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任二六三团三营政委，李先念同志是我们红三十军的政委。从头天晚上进碉堡，到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我带着九连虽然用步枪、大刀、手榴弹、钢叉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使敌人在我们固守的碉堡周围丢下了四五百具尸体，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碉堡里连我只剩下九个同志了，其中还有四个是轻伤员。
我想起昨天晚上，我带来了一百三十多个生龙活虎的战士，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么几个人，不由得心里一酸，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下来。但是，我立即意识到，在这样一种危急而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指挥员，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信心、勇气和力量。于是，我用启示性的问话，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你们都明白，这碉堡是我们全团全师，以至全军的前哨。
为了保住这前哨阵地，我们已有一百二十多个同志牺牲了宝贵的生命，面对他们遗留下来的任务，我们应该怎么办?”“誓与碉堡共存亡!”大家齐声坚定地回答。这声音，震撼山谷，冲入云霄，激励着我的斗志，也鼓舞着战士们与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黄昏时分，外面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先是在东西两面，后来枪声又逐渐向北面移动。我们在碉堡上面不了解情况，仍然坚守在那里。忽然，我的通信员惊喜地叫着：“政委，下面有人叫你!”
我从碉堡上走下来，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和其他军、师、团首长，在这艰苦危急的时候，见到自己的首长、战友和援兵，我的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和激动啊!李先念政委沉重地说：“周纯麟，集合部队吧。”能从碉堡里走出来的，只有我们九个人，我望着身旁牺牲了的战友，眼泪不由自主地又唰唰地流下来。李政委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低声地安慰和鼓励我说：“不要难过，你们打得好，打得好!敌人用炮打，没有打垮你们，用重兵围，没有围垮你们，用火烧，也没有烧垮你们。你带的这个九连真像铁钉一样，钉在阵地上!”从此，“铁钉九连”便在我们部队传开了。
我们的军长程世才、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也勉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好，打得顽强!现在你先带同志们下去休息，夜晚再把连队补充起来，这里换你们营长带八连来守!”说完，我便含着泪水，向首长们敬了个礼，就带着九连的八名同志离开了碉堡。
李先念政委不仅在危险、困难的情况下，身先士卒，给我们作出很好榜样，而且在处理各种矛盾、问题的过程中，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秉公而断，也被我们当做学习的楷模。红三十军第二六二团新成立不久，我被分配到该团二营当政委。
在这之前我就听说团长陈家柱是个带兵严、打仗勇敢的一位好团长，没想到，在尹家铺的一次战斗中，我们团丢失了前沿的一个山寨子，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红四方面军曾经有个规定，该嵫番全集丢失阵地的主官是要杀头的。我们团这次丢失了这个山寨子之后，张国焘就打电话到我们师部，要枪毙我们的陈团长。恰巧这时，李先念政委在我们师部，就接过电话，向张国焘要求说：“陈家柱平时作战一贯很勇敢，这次失守的事，让我调查一下再说，好吗?”历史上，曾有许多“刀下留人”的故事，这次李先念政委可真是在张国焘的刀下，留下了我们陈家柱团长的头了!
第二天下午，李政委一到我们团，就召集二十多个同志开调查会。调查会是在一个院子里进行的，陈团长端来一张凳子请李政委坐下，我们其他人都席地而坐，只见陈团长内疚地对李先念政委说：“报告政委，我犯了错误，把阵地丢了，请处分我吧!”“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敌人来了，你们为什么不打，把阵地丢了，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讲老实话，如实地说清楚丢失阵地的情况。”
李政委严肃而又恳切地对我们说。起先，院子里一片寂静，大家都不做声。突然，三营一个副班长腾地站起来，一边哭，一边拍着自己的身上说：“首长，请您看看我们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吧!”
这时，大家都把身上的子弹袋解开，请政委看。原来，同志们身上的子弹袋里，早已没有子弹了，里面装的都是一根根折断的高粱秆子。还有一个战士说：“首长，我们不仅子弹打光了，枪托子打断了，连山寨上能够捡起的石头、砖头都打完了。”这时候，李政委在人群中发现了我，便对我说：“周纯麟同志，你说说看。”我站了起来，对政委报告说：“情况确实是这样。
开始，敌人一个营向我们三营的正面进攻，以后又增加了两个营，都被打了下去，三营还反击了一下，使敌人丢下了不少尸体，并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但是，敌人下午又重新调整了部署，并增加了一个团。
当时，我在四连，团长指挥三营和我们这个连与敌人拼了一天，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以后，敌人又增加了部队。我们不仅子弹打光了，石头、砖头也打完了。
部队伤亡很大，三营全营的干部，现在只剩下一个九连连长，其他都负伤或牺牲了。天黑时，陈团长要带我们去夺寨子，师部来命令要我们撤，我们才没有去夺，撤了下来……”
我讲完之后，李政委好久没有讲话，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说：“我昨天晚上才到你们师部，在电话里听说你们把阵地丢了，张主席打电话给你们师领导，要杀你们团长的头，说你们团长怕死，不好好打仗，随便把阵地丢掉了!我当时听了很是吃惊，你们团长过去打仗很好，为什么这次打仗不行了呢?我想可能有原因，所以就要求张主席，让我今天调查一下再说。你们是新成立的部队，打这样的恶仗还是第一次，虽然火力很差，但由于大家勇敢不怕死，成倍地消灭了敌人。
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情况向总部报告，希望你们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把部队整顿一下，明天新兵就可以来补充了，你们要争取打一仗，进一步，越战越强!”后来的事实说明李先念政委的这次调查，不仅救了我们陈团长的命，保护了一个好干部，而且教育了我们全团的同志，办事情，处理问题，都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决不可主观武断，危害革命事业。西征路上，我们在石窝打了一场恶仗之后，便分左、右两个支队撤退了。
左支队有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和总直属队部分领导干部，由李先念政委、程世才军长和李天焕主任率领，进人了风雪弥漫的祁连山。
阳春三月，本来该是解冻的时候，可是祁连山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冰雪。那埋在阴云里的峰峦，仿佛是起伏的波涛，不见尽头。寒风呼啸着，卷起雪片和沙砾，从山顶扑向峡谷，又怒吼着飞向远方。
我们翻过一座座高山，穿过一条条深谷，登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高原。高原上，丘陵起伏，河道纵横，漫山遍野覆盖着皑皑白雪，大小河川都封冻结冰，雪光刺眼，寒气逼人。我们这支队伍，不仅是在长征以后毫无御寒准备，而且是在河西走廊连续苦战了几个月的情况下仓促被逼进入祁连山的，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我们身上没有棉衣，脚上没有鞋子，身边没有一粒干粮，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进入这冰雪世界随时都有冻死饿死的危险。
最困难的要算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照顾伤员，不少同志的手和脚冻坏了，伤口溃烂了，成天流脓流水，有的同志胳膊肿得碗口那么粗，没有药，没有绷带，更没有担架。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我们的师长熊厚发同志了，考虑到熊师长的病情，军首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并且留下一个排掩护他，坚持就地打游击。
我在石窝战斗中也负了伤，腰都直不起来。当时，我也想跟伤员同志一块儿走，就恳求地对李先念政委说：“政委，也请你给我写个介绍信吧!”
李政委起先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问我：“你也想走啊?”我站在他的面前，没有回答。李政委像对我说，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还有这么多部队怎么办?这么多人还要有人领导，有人带领。如果我们都走了，这个部队不就散了吗?中央指示我们，要保存好革命的力量啊!”
稍停了一会儿，李政委又非常恳切地对我说：“我们在一块相处了很长时问，雪山、草地那么艰苦都过来了，现在难道就不能坚持了吗?我们要想到如何把这支部队带好。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时时刻刻要想到，我们现在多带出去一个人，就是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这样，我就没有再要介绍信。晚上，部队宿营，在一个河沟边烤火时，李政委又把我叫去，问我：“你的伤怎么样?”“我的伤是前几天被敌人砍了一刀，因穿着这件旧黑皮衣，当时没有被砍开，只是背上有一道血痕，腰撑不起来。”
我抖了抖身上那件破旧不堪的皮衣轻声地回答。他又问我：“你能不能坚持工作?如能坚持，马上就到二六八团三营去当营政委，让我们一块儿把这个部队带好!”这时候，我被政委热情真切的话语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同时心里也很难过，很惭愧，跟李政委多年，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能与首长患难与共呢?我当即表了态，坚决按照政委的指示，把部队带好!这时，程军长也对我说：“到营里之后，首先要稳定部队情绪。
这两天，敌人没有发觉我们，明天我们还要继续翻两座大山，往祁连山里面走!”“是!”我响亮地回答一声，并向李政委、程军长行了一个军礼之后，便跟着一名通信员到二六八团三营去了。
有一天，李先念政委跟着我们营一路往前走，他边走边对我说：“你要知道，部队确实是很苦的，住没住的，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你看前面那几个战士，还打着赤脚在雪地里走，我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对战士要承认这些实际困难，同时，又要教育同志们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坚持到底!少掉队，不掉队!在这样的雪山里，掉下队来就完了，要给战士们讲清楚。你看，前面那两个战士，架着一个人走，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过去我们在雪山草地都用过，今天还得用。
要尽量想办法，多带出去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胜利!”李先念政委就是这样，胸怀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无产阶级的深情厚谊，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终于使我们走出了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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