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养蜂等，并计划先种好苗圃，培育出树苗，把树苗分给群众，再在此基础上，组织合作社。这些，当地的农民群众非常拥护，他们两兄弟对前景也充满信心和希望，准备实验成功后，再行推广。但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注定是要失败的。当时，在山东的大军阀张宗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一年要预征数年的田赋杂税，还要另交花果税，他们的树苗和水果种植，一时难以有收益，再加上教师和学生的开支，办学一年就欠债一千余银元，兄弟二人又咬紧牙关，坚持了两年，虽然培养了一批学生，但负债竟达数千银元，终因经济支持不住，而停止了办学。为了还债，兄弟二人把原有的60亩地卖掉只剩下五六亩，而讨债者仍然是挤破了门。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得来的却是失败，家庭破产了。面对现实，兄弟二人并没有消沉，顶住了亲友讥讽和地主老财的冷眼，决心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
1928年，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来到长清，他们弟兄二人听着宣传的是三民主义，内心里又升起了希望，以为这一下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一时间非常高兴。当时听说山东军阀任命的长清县县长逃跑了，豪绅们又派原来的警察局长边兰芳代理县长时，兄弟二人又义愤填膺。于是，便以“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花果税为号召，鼓动家乡数千农民冲进县城，在国民党的支持下，枪毙了代县长边兰芳。然而，国民党却窃取了群众斗争的果实，乘机上了台，建立了县党部、县政府。耀南也被推选为县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但是，没有多久，他就看清了这批假“三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他们继续压榨人民，田税有增无减，比军阀统治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耀南非常气愤感到愧对父老乡亲的信任，置一个月40大洋的高薪于不顾，甩袖而去，回家和弟弟澄秋一起参加田间劳动。当年秋天，为生计所迫，到长清县立第一小学当了一名教员。澄秋艰难的挑起了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在仅有的几亩地上种菜，收获后，又亲自挑着沿街去叫卖。他以亲自参加劳动，自谋生计为荣，对那些讥笑者嗤之鼻，站稳了脚跟，挺直了胸膛，坚强的走着自己的路。同时，也使他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性格锻炼得更加坚强。他说，我几次经历来自学校、家庭、社会变迁的坎坷经历，汇成为富有民族的仇恨意识，坚持正义感的思想基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深恶痛绝。
1930年，澄秋被聘请为本村的小学教师。由于他性格耿直，为人忠厚，平易近人，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扎根在贫困纯朴的山民中间，威信越来越高，深得群众的拥护和信赖。群众为了抵制贪官污吏，以保护自己，选举他兼任本乡的乡长（不脱产、无报酬），他毫不犹豫答应了。30岁左右的他，不仅是廉洁奉公，而且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他敢说、敢抗、敢干、敢揭，对那些以“查黑地、查放脚”为名来欺榨农民的官老爷不买他们的账，一一地顶了回去。他还参加了两次国民党的“国大选举”，第一次选举时，有人提醒他要选举内定的人，但是在投票时，他硬是选举了另外的人。第二次选举时，一定要群众代表长清县城去投票，他就向县政府的国民党提出：每人要发多少路费，要吃什么样的酒席，去多少人算多少，否则就不行，弄得国民党只好答应下来了。结果他动员了好几百人，到县城吃了三天。对此，他同国民党吵了一架。第二次选举区长时，十个乡有九个乡都选他。结果他誓不和那些贪官污吏合伙，根本不理睬，最后不了了之。
1928 - 1937年这段时间里，他虽然在家庭生活中遇到极大的困难，在社会上碰了很多钉子，但是，他始终我行我素，没有堕入旧社会的旋涡中，保持了学生时代的纯洁性。在生活上、经济上、政治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转折点，而历史也把张澄秋推上了抗日救国的第一线。当时国民党大批的军队沿着津浦铁路线败退，日寇长驱直人，人民群众人心惶惶，当亡国奴的危险迫在眼前。二哥耀南等一些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以长清县的大峰山为根据地，积极开展武装游击斗争。而此时的澄秋也是热血沸腾，但因身患腰肌劳损，疼得直不起腰来，未能前去参加战斗，就在家中一边治病一边以救国保家为号召，把家乡黄家峪各村庄原来的红枪会（原有的群众性迷信组织）联合起来，建立联庄会。执行站岗放哨，抗日保卫家乡。
1938年2月1日，津浦铁路张夏车站的六个日军窜到家乡黄家峪邵庄抢粮、抢牛、污辱妇女，联庄会员手持大刀、红缨枪、木棍奋起抵抗，杀死日军五个，逃脱一个。第二天日军疯狂报复，烧毁了黄家峪等七个村庄，杀害人民群众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黄家峪惨案。4月7日有一个日军带两个汉奸穿着便衣，伪称是“八路军游击队”，直接闯入黄家峪刺探抗日活动。在讲话时漏出了日本话，被张澄秋识破，几个村民一拥而上，将敌人击毙，缴获手枪一支，然后将尸体浇上煤油烧毁。在与敌人博斗时，日本兵拉响了手榴弹，造成两个村民受伤，张澄秋出钱将他们送到济南把伤治好。10月，澄秋腰疼稍好一些，便及时去大峰山参加了抗日十支队，当时被分配到干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清县十区下巴镇任抗日运动指导员。
1939年春天，澄秋被调任八区人民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他夜以继日的工作，深人群众，宣传抗日政策，组织抗日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年2月，经石中百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县委调澄秋到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四科科长。1941年4月，又被调到本县六区任区长。当时，长清县的大汉奸朱存桢在日军的支持下，利用少数人的封建迷信和我们当时工作的失误制造谣言、蛊惑群众，煽动制造了“红枪会暴乱”。
当时长清县的抗日工作一度陷入被动和非常困难的境地。六区也受到“红枪会暴乱”的影响，区与县一度失去了联系，农村抗日活动失去了领导，群众抗日情绪一度消沉，反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上级党过往津浦铁路的地下交通线，也受到了严重的威协。
危难之时，澄秋深感责任重大。他到六区后，充分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在党的区委集体领导下，忘我工作。首先，恢复建立了抗日民主区政府，任命赵玉亭为民政助理员、尹祥瑞为财粮助理员、王箴三为建设助理员，还任命了文秘、交通等工作人员。积极扩大抗日民主政府的影响，到处张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争取上层抗日民主人士，改造伪乡村政权，分化瓦解日伪军，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亲日派。他亲自召开伪村长、伪保长座谈会，反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为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如对少数第一次没有到会的，派人去把他们叫来进行抗日爱国的教育和警告。继续与抗日作对的，就抓起来交县公安局管制教育，直到有立功赎罪表现的才释放。如张夏的日伪自卫团长崔朝荣，青杨的维持会长隗仙亭等，经过教育释放后效果很好。在改造日伪政权、瓦解日伪军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隗仙亭，后来还人了党，为革命牺牲了。与此同时还注意了当地有影响的“三番子”头目地痞流氓分子，如万德的杨炳仙，外号叫杨大褂子，是“三番子”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他和地方的流氓关系密切。在铁路沿线上的伪军、伪警察中，有不少人是他的得意门生。他的枪法也很好，指到哪里，能够打到哪里，他敢作敢为，讲义气、讲朋友。澄秋同志掌握了他的这些特点之后，就以交朋友的方式，对他进行民族气节教育，而他对澄秋同志的为人也很佩服，认为和他交朋友是看得起他。一再表示，为人要有良心，愿为抗日救国出力，决不当汉奸。从此，他为我们买军火和药品，为掩护我抗日工作人员，出了不少力。他家住地离日伪据点比较近，我们的抗日工作人员，住在他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安全问题。为了保护群众和打击敌人，澄秋同志提出建立区队武装。在县委、县大队的支持下，集中了30多名青壮年抗日积极分子，请了纸房村子里过去曾当过兵的李春景同志任区队的副队长。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
一天晚上，根据敌方情报，决定袭击土门和靳庄之间的敌人炮楼，兵分两路向敌炮楼上打了一阵枪后，就向敌喊话，要他们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必胜……。在返回途中，张贴标语，署名八路军十支队，又布置伪保长去报告说：“八路军大大的有！”大造声势，闹得日伪军晕头转向，吓坏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与此同时，区委还抓紧整顿农村的基层党组织，使党的基层党支部更加纯洁，党的活动更加活跃，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大大增强，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全区120多个村庄，大部分能公开交公粮，靠近日伪据点的村庄，也能以粮折款送交到抗日民主政府。通过上述这些工作，稳定了六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增强了各级干部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人民群众的斗志更加旺盛，为以后的抗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初，张澄秋调任大峰山县抗日民主县长（由原长清县改为大峰山县），一直到1948年11月（注：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澄秋同志到中共冀鲁豫党校学习期间，由县公安局长石历山同志代理县长），历时六年。自任县长开始，大峰山县进入了抗日最困难的时期，由于长清县北靠山东省会济南，南接泰安，西接黄河，东挟津浦铁路，是山东省会济南的门户，为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日寇为了扼杀省会济南，在长清县疯狂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当时在县境内的日伪军就达3000多人，安设的日伪据点有56个，实力较强的伪政权，在农村推行“保甲制”，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实行长途奔袭，铁壁合围，步步“蚕食”，推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等等。妄图一举铲除我抗日大峰山根据地，加之又连续两年大旱灾、大蝗灾，粮食无收成，许多群众外出逃荒，有的甚至饿死，形势十分严峻。在澄秋就任县长，举行就职仪式后，没有几天，就有3000多名日伪军和汉奸冯二皮的伪军，在马再山的率领下袭击我抗日根据地。县委、县政府、县大队抗日军政人员，与1000多日伪军遭遇，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了敌人的重围，县大队政委侯筱章负伤，一连指导员石子美牺牲。4月，日寇又策划了第4次强化“治安运动”，集中了大批的日伪军，连续对我大峰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清剿”。并在黄崖村、神佛站、必村铺等地增设了十多个据点。8月，日伪军又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再次对我大峰山和五峰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清剿”。先后在车马庄、小岗山、为店等要道挖封锁沟、沿着津浦铁路线两边筑起封锁墙，全县境内碉堡林立，沟墙纵横。在这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中共大峰山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抗日军民坚持敌进我退，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顽强对敌斗争。经过水泉峪，郭家峪等地的几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疯狂气焰，保存了我大峰山县的抗日有生力量，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9月间，执行中央决定，为了更有效的打击敌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同时进行了精兵减政，精减机关，充实基层作战连队。县大队改成小分队活动，由县委、县政府领导分头带领。县长张澄秋同志分工带领县大队的两个连队，活动在七、三区一带。由于小分队人员精干、机动灵活，可以深入敌占区去锄奸反特，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改造日伪乡、镇、村政权，配合我区、乡镇、村干部开展抗日活动，很快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摩擦局面，做到了有敌人无敌区。全县绝大部分村庄我们都可以进驻，取得了反“扫荡”的伟大胜利。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并组织干部群众大力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1942年7月，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指示，大峰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县长张澄秋任主任委员，他一面发动群众救灾，一面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当时，灾情严重的地方，又遇上日伪军到处抢粮，群众生活极端困难。仅据五眼井一个村子的统计，全村全家外出逃荒的达73户，占总户数的31%，饿死350多人，占总人口的28%。而马岭镇就饿死了1000多人，许多村庄外的野菜、树叶、树皮都被灾民吃光了，人们全身浮肿，人死了也没有力气往外抬，真是目不忍睹。即便如此严重的灾情，但广大人民群众深信有共产党领导，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抗日必胜。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党政军民上下一条心，种瓜、种菜共度灾荒年景。澄秋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每到一地都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他在七区柳抗头村子里，一面指挥部队对肥城来的日伪军进行抗击，一面组织党、政、军干部帮助群众锄地。在万德西峪时，组织干部、战士换上便衣（因为离敌人据点较近，怕暴露目标）和群众一起到地里消灭蝗虫。同时，县委、县政府决定：一是从党、政、军人员的口粮中，由每人每天1斤2两减为13两（老称16两为1斤），后来又减到10两，节粮救民；二是组织人员到黄河西去购粮，向最困难的灾民发放救济；三是利用上级发放的救灾款，组织群众纺纱织布，换钱购粮自救；四是春耕时节，组织军民把外出逃荒户弃种的土地，全部耕种上，以望秋收。这时，澄秋号召领导带头在房东家派饭吃，同群众一起吃树皮、树叶、玉米芯等。当群众看见澄秋同志骨瘦如柴时，流出眼泪，干部战士和群众私下说：真是人民的好县长啊！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到1943年底，形势开始好转，这时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开展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土地回赎等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在军事上，1944年初，发动春季攻势，紧接着又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大峰山境内的四台寺、北黄崖、张庄据点的日伪军，有的被我歼灭、有的被迫逃跑。我们在反“扫荡”中不断取得胜利。1945年，随着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全面好转，我们大峰山县抗日军民斗志昂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抗日大峰山县组织了党政军民，对日寇的最后一次决战，全面展开了大反攻。8月，抗日大峰山县大队攻克了长清县城，至此，全县解放，八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张澄秋兄弟三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除了年龄最小的外，共十人，全都参加了抗日革命活动，其中一人光荣牺牲，他们还把家中的房屋、土地全部献给了公家。
1946年5月，抗日大峰山县又恢复了原来的长清县名，仍由张澄秋任长清县长。日本鬼子投降后，广大人民群众尚未得到休养生息，国民党反动派，又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全面进攻，蒋日伪合流。原来驻长清的大汉奸冯二皮、马再山逃到济南后，摇身一变，就成了国民党的保安部队。于1945年10月抢占了长清县城，连续大举进攻和“扫荡”，还组织地主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残害我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为打退敌人的进攻，中共长清县委和县政府组织干部和群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一方面教育干部和群众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针锋相对的展开对敌斗争，打击敌人，一方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人心振奋，斗志昂扬，纷纷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46年6月27日，冀鲁豫行政公署发出民于字第29号通报，长清县县长张澄秋受到通报表扬。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山东。为了确保山东省会济南和津浦铁路的交通，国民党对长清县境内派出了重兵，由十二军和七十三军的十五旅及吴化文部队进驻长清县境内，进行“扫荡”和“清剿”。面对严重的斗争形势，县委和县政府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组织了两干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家属及老弱残疾党员转移到黄河西，同时把县的独立团和各区中队，党政机关干部极积分子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编成精干的小分队，有集中、有分散打击敌人，同敌人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和地道战。1947年5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0月，县委、县政府机关和独立团在马西一带被国民党军队的七十三军十五旅三面包围，我军干部、战士奋勇作战，边打边撤至土屋村子里，县委书记高凤吾和县长张澄秋。分头作动员，决定分小分队突围，对突围后的集合地点，都作了具体的交代。一路由县长张澄秋带领，在突围中，敌人炮火猛烈，我部队隐蔽前进。县长张澄秋实在是忍不住饥饿，路过一块瓜地旁时他风趣地说：我也违反一次群众纪律了！便扒了一个地瓜吃下……同志们就是这样在生死困难面前不低头，坚持斗争，终于胜利突围，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同时，从1948年开始，经过连续战斗，粉碎了敌人45天的坐剿和扫荡。随着整个山东战场的节节胜利，长清县对敌斗争形势逐渐好转。在严酷的日子里，长清县的党、政、军民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再次在长清对敌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8年2月，张澄秋和县委组织部长宋鲁峰，带领县的6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冀鲁豫区党委领导的第一次整党，澄秋任支部书记回来后，又同组织部部长马子明到大张庄、黄崖、五眼井等村庄，进行土改复查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划分阶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决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8月，动员、发动广大群众支援我华东野战军发起的解放山东省会济南的战斗。在我军扫清外围的战斗中，解放了长清县城。至此，长清县全境解放，山东全省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部胜利。11月，接到上级指示，县委抽调了十多名党员干部，由张澄秋带队到中共华东局学习，准备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
1949年三四月间，澄秋同志跟随我军胜利渡过长江。5月初到达浙江省，被分配到嘉兴地区。先后担任嘉兴市市长，中共潮州市委书记，嘉兴专区副专员、专员，中共嘉兴地委书记，分管城市工业、交通、政法等工作。他经历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解放初期，接管城市工作复杂、任务繁重，人少事多，再加上对新区情况不熟，他以充沛的精力，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教育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工人阶级，接管好城市的思想，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争取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他东奔西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虚心听取意见，认真贯彻省委对工厂进行改造的指示，对私有工厂废除把头制，建立有工人参加的管理制度，一天，他到一家大型丝织厂，一进门就看到手持皮鞭的把头，在车间里走来走去，两眼盯着汗流夹背的工人，皮鞭随便抽打工人的头上和背上，而工人却敢怒不敢言的情景，他心情沉重地对其他同志说，把头制存在一天，工人们就多挨一天的皮鞭之苦……。工人阶级的感情激发着他积极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改革。废除把头制以后，工人们情绪激昂，积极生产、参加工厂管理，监督资本家合法经营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城市管理，首先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失业工人自救，解决吃饭问题。如当时的潮州市国营织布厂，就是当时组织的失业工人，用二十几辆手摇纺纱车和十几台手拉织布机，在一所破庙里搞起来的，一直发展到今天，拥有几百台织布机，能织出几十个花色品种的大厂，“新生”二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定名的。澄秋非常重视团结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经常听取意见，鼓励和调动他们的生产极积性，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培养技术队伍，做出了贡献。对民族资本家，他以交朋友的方式教育他们。通过耐心细微的工作，大大减少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的阻力。在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中，有不少人，一直同我们合作得很好，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并成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骨干。
1956年，张澄秋组织一批青年干部到长兴县开垦长岗岭荒地。1958年，他又亲自主持建起了长兴岗地方煤矿，并在安兴县办铁矿，筑起了抗——长铁路的路基等。在这些工程建设中，他都亲自到现场考察、指导，经常参加劳动，工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
1961年的春天，省委调他到省政府任副秘书长，分管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等机关行政和来往接待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奉命接待红卫兵，日夜吃住在办公室，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得不到休息，耗费了他极大的精力。由于他坚决抵制“四人帮”的错误言行，被打成“走资派”。当时他已经是63岁的人了，身体极为不好，白天黑夜还要拉出去批斗。不久又身患癌症，手术后，因为他是“走资派”，不准住院继续治疗，只好回家自己花钱买药，让孩子们给他打针，直到与世长辞。
张澄秋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优秀革命干部，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他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广为称颂的模范干部，人民的好县长。
张澄秋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斗争坚定顽强，勇往直前。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感情用事。他在长清任县长时，他的一个堂侄，因涉嫌通敌，被我人民政府逮捕，他的堂嫂来向他求情，他态度严肃的说明政府的政策，讲清道理，坚持依法处理。他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在大峰山任抗日县长时，他按照党的“三三制”政策办事，对待民政科长尹耀东（国民党员）、司法科长于烈臣、参议刘晋卿、吴佐亭等党外人士，热情相待、真诚合作，团结共事，促使几位党外人士在最艰苦的环境里跟着共产党走，进一步影响和团结了各界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支持抗日战争，充分发挥了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他对除奸和反敌特斗争，以及日伪人员处理，也很讲究政策，作到了宽严适度。对于瓦解敌人，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在最困难时期的对敌斗争，直到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澄秋组织观念强，一切都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人诚实，作风纯朴，任劳任怨，做的多，说的少，从不显示自己，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同志。对于工作的失误从不推委，主动承担责任。对同志的缺点错误，坚持耐心说服教育。对待违法乱纪行为，决不姑息迁就，严肃处理。对上对下一个样，从不盛气凌人。他几十年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上下左右相处融洽，大家都很尊重他，把他视为长者。他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在长清开始土改时，县政府部分干部想不通，对某些做法有意见，他都是说服教育，组织干部深入农村亲自参加土改，访贫问苦，直接听取群众意见。在实践中，很快提高了思想不通干部的认识，端正了态度，增强了依靠贫下中农的自觉性。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虽然个头大、身体肥胖，食口好，但是在生活困难年代，他和干部战士一样“量米下锅”，一天吃十两粮（最艰苦时减到七两），其他同志看到心疼想请他多吃点，被他婉言谢绝，他就是这样从不多吃多占。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接到上级通知，有一个三人小组，要路过长清，准备接待，为此买了两个罐头，结果三人小组只在万德车站向群众讲了一番话就走了，尔后为处理两个罐头却引起来一番争论，他主张卖掉，其他同志认为，不就是两个罐头吗，吃掉算了，可是在吃的时候，他竟一筷不动。在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每年按时换装，人民群众把拥军的鞋子、袜子源源不断地送到部队，而他的衣服、鞋子、袜子却补了又补。穿的鞋子，经常漏着脚后跟，有人劝他换双新的，他总是摇摇头一笑了之。他一不喝酒，二不喝茶，三不吸烟，除了慰问部队陪吃饭外，从不吃请。他在嘉兴时，虽然是地专级干部，仍外出坚持步行，出远门坐公共汽车，从不派专车接送。十多年，一直住在一间11平方平方米的1日房子，建盖新的住房，他都是坚持让别人去住。调省政府工作，上下班也是从不坐车。他对自己的女子，要求极其严格，自己也做出了榜样。
张澄秋同志，已离开我们30多年了，同他共过事和熟悉他的人，每当谈到他的时候，无不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哀思，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0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