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澄秋同志，名星河，字澄秋，山东省长清县六区黄家峪纸房村人。1903年5月生，高小毕业。1938年10月入伍，1939年2月入党。历任长清县二区下巴镇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员，八区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六区区长，长清县县长，浙江省嘉兴市长，嘉兴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中共湖州市委书记，中共嘉兴地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68年7月14日因病逝世，享年65岁。
张澄秋同志出生于一个经营地主家庭。父亲张树春，老守田园，时有土地60余亩。母亲王氏，是一位贫苦失意的秀才的女儿，懂得些旧礼义、旧道德，思想开明，是家庭中的核心，经常教育子女“为民要正，为官要清”，“‘刮地皮，，会丧阴德，放高利贷会绝后”等等。张澄秋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个哥哥，大哥张星桂、字秋轩，二哥张星寿、字耀南。张耀南同志在青年时候就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和革新精神，是长清县大峰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对张澄秋同志影响很大，两人感情至深．
张澄秋同志7岁读书，先读了两年私垫，后上了四年小学，于1916年夏同二哥张耀南一起考入县立高级小学。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学校中反帝救国的政治气氛浓厚。思想进步的教师大声疾呼：国内军阀统治，社会黑暗腐败，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日寇侵略东北，中华民族面临危机，号召学生抗列强、雪国耻，立志救国救民，不做“行尸走肉”等等，讲得悲愤激昂时，声泪俱下，给澄秋同志的心灵以强烈震憾。特别是毕业那一年(1919)的“五四”运动，使他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他说：“这一时期的学校生活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使我奠定了一个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1919年夏，张澄秋高小毕业后，由于连年战乱，家庭生活日渐拮据，父亲要其在家学些技艺，以安身立命，而他与二哥则决心投身社会，以寻求救国之道，最后得到母亲的支持，同时考入济南一所不收学费的教会学校——济美中学。但入学不到3个月，由于校方不准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歧视不信教的学生，他们便团结部分同学，主张教育救国，反对读圣经、做礼拜等，因闹学潮被校方开除。此后，张耀南同志考入了公费的山东省立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张澄秋同志则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回家从事田间劳动，并办了一所半日制义务学校，招收贫苦失学的儿童和青年，不收学费，他任义务教师。
1924年底，耀南同志为了实现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毅然舍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离开曲阜师范学校，回到家乡，他决心以自己的家产作本钱，从兴办农民教育人手，组织农民互助合作，探索出一条改造社会之路。此时的张澄秋同志，也正处于政治苦闷时期，他急于寻求新的出路，耀南同志的到来，给他以很大鼓舞。从此，俩人志同道合，一呼一应，在家庭中形成一支革新力量。他们先是进行了家庭改革：一、不信鬼神，不烧香纸；二、男女平等，女孩不缠足，同样入学受教育；三、抵制洋货。继而又艰难地说服了母亲和大哥，用家中的60亩土地为实验基地，在原来半日制义学的基础上，自费办起了初、高两个年级的全日制义务学校。除他们两，人上课外，又请来三位教师（不发工资，只管饭和发零用钱）学生免费入学。实行教育和劳动相结合，一边上课，一边劳动，教学生种树、养蚕、养蜂等，并计划先种好苗圃，培育出树苗，把树苗分给群众，再在此基础上组织生产合作社。广大贫苦群众对此热烈拥护，他们两人对前景也充满信心，准备实验成功以后，再推而广之。但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他们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山东军阀张宗昌，横征暴敛，一年要预征数年的田赋，还要另交“花果捐”，而他们的林果生产一时却难有收益，又加教师和学生的开支等，办学一年，就欠债上千元。兄弟二人又咬紧牙关坚持了两年，虽培养出一批学生，但欠债竟达数千元，终因经济不支而停办。为了还债，原来的60亩地卖得只剩下5亩，而讨债者仍踏破了门坎。办学失败，家庭破产，但他们兄弟二人并未因挫折而消沉，坚决顶住亲友们的讥讽和富人们的冷眼，继续探寻着救国救民之路。
1923年4月，打着“革命”旗号的国民党军队抵达长清，张耀南、张澄秋听到他们宣传的“三民主义”，内心又产生了希望。听说山东军阀张宗昌委任的长清县长逃走后，豪绅们又推出原公安局长边兰舫代理县长，兄弟二人义愤填膺，便以“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花果捐”为号召，鼓动家乡数千名农民冲进县城，枪毙了边兰舫。然而，国民党却窃取了群众的斗争果实，乘机上台，建立了县党部、县政府，张耀南同志也被推选为县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但是没有多久，张耀南看清了这批假“三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他们继续压榨人民，赋税有增无减，比军阀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非常气愤，耻于同这些党棍们为伍，遂置一个月40元的高薪于不屑，拂袖而去，回到家乡和张澄秋同志一起参加田间劳动。是年秋，为生计所迫到长清县第一高级小学当了教员。张澄秋同志则艰难地挑起了维持家计的重担，在仅有的几亩地上种菜，收获后又亲自挑担沿街叫卖。他以亲自参加劳动和自谋生计为光荣，对那些讥笑者嗤之以鼻，站稳脚跟，挺直胸膛，坚强地走着自己的路。同时也使他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性格锻炼得更加坚强。他说：“几年来的学校、社会、家庭变迁的坎坷经历，汇集成富有民族复仇意识、富有正义感的思想基础，对现实社会不满，对地主资产阶级仇恨，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深恶痛绝。”
1930年，他被聘任为本村的小学教员。由于他性格耿直，为人忠厚，平易近人，从思想到行动都扎根在贫困而纯朴的山民中间，威信越来越高，深得群众拥护和信赖。群众为了抵制贪官污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选举他兼任（不脱产、无报酬）本乡的乡长，他也慨然应之。时年30岁左右的他，不但廉洁奉公，而且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敢说、敢抗、敢揭。对那些以“查黑地”、“查放足”为名，来敲诈农民的官府爪牙，都不买账，一一顶了回去。他还参加过国民党的两次“国大选举”。第一次，事先有多人劝告他要选举国民党的内定人选，但投票时他硬是选了另外的人。第二次，一定要群众代表到长清城里投票。他就同来动员他的国民党县政府建设科科员闻居正提出：每人要发多少路费，要吃什么样的酒席，去多少算多少，“否则，我不管！”闻居正只好答应。结果他邀了几百名群众到城内吃了三天，为此同闻居正吵了一架。有一次六区选区长，10个乡长有9票选他。他誓不同那些贪官污吏为伍，拒不当区长。
在1928年到1938年这段时间里，他虽然在家庭生活上遇到极大困难。在社会上碰了许多钉子，但始终独善其身，没有堕入旧社会的漩涡，保持了学生时代的纯洁，在生活上、经济上、政治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而历史也把张澄秋同志推上了抗日救国斗争的第一线。
当时，国民党军队沿津浦路纷纷败退，日军长驱直入，群众人心惶惶，当亡国奴的危险迫在眉睫。张耀南同一些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抗日游击队，以长清县的大峰山为根据地，积极开展了武装斗争。澄秋同志此时也是热血沸腾，但因患腰肌劳损，痛得直不起腰，不能前去参加，就在家一面治病，一面以抗日救国保家为号召，把黄家峪各村的“红枪会”（一种群众性的迷信组织）联合起来，建立起“联庄会”，站岗放哨，抗日保家。1938年2月1日，津浦路张夏车站的6名日军窜至黄家峪的邵庄村抢粮，抢牛，污辱妇女，联庄会员们怒持大刀、木棍、红缨枪奋起抗击，杀死5名日军，只有1名逃窜。第二天，日军前来疯狂报复，烧毁邵庄等7个村的大片民房，杀害群众13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黄家峪惨案”。4月7日，有一名日军带两名汉奸，穿着便衣。伪称是“游击队”，直接闯入纸房村张澄秋同志家中窥探抗日活动，在询问时漏出了日本话，被张澄秋、张秋轩、王宪祥、张庆丰、吴廷亮等识破，他们一拥而上将其三人击毙。在搏斗时日军拉响手榴弹，王宪祥、张庆丰受伤，张澄秋同志自己出钱把他们送到济南的医院治好。缴获的一只手枪，交吴廷亮带走。
1938年10月，张澄秋同志病稍好，即赴大峰山参加了抗日十支队二团，当即被派往干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在长清二区下巴镇任民运指导员。1939年春又调任八区人民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他夜以继日，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抗日活动，取得显著的成绩。于1939年2月，经石仲白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1940年1月，中共长清县委调他到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四科科长。1941年4月，又调他蓟长清六区任区长。当时正是长清县的大汉奸朱存桢，在日军的指使下，利用部分群众的封建迷信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制造了“红会暴乱”，使长清县的工作一度陷于被动和非常困难的境地。六区也受到“红会暴乱”的影响，区和县一度失掉了联系，农村党员的活动失去领导，群众情绪消沉，反动势力气焰嚣张，我上级党过往津浦路的地下交通线也受到严重威胁。张澄秋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他到六区以后，充分利用了在自己家乡人地两熟、关系较多的有利条件，在中共区委的集体领导下（区委书记李洛夫同志，张澄秋同志参加区委会为委员），忘我工作。首先恢复建立起区政府，任命了分管民政、财粮、建设、优抚等工作的助理员，以及文书、交通员等，并积极扩大抗日民主区政府的影响，张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以及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争取上层抗日民主人士，改造伪乡村政权，分化瓦解伪军、警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反共亲日的反动势力。他召集伪乡长、伪村长、维持会长、自卫团长、爱护村长、报告员等。反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为抗日民主政府工作。第一次不到会的，如张夏伪保长唐恩来、青杨维持会长郭长春、万德伪镇长马恒吉等，即派人把他们找来进行教育和警告；继续作对的，即捕送县公安局管教，表示立功赎罪以后再取保释放。如张夏伪自卫团长崔朝荣、青杨维持会文书隗仙亭等，经教育释放后，在改造伪政权、瓦解散伪军等方面，均起了不少作用，隗以后还入了党，成为烈士。同时，还注意改造利用在当地有影响的“三番子”头目和流氓分子，如万德西峪杨家岭村的杨炳山，是“三番子”的小头目，与一些地方流氓关系密切，在铁路沿线的伪军、警组织中有不少是他“门里人”，他枪法很好，敢做敢为，讲义气，讲朋友。张澄秋同志掌握了他这些特点，就以交朋友的方法对他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他对张澄秋同志的为人很佩服，认为同他交朋友是看得起他，一再表示：为人要有良心，愿为抗日救国出力，绝不当汉奸。从此，他在为我们买军火、买药品，做伪军工作，掩护抗日家属等方面出了不少力。他家离敌人孙家土据点只有7里路，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以他家为掩护，在安全上确实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为了保护群众和主动出击敌人，张澄秋同志提出要建立区武装。在县委、县大队的支持下，集中起30多名抗日积极分子，请出纸坊村过去曾当过兵的李景春任区队的副队长，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一天晚上，根据情报，决定袭击土门和靳庄之间的敌人炮楼。兵分两路，向岗楼打一阵枪后即对伪军喊话，要他们不要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力，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返回时沿路张贴署名八路军某支队的标语，又布置伪乡、村长去向敌人报告说“八路军大大的有”。大造声势，搞得日伪晕头转向，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全区120多个村子，大部分能公开交公粮，靠近据点的村子，也以粮折款送交抗日政府。通过上述工作，稳定了六区的形势，增强了干部的信心，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1月，张澄秋同志奉命调任峰山县县长（此时原长清县一部改名为峰山县），一直到1948年11月（其中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张澄秋同志曾到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学校学习，由县公安局长石励山同志代理县长）。
1942年初开始，峰山县进入了抗日斗争最困难的时期。由于长清县北靠济南，南接泰安，西控黄河，东挟津浦路，是山东省会济南的门户，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日军为确保济南，在长清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当时，盘据全县的日伪军达3000多人，安设据点先后达53个，强化伪政权，推行“保甲制”，进行大“扫荡”，实行“长途奔袭”、“铁壁合围”、“步步蚕食”、“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等，妄图铲除我大峰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又连续两年遭受大早和蝗灾，粮食无收，许多群众逃荒或饿死。形势十分严峻。
张澄秋同志到县以后，在三区黑峪村举行了县长就职仪式。过后数天，就有300多名日军及大汉奸冯寿彭、马在山带领大批伪军，袭击我大峰山区。县大队和县委、县政府机关与1000余名日伪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突出重围，县大队政委侯筱章同志负伤，一连副指导员石子美同志牺牲。3月，日军策划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集中日伪军连续对峰山县进行拉网式的“扫荡”和“驻剿”，并在北黄崖、圣佛站、必村铺等地增设了10多个据点。10月开始，敌人又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再次对大峰山区和五峰山区进行残酷大“扫荡”，先后又在东马庄、小崮山、段庄、吴家渡等地增设10多个据点，并在各交通要道挖封锁沟，沿津浦铁路高筑封锁墙，全县境内碉堡林立，沟墙纵横，在这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中共峰山县委（澄秋同志参加县委会为委员）领导全县党政军民，坚持“敌进我进，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顽强斗争。经过郭家峪、水泉峪等一系列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存了我们的有生力量，保卫了群众的生产生活。11月，执行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县委书记兼任县大队政委，县长张澄秋兼任县大队队长。同时，实行“精兵简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县大队也实行“小部队活动”，由县委、县大队各领导同志分头带领。张澄秋、宋泮池（县大队副大队长）等同志分工带一、二连和一个机枪排活动在二、三、七区一带。由于“小部队活动”短小精干，机动灵活，可以深入到敌战区进行锄奸反特、宣传组织群众、争取瓦解伪军、改造伪区乡村政权、配合我区乡村干部党政军民各项工作综合开展，很快地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做到“有敌人、无敌区”，全县绝大部分村庄，我们都可以进驻，取得反“扫荡”的伟大胜利。
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组织干部、群众大力进行了抗灾、救灾工作。1942年7月，根据冀鲁豫边区行署的指示，峰山县成立经济委员会，县长兼任主任，一面发动群众救灾渡荒，一面组织对敌经济斗争。当时灾情严重，又加敌人到处抢粮，群众生活极度困难。许多村庄的野菜、树叶、树皮被吃光，人们全身浮肿，甚至死了人也没有力气向外抬，真是目不忍睹。即使如此，广大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毫不动摇，只要共产党在，任何困难都会被战胜。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党政军民，上下一心，种瓜种菜，共渡灾荒。张澄秋等县的各领导同志，每到一地都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他在七区柳杭头村，一面指挥部队抗击肥城来犯之敌，一面组织党、政、军干部帮助农民锄地；在六区万德西峪，组织战士换上便衣同群众一起到地里去打蝗虫。县委、县政府并决定：(1)党政军人员的口粮，由每人每天1斤2两（16两称）减为13两，后又减为10两，以节粮赈民；(2)组织人到黄河西购粮，向最困难的灾民发放救济粮；(3)利用上级发放的救灾贷款组织群众纺纱织布，以换钱购粮；(4)春耕时组织军民把逃荒户弃种的土地全都耕种上，以望秋收。同时，领导带头并动员干部、战士让饭给民，和群众一同吃树皮和玉米芯等。
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到1943年底，形势开始好转，又抓紧有利时机，及时开展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土地回赎”等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在军事上，于1944年初发动了春季攻势，接着又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四台寺、圣佛站、北黄崖、张庄等据点内的敌人有的被我歼灭，有的被迫逃跑，在反“扫荡”中不断取得胜利。1945年，随着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响应毛主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峰山县党政军民组织了大反攻，是年8月21日夜，县大队攻克长清县城，至此全县光复，8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澄秋同志兄弟三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除了年龄小的，全部参加了革命，共有十人，其中1人牺牲。并把家庭的房屋、土地等全部献给了公家。
1946年5月，峰山县改名长清县，张澄秋同志仍任县长。
日军投降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尚未得到休养生息，国民党反动派又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原驻长清县的大汉奸冯寿彭、马在山的部队逃到济南以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保安部队，于1945年10月抢占了长清县城，并连续大举进攻和“扫荡”，组织“地主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残害革命干部、群众。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中共长清县委组织干部、群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一方面教育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本质，针锋相对地打击敌人；一方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分到土地的广大贫下中农群情振奋、斗志昂扬，纷纷参军保家卫国，保卫胜利果实，各方面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6年6月27日，冀鲁豫行署发出民干字第289号通报，县长张澄秋受到通报表扬。
1947年2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为了确保济南和津浦路，向长清县派出重兵，由其十二军和七十三军的十五旅以及吴化文部进驻县境内，实行“坐剿”和“扫荡”。面临这严峻的斗争形势，县委按照上级指示，组织2000多名老弱者和干部、党员、积极分子的家属转移到黄河西去，同时把县独立团、区中队、党政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分别组织成短小精干的武工队，有分散、有集中，同敌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和地道战。1947年5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0月，县党政机关和县独立团于马西村一带被国民党七十三军十五旅分三面包围，我干部、战士奋勇作战，边打边撤至土屋村，县委书记高逢五，县长张澄秋，向同志们做了分头向北突围的动员，规定集合地址为水泉峪。把二区区队分了两路，一路由张澄秋和高云超（副县长）带领。突到小屯村北时，敌人炮火甚烈，队员们匍匐前进，路过一块地瓜地时，因又渴又饿，张澄秋同志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还对李文东同志风趣地说：“文东，我也违犯一次群众纪律”，说着扒了一个地瓜吃。同志们在生死面前不低头，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终于胜利突围，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从1948年1月开始，又经过连续作战，粉碎了敌人连续45天的“坐剿”。以此为转机，随着整个山东解放区战场的节节胜利，长清县的形势开始逐渐好转。
1948年2月，张澄秋、宋鲁峰（县委组织部长）带领60余名干部，到观城参加了中共冀鲁豫区党委领导的第一期整党，张澄秋同志任支部书记。回来以后．6月份又同吕子洲同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一同到大张庄、黄崖、五眼井等村进行“土改复查”，进一步发动群众，划分阶级，落实政策，解决群众当家做主的问题。8月，动员广大军民支援我华东野战军发起的解放济南战役，在扫清济南外围的战斗中，于9月16日攻克长清县城。至此，长清县境全部解放。
1948年11月，接到上级指示，县委抽调10多名干部。由张澄秋同志带领，赴中共华东局党校学习，准备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
1949年4月23日，张澄秋同志等随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5月初到达浙江省，分配在嘉兴地区。先后任嘉兴市市长，中共湖州市委书记，嘉兴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中共嘉兴地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城市、工业、交通、政法等工作。历经“剿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等。解放初期，接管城市，情况复杂，任务繁重，人少事多，又加对新区不熟悉，他以很大的精力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教育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接管好城市的思想，争取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和支援国家建设。他东奔西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虚心听取意见，认真贯彻省委关于在工厂进行民主改革的指示，在私营工厂废除“把头制”，建立有工人参加的管理制度。一天，他到一家大型缫丝厂去，一进门就看到手持皮鞭的把头在车间走来走去，两眼盯着汗流浃背的缫丝女工，女工们随时准备皮鞭落在自己的头上和背上，敢怒而不敢言。他心情沉重地对其他同志说，“把头制”存在一天，工人们就多挨一天打。无产阶级感情，激发他积极地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改革。废除“把头制”以后，工人情绪高昂，积极生产和参加工厂管理，对监督资本家守法经营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城市管理，首先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解决吃饭问题。如现在湖州市的国营新生织布厂，就是当时组织失业的男女工人用20多辆手摇纱车和10多台手拉织布机，在一家破庙里成立起来的，一直发展到今天有几百台织机、能织几十个花色品种的大厂，“新生”二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定名的。他也很注意团结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鼓励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恢复、发展生产，培养工人技术队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民族资本家，他以交朋友的态度关心、教育他们，大大减少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阻力。其中有不少人直到现在同我党合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成了民主党派或政府机构中参政、议政的骨干。1956年他组织一批干部、青年去长兴县开垦长岗岭荒地．1958年兴建起长兴地方煤矿，在安吉县兴办铁矿，筑起杭一长铁路的路基等。在这些工程建设中，他都亲赴现场考察指导，还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工地上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汗水。
1961年春，省委调他到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分管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等机关行政和来往接待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奉命负责接待“红卫兵”，日夜吃住在办公室，高血压病严重，仍不得休息，为此耗费了他极大的精力。他对党忠贞不渝，坚持真理，忧国忧民，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反革命言行，又被打成“走资派”，当时他已63岁，身体很不好，还白天黑夜被拉出去批判。不久，患了癌症，因为是“走资派”，手术以后不准继续住院治疗，只好回家，自己花钱买药，孩子给打针，直到与世长辞。去世以后，中共浙江省委给以彻底平反，并对其一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张澄秋同志是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矢志不渝。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一丝不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是干部群众广为称颂的模范，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一、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斗争坚定顽强，开展工作勇往直前。他为人耿直，严以律己，作风正派，表里一致，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感情用事。他长期担任县长、市长、专员等行政工作，由于自己的模范作用，无论处理什么案件或解决什么问题，群众都信得过他。长清县柿子园村他的一个堂侄，因涉嫌通敌被我政府逮捕，堂嫂来向他苦苦求情，他态度严肃，阐明政策，讲清道理，坚持依法处理。把“公正廉明”四个字送给他，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当之无愧。
二、他认真学习、严肃执行党的政策，如在峰山县县长任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制度。对民政科长尹耀东（国民党员）、司法科长于烈臣、参议刘晋卿、吴佑亭等党外人士，都诚心相待，团结甚好。他们也对党和政府推心置腹，积极工作，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跟着党走，从而进一步影响和团结各阶层人士积极抗日，充分发挥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作用。他对“锄奸反特”和伪政权人员的处理，也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做到宽严适度、威德相济。这对分化瓦解敌人，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最艰苦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他维护党的团结，组织观念强，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人诚恳，作风纯朴，任劳任怨，做得多，说得少，从不显示自己。他对已严、对人宽，善于团结同志，对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对同志的缺点错误耐心启发教育，对违法乱纪行为则态度严肃。他平等待人，没有架子，对上对下一个样，从不盛气凌人。几十年来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上下左右均相处融洽，大家也都尊敬他，把他视为长者。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如长清县开始“土改”时，县政府有部分干部对群众的某些做法曾一度思想不通，他耐心说服教育，同时组织他们深入农村亲自参加“土改”，访贫问苦，直接听取群众意见，很快使他们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思想，提高了依靠贫下中农的自觉性。
四、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真正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虽然人高体胖、食量较大，但和干部战士一样“量米下锅”，一天吃10两，最艰苦时减到7两（老秤），其他同志看着心痛，想请他多吃一点，他都婉言谢绝，从不。多吃多占”。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每年按时换装，群众把拥军衣物、鞋袜，源源送给部队，而他的衣服却是补了又补，穿的鞋子经常露着脚后跟。他一生不喝酒、不吸烟、不喝茶，除了在慰问部队时陪餐饭以外，从不吃请。他在嘉兴工作时，虽已是地专级干部，在近处工作，坚持步行；出远差，则坐公共汽车。lo多年一直住在一间十五六平方的旧房子里。调任省政府副秘书长以后，上下班也从不坐车。他对子女要求严格，而自己也确实做出了表率。
张澄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同他共过事和熟悉他的同志，每当谈到他，无不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