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老解放区的地方干部，由于战争的需要，被调到山东支前委员会工作。淮海战役前夕，山东支前委员会改分华东支前司令部，后又与华中支前司令部合并，仍然称华东支前司令部。傅秋涛同志是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司令员，曹荻秋同志是副司令员。司令部下设若干部，魏思文同志任政治部部长，我任政治部副部长。渡江之前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华东支前司令部下设若干办事处，如苏南办事处、皖南办事处等，我分在苏南办事处任主任，张庆林同志任副主任。
淮海战役后，我人民解放军锋芒所向，锐不可挡，全国形势发展迅速，蒋王朝已摇摇欲坠。根据这一新的情况，我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抓住有利时机，作出了提前进军大西南的重要决策，并决定留下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大批干部，随军挺进大西南，参加西南的接管工作。我在徐州时，就了解到了这一战事发展的动态和中央的最新决策，因而作好了随时进军大西南的思想准备。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华东支前司令部移驻上海。主要任务是在江浙农村征粮，以供给城市和前方的部队。不久，这些工作逐步移交给了当地人民政府。支前司令部的大批民工便动员回籍，干部则留下，成了西南服务团的骨干力量。
6月初，我们正式打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和南下服务团的旗号(南下服务团后随军去福建)，并在上海及附近城市吸收青年学生。当时，曹荻秋同志亲任西南服务团的团长。由于全国处于临近全部解放的大好形势，更由于华东地下党较好的工作基础，大批青年学生招之即来，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到西南服务团中来。这批青年学生，有的稍大一点，有的才十五六岁。
6月底，以华东支前司令部和各个办事处的干部为骨干，加上沪、宁等地青年学生以及一部份从山东后方来的干部组成的西南服务团，全部集中到南京集训，团部驻伪总统府附近。集训整个过程前后达3个月。10月初，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炮声中，我西南眼务团五千余众踏上了挺进大西南的征途。
根据进军大西南整个军事行动的部署，全部作战部队和地方干部队伍按行军先后次序，共分成六个梯队。西南服务团被列为第五梯队，汤成功同志是梯队司令员，我是梯队政委。西南服务团的团长曹荻秋等领导同志跟随早已筹组就绪的川东、重庆领导机关，列在前面的梯队中。在我们梯队后面的第六梯队是炮兵团。
我们从南京出发，开始是乘火车，经津浦线至徐州，转陇海线至郑州，继而转京汉线至武汉，渡长江转粤汉线至长沙。然后由长沙乘船到湖南常德。在常德稍事整休后，便开始徒步挺进川东、重庆。为了与作战部队保持联系，以调度本梯队的行军步骤，梯队在常德增设了一部电台。我们利用这部电台，每天收听新华社关于全国形势的新闻报道，并编印成小报，作为一种对全体干部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形式。
我们这个梯队均为地方干部。除了配有一个排的武装保护电台外，其它人员随身没有武器。为了避免沿途山匪的骚扰，我们每人发了一把两伞，要求在行军时背在肩上，以冒充武装队伍，吓唬山匪。这样，整个行军途中没有遇到什么重大情况。
大约在11月底12月初，我们到了重庆，第五梯队便就此解散，干部分配到川东、重庆的各个部门各就各位。魏思文同志分在川东区党委主管组织工作，山东的支前干部大多分住川东各地；我分在中共重庆市委任组织部部长，沪、宁等地的青年学生大多分在重庆。
以后，西南服务团的这批干部就是接管川东区、重庆市的重要力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