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1937年7月底，日军攻占北平和天津。8月上旬，兵分四路向华北地区进犯。10月3日，日军第十师团一部占领德州。韩复榘率部在鲁北地区稍作抵抗后，旋即命令部队及地方官员撤往黄河以南。12月23日，日军分兵两路渡过黄河，大举南犯、东侵。南犯日军于12月27日占领济南，31日侵占泰安。东侵日军由济阳以东的曲堤至榆林镇一线过河，于25日占领周村，26日占领张店，27日占领淄川， 30日侵占博山城。
抗日烽火燃遍淄博，共产党在南沙井落地生根
1936年9月博山“民先”队建立。1937年，赵炳焘成为南沙井村最早的“民先”队员，他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在村里的进步青年中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发展“民先”队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山东的韩复榘以抗日为名派丁拉夫，南沙井村的苏奎铭、秦玉富被迫出雇，苏奎铭从此音信无踪。1937年秋，张敬焘、王克常到南沙井村检查“民先”组织工作，对南沙井村“民先”组织发展与活动表示满意。1937年12月26日，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廖容标、姚仲明、马耀南率领长山县中学的学生队伍到达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27日发动黑铁山武装起义，宣布长山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姚仲明同志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决定，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成立。1938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徂徕山大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后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廖容标任支队长，成为活动于泰、博、莱山区的主要抗日力量。也是在1938年1月，徐化鲁、谭克平、张敬焘、郑兴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进驻南沙井村，在这里会见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三团参谋长、当时在国民党第三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张里元处作统战工作的崔介，总队部在南沙井村短暂休整后于春节后移师响水湾。
我的家乡——博山区南沙井村就是当时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经常活动的地方，特别是廖容标司令员曾不止一次带着部队到南沙井村活动。廖容标司令员光着带伤疤的脑袋、挥舞着军帽在南沙井村关帝庙前激昂地演讲，给了南沙井村的抗日青年极大的鼓舞。南沙井村一大批热血青年，包括我的父亲秦宗宜，曾多次亲耳聆听廖容标司令员的演讲，是廖容标司令员的铁杆崇拜者。他们后来加入抗日的洪流，很大程度上是受“民先”组织的启发、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的影响。
193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张敬焘到博山建立博山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四支队驻博办事处”。张敬焘先到了西石马村，两三天后，迁往北博山村，接着又迁往刘家台村。1938年9月，南沙井村的赵炳焘在瓦泉参加了“博山县民运指导员训练班”。在这里，赵炳焘由南博山乡动委会总支书记、动委会主任魏瑞祥（魏洪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南沙井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入党后，回到南沙井村又发展了我们的父亲秦宗宜、赵景槐等入党。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上半年，苏言铭、黄振奎、秦玉俊、苏武铭、赵炳灿、于信之、栾尚书、苏荫凯、赵景材、秦玉川等也加入到党组织当中来。从此，共产党在南沙井这个小山村落地生根。
父亲秘密入党，二叔离家参军
赵炳焘在瓦泉入党后，按照县委的指示，回到南沙井村，以小学教师为掩护，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物色同道之人。耳闻目睹，他看上了与他家只有一墙之隔、他加入“民先”后在村里发展的第一批“民先”队员的父亲。父亲在家孝顺父母，在村里人缘极好，在“民先”队组织的活动中表现出色，在青年中威信很高。赵炳焘物色上父亲以后，就利用周末以挑货郎担为名，约上父亲，走街串乡，一边了解周围各村的情况，一边悄悄地向父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父亲本来就很佩服赵炳焘这个有文化的邻居大哥。通过耳熏目染，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和观察，赵炳焘认为发展父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报经博山县委四区分区委同意，赵炳焘于1938年10月介绍我们的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沙井村背靠南部山区，进可攻，退可守，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当时，博山县县大队、区中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特别是区中队的赵子明，武艺高强，神通广大，深受村里青年们的爱戴和敬仰。区中队驻我们村时，赵子明曾跟只有十五岁的二叔开玩笑，叫二叔跟他去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这本是一句玩笑话，但二叔却当了真。1938年秋后农闲，老人们在关帝庙前晒太阳，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都上坡割柴火。二叔跟祖父说，他要去山前割柴火。刚出村，他便将扁担、镰刀和拘绳竖到二分台地头的枣树上，下了趟子。他一口气到了当时区中队的驻地小峰口，找到了赵子明，从此走上了他长达十一年的从军之路。二叔圆了他的从军梦，但家里却找翻了天。直到多年后，二叔带着通讯员探家，全家人才知道他是去当了八路军，但此时祖母已经为二叔的出走患了精神病而悬梁自尽好几年了。
敌顽匪我四方角力，兵荒马乱百姓遭殃
值此民族危亡之际，驻博山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非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对积极抗日的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制造了一次次“惨案”。
1938年底到1939年6月，日本鬼子先后在蛟龙、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辰巳山设立了据点，将侵略的矛头对准我鲁中抗日根据地。从此，这些据点便成为日寇进一步占领博山南部广大农村的重要支撑点。1939年5月，蛟龙据点的鬼子汉奸利用石马集群众赶集的机会，突然包围石马集，逮捕抗日群众。仅南沙井村，一次就有二十几名群众被逮捕。被逮捕的群众被押往蛟龙据点，由当地的汉奸出面通知相关各村，要鬼子放人，就必须接受鬼子的管辖，按时交纳鬼子催要的钱粮。经当地政府批准，南沙井村村长于富甲带着南沙井村全体村民用血汗拼凑的部分钱款前往交涉，历经百般人身侮辱，才把被逮捕的二十多名群众赎回来。之后，鬼子汉奸便三天两头下乡清剿、扫荡、催粮、要钱，南沙井村从此再也不得安宁。
兵荒马乱，有枪就是草头王。在日军大举进犯山东时，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国民党博山县政府也在县长王荫桂的率领下弃城逃跑。当时，博山城乡到处可见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狼狈逃窜的可悲景象。从博山城撤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韩复榘的残兵败将、散兵游勇，走到哪里，抢到哪里。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干着土匪的勾当，破门绑票，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敲诈勒索，拉帮结伙，占山为王，昼伏夜出，无恶不作，成了祸害一方的土匪。
面对异族入侵和国民党残兵败将的骚扰压榨，博山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起来与与敌伪顽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春夏，南沙井村成立了“罡风道”，吸引了不少爱国青年参加。8、9月间，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收编了“罡风道”，并将“罡风道”改编为“博莱边区抗日自卫团”。有了“博莱边区抗日自卫团”的保护，土匪的活动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完全根除，小股的残匪仍时不时在南沙井村这样的“游击区”出没。
南沙井民主政权建立，父亲出任青救会长
1939年6月，日寇集结2万多人向我鲁中、鲁南山区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扫荡。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博山县委、四区分区委领导“罡风道”改编而来的“博莱边区抗日自卫团”，配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采取灵活的“隐身法”战术开展游击战，除了6月19日日寇夜袭博山县四区夏庄村等突然发生、无法避免的零星战斗外，尽量避开日寇扫荡的锋芒，避免与强大的敌人发生正面拼杀，有效地保存了抗日有生力量，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进入7月中下旬，日寇对鲁中、鲁南山区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扫荡以失败而告终。鉴于国民党县以下基层政权土崩瓦解，博山县委抓住有利时机，成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
按照博山县委的统一部署，村一级抗日民主政权设党、政、军、民四大工作机构。党口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政口设村长、副村长，军口设自卫团长、副团长，民口设职工抗日救国会会长(工救会长、职工会长、工运部长）、农民抗日救国会会长(农救会长、农运部长）、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青救会长、青年团长）、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妇救会长、妇女会长）。经过充分酝酿，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各大机构负责人产生了，他们是：党代表徐瑞亭，书记赵炳灿，组织委员栾尚书，宣传委员苏荫凯，村长苏荫凯（兼任），自卫团长赵景材，工救会长黄星五，农救会长栾尚书（兼任），妇救会长周庆芳，青救会长秦宗宜，文书于永清。父亲秦宗宜除担任青救会长外，还兼任“青抗先”队长、党小组组长。自此，父亲秦宗宜成为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之一，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农村基层领导生涯。
各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在杨峪村召开第四区各村长、民运指导员及士绅名流界人士会议，宣布建立四区抗日民主政府，选举中共博山县委四区分区委书记、区中队指导员翟翕武任国民革命政府博山县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由国民党博山县政府、博山县县长孙克明正式委任。从此，我党在博山县四区取得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合法地位。
当机立断巧部署，金牛山上捉绑匪
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一伙残逃的土匪从莱芜和庄架票来到了金牛山，住进了玉皇顶奶奶殿的东配房。
次日早上，住在金牛山东亭配房的金牛山管理人员赵汉亭（赵景柳）来到玉皇顶，到奶奶殿打扫卫生。不经意间，他看到东配房绑着一个罩着眼的庄户人家，还有几个穿破旧军装的人，这几个人还都带着枪。打扫完卫生，回到管理人员住的地方，赵汉亭就琢磨，这到底是一伙什么人？来金牛山干什么？吃中午饭的时候，几个穿着国民党破旧军装的人从玉皇顶奶奶殿上下来，来到金牛山管理人员赵汉亭、张继棠他们住的地方，向他们要水喝、要饭吃。赵汉亭赶紧把前一天从家里带来的饭，还有前一天香客们留下的祭品拿出来送上。这几个人带着向管理人员讨来的水、饭，回到奶奶殿东配房，像饿死鬼一样，狼吞虎咽起来，因为吃得太急，有的噎得直打嗝。吃饱喝足了，他们把那个被罩着眼的人用绳子捆在桌子腿上，然后便横七竖八地在东配房的床上、地下睡起觉来，只留了一个身体单薄的小个子在门内站岗。午饭后，赵汉亭再次来到玉皇顶，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注意到，连门口那个小个子共11个人，每个人穿的都不一样，有的穿着国民党的旧军服，皱皱巴巴，脏兮兮的，有的干脆就像叫花子。他心里正在嘀咕，门口那个站岗的小个子醒了，小个子对着他打了个手势，让他走远一点，不要打扰他们睡觉，还对他说，“不让你过来你别过来，小心让张大哥崩了你！”看到这里，赵汉亭心里已经明白了：这是一帮土匪，那个被罩着眼的人肯定是他们架的票！
赵汉亭回到东亭，立即派在金牛山帮忙的老姑峪王兆增的父亲下山，到村里报信。王兆增的父亲到村里找到了我们的父亲，告诉我们父亲：赵汉亭让他来报告，山上来了一帮土匪，绑着一个庄户人，现在就在奶奶殿东配房睡觉，一共11个人，都有枪，让你们赶快想办法！
听了送信人介绍的情况，父亲觉得仅凭村青救会“青抗先”、自卫队办不了这帮土匪。怎么办？他想到了区中队。当时，区中队常在南头店子(今博山镇南邢村)一带活动。父亲来不及多想，立即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让青救会员于太蛟带上，马上去南头店子找抗日村长于奉刚，通过于奉刚报告区中队朱涛队长(朱涛同志当时的职务是“司务”，负责区中队内勤，因为工作关系，与各村“青抗先”负责人都很熟悉，大家都习惯叫他“朱队长”——作者注)。他则去找栾若斋、黄星五、崔奉先商量，安排人到金牛山进山的各个路口把守，不要让人随便进山，以免打草惊蛇。
于太蛟翻过南封山，穿过石城，顺着山前的小道，一路小跑，来到南头店子。区中队朱涛同志听了于太蛟的报告，请于太蛟说得详细一点，于太蛟说不上来，只说自己是南沙井村青救会长秦宗宜派来送信的。区中队的朱涛同志看了父亲的信，非常兴奋，因为当时的区中队也正缺乏武器装备，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事。于是，朱涛同志打发于太蛟先回村，剩下的事他自会安排。第二天，天刚擦明，区中队就到了。为了不惊动土匪，区中队按照父亲的建议，在父亲的带领下，分东西南北四路悄悄摸上山来，将玉皇顶团团围住。
带队的朱涛同志先派侦查员悄悄进到玉皇顶奶奶殿院子里侦察，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东配房的土匪们还在睡觉。于是，区中队悄悄摸上前去，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朱涛同志朝天开了两枪，朝屋里大喊道：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八路军，缴枪不杀！睡觉的土匪大梦初醒，发现门口、窗口已经布满了黑洞洞的枪口，他们只好乖乖地缴械投降。战士们对缴械的土匪进行了清点，发现唯独这帮土匪的头头张豁子（此人为兔唇，心狠手辣，土匪们背后都叫他“张豁子”）漏网了。原来，狡猾的张豁子起来上茅房时，觉得玉皇顶周围好像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他不敢造次，便带着枪趴在草丛中。等到区中队包围东配房时，他才趁乱在北山后坡藏了起来。
区中队的战士们将被罩着眼的人松绑，问清了情况才知道，他是莱芜和庄村大户人家的独苗少爷。前天晚上，这帮土匪摸进他家，本打算大捞一把，结果因为前几天驻博城的鬼子刚刚抄了他们家，结果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弄到，于是便绑架了他。土匪临走还给他家人留下话，让他家准备五万大洋赎人，否则便撕票！当他得知是我们的父亲派人翻山越岭向区中队报告，又带着区中队来解救了他时，他激动地跪在父亲面前千恩万谢。区中队的领导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他家在石马有亲戚，他想赶快去石马亲戚家，让亲戚送他回去，也好让家人放心。
眼见过了吃早饭的饭时头，父亲力邀区中队的朱涛同志和战士们回村里吃早饭。朱涛同志说，这里离鬼子蛟龙据点太近，夜长梦多，还是回驻地吃饭比较好。父亲送走了区中队的领导，看着战士们押着俘虏下山走了，又指点着受害人如何去石马。直到受害人的身影远去，父亲这才轻松地走下山来。回村的路上，父亲心情特别好，因为这是他担任青救会长、“青抗先”队长以来第一次顺利完成任务，而且还受到了区中队朱队长的表扬。遗憾的是让张豁子这小子跑了。
乔妆打扮二次进山，赤手空拳生擒匪首
张豁子该当落到父亲的手里。区中队带走那帮土匪刚走了不长时间，大概九点多钟，张豁子竟然自己又送上门来了。
张豁子回来是打听他同伙下落的。他没敢直接上玉皇顶奶奶殿，而是一个人来到了金牛山的东亭。这家伙贼胆包天，同伙刚刚被缴了械，还敢一个人背着枪回金牛山。赵汉亭问清了他的来意，赶紧托人捎信给父亲，说一个“豁嘴子”又背着枪回来了，现在就在东亭附近的配房里休息，看来这个家伙这几天一直没捞着睡觉。父亲听说张豁子自己送上门来，好不高兴。他立即约上栾若斋，化妆打扮成进山上香的善人，跨上篮子，大摇大摆绕过北山山梁来到金牛山西亭。他们在中亭略事休息，又若无其事地到了东亭。在东亭配房外，他们与赵汉亭聊了几句，赵汉亭用眼色告诉父亲，那家伙还在配房里睡觉。父亲与栾若斋借口口渴，不动声色来到配房内。张豁子睡觉非常警觉，立刻从炕上爬了起来。见父亲没有异样，便盘问起父亲来，问父亲是哪个庄的，父亲一边拿着瓢喝水，一边瞟了一眼张豁子，他发现张豁子的枪就在他刚才睡觉的炕头边上，于是他一屁股坐到张豁子与他的枪之间。趁其不备，将水瓢的水往张豁子脸上一泼，突然抓起他的枪，将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厉声喝道，“别动！”狡猾的张豁子自知其钢枪已经子弹上膛、扳机大开，深怕钢枪走火，吓得面如土色，跪地求饶。栾若斋趁机将张豁子五花大绑，嘴里还给他塞了一团麻绳。
父亲手端着钢枪在后边跟着，栾若斋在前头牵着绳子，将张豁子押下山来。到了村口，看热闹的人如同夹道欢迎一般。
父亲与栾若斋商量，此处不能久留，得赶紧将张豁子送区中队。于是，他们来不及吃饭，又翻山越岭将张豁子送到南头店子区中队上。区中队的朱队长热情接待了父亲和栾若斋，对父亲和栾若斋的机智、勇敢大加赞赏。让战士押走了张豁子，朱队长又安排人弄了些吃的给父亲和栾若斋。临走时，区中队的领导将父亲与栾若斋缴获张豁子的钢枪及四十九发子弹奖给了南沙井村。这是南沙井村民主政权建立后缴获的第一支钢枪！
父亲一直很关心这帮土匪的下落。后来听区中队的人说，开始俘虏的那10个土匪，多数是国民党撤退时的散兵，也有被胁迫参加土匪的庄户汉子，因为没有血债，后来经过教育，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成了抗日战士，有的自愿回了老家。张豁子，因为有血债，又是这帮土匪的匪首，在莱芜的和庄、茶叶口地区民愤很大，被抗日民主政府镇压了。
金牛山智擒残匪以后，青救会、“青抗先”和父亲在村里的威望大增，庄里乡亲对父亲的胆识交口称赞，四区分区委领导也多次过问父亲的情况，这为父亲以后更好的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台村参加党员干训班，“跳龙门”接受组织挑选
进入1939年上半年，博山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加大了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的力度。在南沙井村，赵炳焘根据“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秘密介绍了黄振田入党，并将于太圣、于学端等热血青年纳入了组织发展的视线。
转眼到了秋天，地里的活都干完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对抗日地方武装的改编也告一段落。博山县委敏感地抓住这段有利时机，利用农闲季节，组织开展了各种基层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的调训、培训活动。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赵炳焘积极推荐南沙井村的党员骨干、入党积极分子参加。据父亲秦宗宜回忆，当时仅三沙井就有6位同志参加了这次调训、培训，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父亲参加的是博山县委在东台村举办的农村党员干部训练班，三沙井其他5人则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时间都是一个多月。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优秀学员，在培训期间，多由县委、四区分区委的领导、教员介绍入党。父亲参加的调训班，主要是为县、区、村培训抗日民主政权骨干，并向八路军山东纵队输送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他们都是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党员干部。调训班期间，父亲聆听了博山县委书记、县长张敬焘的报告，八路军四支队的同志还给他们讲了如何开展游击战，还见到了前段时间金牛山智擒残匪时认识的四区分区委书记、区中队指导员、刚刚上任不久的四区区长翟翕武，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洪山口村的传奇式人物，认识了时任四区分区委书记的原盆泉村支部书记魏行之。特别是魏行之，他是我们邻村盆泉村人，比父亲大三岁，当过小学教员，有文化，口才好，能文能武，还写得一手好字，虽然入党时间与父亲差不多，但进步很快，入党不久便担任了四区分区委青年委员。父亲参加训练班时，魏行之已经从“博莱蒙三县联合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政治处主任兼特支书记转任博山县委四区分区委书记、区中队指导员。因为是邻村，年龄差不多，又和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赵炳焘很熟，还曾是盆泉村的“罡风道”会员，魏行之经常到我们村活动，加上农村本身交往圈子就小，七拐八拐都沾亲带故，所以魏行之对父亲的情况也很了解。训练班期间，魏行之经常陪县上、区上领导到调训驻地视察，还经常参加队员的讨论、小组会。父亲遇到什么事情，也喜欢去找他请教，每次魏行之都热情接待。
调训班结束，博山县委在东台村举办了隆重的“跳龙门”活动——根据调训班期间的表现，选调部分优秀学员去区上、县上或推荐到部队工作。
“跳龙门”那天，县委的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坐，全体调训人员在台下席地而坐。县委的主要领导先后做了动员，接着县委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按照事前研究的名单进行点名，被点到名者，答“到”后到主席台前列队，披戴大红花，会后由组织重新安排工作。据父亲生前回忆，从这次“跳龙门”的学员中走出了好几位党的高级干部，多数在南方或部队任职，也有的未看到鬼子投降就为国捐躯，成了烈士。这次“跳龙门”活动，父亲作为优秀学员也被点到名了。但会后县委、四区分区委领导了解到，我们二叔去年刚刚离家参军，祖母因二叔出走患了精神病、不能自理，三叔年幼，只有7岁，祖父罗锅腰、红眼巴，干不了农活。考虑到父亲到区上、县上或去部队工作确有困难，县委与四区分区委临时对父亲的工作做了调整，安排父亲仍回村参加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
父亲常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是对一个党员最起码的要求。关键时刻，父亲勇敢地站出来接受组织的挑选。当党组织决定让他继续回村工作的时候，他又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