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军械部为了提高武器装备质量，学习效仿了苏联的管理方式，向兵工厂派驻厂军代表，军械部开始从第五工业机械部中选派政治思想好、业务水平高的技术人员担任军事代表。我被上级调往解放军军械部成为驻厂军代表。
1952年1月2日，上级正式派我进驻山西二四七厂也称山西机床厂首任驻厂总军代表。我到二四七厂后，负责刚组建的军代表室。在这以前，我一直从事的是修枪造武器的工作，现在职责是担负着武器检验、质量监督到验收合格的神圣使命，工作上的变化，致使我的责任心更强了。军代表室人员少任务重，我们把人员分配到各个车间来监督质量。厂部检验科由我们直接管理，当时科长是李福元，技术员有冯汗杰。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按照图纸严格检验武器并试射，检验合格后运往部队。三月份工作刚开始，工厂造出的一批303炮被我们检验出质量不合格，不予验收。这时厂方以影响生产任务为由，让我们通过验收，但我们没有同意，像这样的情况有时需要双方上级来裁定。为了分清责任顺利完成任务，我亲自组织了与厂方签订的比较详细的交货、退货、维修和验收的规定。并且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积极主动解决问题，对待科室人员的成绩，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我还起到领导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帮助同志们，一贯保持上班时早到晚走，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因此在上级表扬中上过两次光荣榜。
到军代表室工作后，我们家从小东门搬到了享堂二四七厂新建的宿舍，住的是两间平房，搬来后正值冬季天气寒冷，我们就在屋内点了一个大炉子用来取暖，这种炉子是烧煤糕的，没有烟筒。有一天，当睡到半夜醒来时，我感觉头痛浑身无力，立刻意识到是煤气中毒，赶紧推开窗户，喊爱人继英起来，她只是答应动不了，我就把她拖到屋门外，我们一直待到天亮，才算脱离危险。
这次死里逃生躲过一次劫难，实属万幸，我本家的刘兴喜在长治兵工厂就是煤气中毒身亡的，令人惋惜，非常痛心。
我们在小东门住的时候有一邻居，男的叫张栓造，当时在兵工局工作，女的名叫雪莲，小两口都是河北人，现在也调来247厂当工人，看着他上班太远，我们就让他俩搬到我家来住了，我们住里间屋让给他们外间屋。
52年底岳母带着俩妹妹要来太原看我们了，爱人继英和雪莲一起到火车站去接，列车到达太原是午夜，雪莲她姨在车站附近住，接到岳母后一起来到雪莲的姨家，等天亮后雇了辆三轮车回的家。
岳母脖子上患有“淋巴疮”久治不愈，妹妹说日本投降国民党占领泰安那年病情最厉害，士兵逼着村里老百姓一起挤在狭窄的屋子里住，没有条件清洗伤口，都长出蛆虫了。我们带着岳母来到柳巷街十字路口旁的一家老中医诊所看病，医生给贴上膏药，开了些中药丸吃，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痊愈了。她们回到江苏新沂后，邻居都称遇到神医了，所患的疑难病折磨了岳母十多年，最终在太原治愈了，我和继英感到十分欣慰。
张栓造夫妇在敦化坊分到平房宿舍后就搬走了，几年后他俩调到山西侯马兵工厂。后来我到侯马出差曾去看他们，他已调走，未能见上面。
我们还有个邻居是一家三口，男的没工作，女的在二四七厂上班干油漆工，有一女儿叫张风珍正在上小学六年级，经常上我家串门，和我爱人很要好。我们从享堂宿舍搬走之后，有几名军代表室年青的检验员搬到这里来，其中有一名青年与张风珍谈起了恋爱，后来他转业到天津，张风珍到天津与他结婚了。我们在小北门东院住的时候，他们夫妇俩还专程来看望过我们，以后他们又调到安徽了。
在享堂宿舍住了两年半，一九五三年五月我们有了名女孩，取名叫风云。这时家乡我哥哥的大儿子刘承庚，小学毕业后从山东泰安来到太原，到我这里来上初中，我开始供他念书，承担起学费和生活费。刚开始上学每天从家带中午饭，偶尔在学校买的吃，晚上回来住，后来学校有了床位就开始住校。记得有一次侄子放学回来正赶上中秋节，我们一排平房宿舍每家都在做月饼，节日气氛很浓，我们家也做了10来斤，侄子回去时他婶子给他装上的就是月饼。
大约是一九五四年，上级从海军方面调来一位资历深的老红军干部周维富。他到军代表室来担任总军代表，我任副总军代表，从此以后我就协助他负责驻二四七厂军代表室的工作。
周代表来后，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了敦化坊二四七厂宿舍楼房，住在三层楼和周代表家是对门，这里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
由于我工作突出，一九五四年被推选光荣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太原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于同年12月12日至18日在太原海子边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次会议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318人，列席代表158人，省委、市委书记都作了重要讲话和报告。
刘兴基张继英夫妇与女儿刘凤云、儿子刘承勇
刘兴基的大侄子刘承庚（后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