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善于打夜战、走夜路，往往早上六七点赶到目的地先做工事，但是，狡猾的骑兵，往往是天刚亮的时候就来了，有时是下午来，不等我们出发又打开了。
“五马”的骑兵集结到山丹一带，他们最聪明的是每人只背五排子弹共二十五发，这样行动轻便(按常规，通常每人带四十排子弹，骑兵还可以多带一些)，需要时，运输也接济得上。
而我们缴获的马枪，既没有子弹，又不能跟骑兵拼刺刀，也就等于木棍子。平川地上回民的村庄，多是些土围子，不论谁占了土围子，都有可能被钢炮打开缺口，冲进去或打出来，有时我们和敌人也进行巷战，打到最残酷的时候，就把牺牲的同志搬来做工事。但是狡猾的骑兵，总是避免跟我们白刃搏斗，就这样，敌我双方在山丹、永昌一带，展开了拉锯式的战斗。
我们据守着山丹，打着仗过年，可热闹呢；同志们情绪都很高——固守待援，坚持到最后胜利。想来消灭我们、攻取山丹再过年的一团敌人，反被我们消灭了。这一天下午，我们轻装出发了，我也只背了带红十字的挎包和一个灰黑漆的金属水壶，准备救护伤员之用。
部队出发后，不觉就到了东北方向的二十里铺外了——在靠公路约二十余米的开阔地，我军和五百米外的敌人接火了。一阵炮火后，我们担任正面任务的突击队便向二十里铺开始冲锋了。从山丹到二十里铺共二十华里，每隔五里处有一个土墩，作为五里的标记。熟悉地形的骑兵们，利用了这种地形，企图分两路使我们腹背受击或夹击我们。
黄昏前，还看得清冲来的骑兵们。他们穿着灰色军装，马枪从右肩往左下倒背着，大刀从左肩往右下背着，接近我们的时候，倒背起马枪，右手从大刀鞘里抽出大刀，那副样子耀武扬威的，真吓人啊!骑兵们越来越近，一个个白胖的脸上兜围着半圈浓黑的胡须，可见老百姓的牛羊肉，把这帮土霸王养得真结实呀!他们满脸杀气地挥着大刀，指挥官们挥动着臂膀，摇晃着小旗，眼看着就把我们同志的头颅砍掉了，有的手足被砍掉了，也有的腰杆被砍断了……我们被冲散了。
两个敌骑向我冲来，我一怔，眼看就逃不出去了，死，就差几秒钟工夫，大刀片就砍到头上来了，跑是跑不脱的，心想：反正也是个死，就把腰间的手榴弹拿出来拼了吧，因此，我飞快地举起手榴弹对敌人骑兵喊道：“过来!跟你们拼了!”我又挺起胸脯向前迈一大步，晃着手榴弹说：“我死一个，你们死两个，还带两匹马哩!看谁赔本?”我的话还没说完，两个骑兵看了一眼我手里将要爆炸的手榴弹，扭头就快马加鞭地跑了。
敌人跑了，我也得赶快向后跑啊。跑着想着，我手里的炸弹，还没有揭开盖，怎么跟敌人拼?拿起一看呀，啊!原来是个水壶啊!这才明白，出发的时候，不是准备得好好的吗?身上只有个水壶啊，哪来的手榴弹呢?
怎么糊涂了?真是，急了眼的人，也会狗急跳墙的，可是，以胜利者自居的敌人，怎么也这么胆怯呢?事后想想，肚子都笑痛了。明白过来后，我又飞快地跑起来，跑着跑着，我左腿中了枪，立即就酸麻了。
大凡负了伤的人，已经觉出了酸麻、也看见了血的时候，是不能停下的，假如停下来那就根本不能走了，眼前唯一的办法，只有硬着头皮猛跑，找自己的部队去。可抬头一看，四面八方的骑兵们，已经连喊带叫地冲来了。不等我往公路旁边闪开，嗖的一刀，大刀就从我头上砍下来了，接着第二刀又来了。
几分钟之后，我在昏迷中听到我们负伤的同志们挣扎的咒骂声，呻吟声……心想，我还活着哩。待我睁开一只眼看敌人时，第三刀又砍下来了……我咬着牙，屏住气等最后的一死……等啊等的，不知是不是因为伤势过重，我突然看不见横冲直撞的敌人了，哒哒哒的马蹄声也听不见了。
可我心里清楚，大量的敌人把我们包围住了，就在这一霎时，我使劲一滚，滚到公路旁边的枯草里去了，这一下把吃奶的劲都用尽了，否则，拉锯式的敌人闯过来，不被砍死也会被马蹄踏死。敌人的敢死队和大队人马从马路上过去了，剩下的后卫搜索队更厉害些，凡是从伤者死者身前过的，不管死活，也不管轻重，一律要补一刀。不得已我只有用双手捂住额头，装死，眼光却能透过手指缝注视敌人。
一会儿，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只觉得听到心头跳动的声音。我还活着啊。正想着死的时候，突然又听到紧张的脚步声，像是往二十里铺方向，喳喳地过去了。难道是敌人的步兵?一会儿，就觉得恍恍惚惚有人摆弄我的头和身子。
心情可急躁啊：你们愿杀就杀，愿砍就砍，快吧!别叫人遭罪啦!这么冷的天，还急得满头冒汗哩，定神一看，噢!我又惊又喜低沉地说：“同志们，你们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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