南、城东方向的村庄，以八至十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将高台团团围困，天天连续强攻。
在白天黑夜不停的血战中，我守城部队忠实地执行了董军长的命令，英勇奋战，宁折不弯，以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击退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其中有几次敌人已爬上了城墙，又被我红军战士杀了下去。
但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突围无法实现，又没有电台，与临泽联络中断，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坚守到最后，战士们只能用枪托、大刀、木棍猛击爬上城墙的敌人，甚至用砖头、泥块往城下砸，将滚开的水朝城下敌人泼!董军长在战斗最困难的时刻，边指挥边和战士们一起战斗，入夜战士们十分疲劳，他就让大家用一根小木棍依次传递，以免睡着贻误战机。
经过八天八夜的激烈战斗，我军打退了敌人几十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于一月二十日拂晓，城东西两关先后失守，敌人攻进城后，又很快占领了两个小庙制高点，我全城部队受到极大的火力威胁，五军生死存亡已到最后关口!在这生命最后的时刻，董振堂军长壮怀激烈，顽强不屈，高喊着：“为了革命，为了胜利，继续战斗!”他将最后仅剩下的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和少量部队带上屋顶，又继续和敌人血战了近十个小时，当部队全部阵亡后，他以崇高的革命气节与两个警卫员一起跳下城墙，壮烈牺牲。
万恶的马匪在董军长牺牲后，惨无人道地割下他的头颅，送往凉州国民党政府去领重赏。凉州国民党公署将董军长的首级悬挂在城门旁，并挂着一副黑牌，上面写着“共匪五军军长董振堂之头颅”，目睹这一惨状的群众无不愤慨落泪……
听完张政委的陈述，我们痛哭失声，董军长，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带领我们走过了千山万水的敬爱的好军长，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敌人在第一次没攻下临泽之后，紧接着又在第三天发起了强攻。
接到西路军总部命令，我们五军剩余部队于夜间突围，赶到了总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与三十军合编，四十三团编入八十九师，我们三十七团编人八十八师，又投人了新的战斗……祁连山巍然屹立，黄河水浩荡长流。
红五军将士的鲜血不会白流，红五军在河西走廊的英勇战斗精神，将会载入史册，与天地日月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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