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秦宗宜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南沙井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1939年秋后，家父秦宗宜参加了中共博山县委在东台村组织的调训。调训结束，家父遵照县委的指示，回到南沙井村继续担任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当时，村一级的地方政权设党、政、军、民、工、农、青、妇八大分支机构。参加调训前，家父秦宗宜已经担任了南沙井村的青年团长、党小组长、“青抗先”队长，成为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的骨干，这次调训回来更全身心投入了抗日工作，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农村基层领导生涯。
这里记述的是家父秦宗宜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1941年的经历。
参与组建盘查站、秘密交通网，严防敌伪势力渗透
1940年“五.九”事变后，日伪军全面占领博山县农村。日本鬼子不断向我南部山区根据地蚕食、渗透，南沙井村周围的敌我形势日益恶化。
南沙井村，位于博山南部山区，地处淄河南岸、石河东岸。村北，是开阔的淄河河滩，过河滩往北是北山、北山后坡、金牛山、台后、磨旗山，这个方向是向敌伪占领区去的方向。村西，是从莱芜方向流过来的石河，是一片开阔的河床，溯流而上三华里，便进入莱芜地界，从莱芜的张家台村、老姑峪村翻越南山便进入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南沙井村的村东，是东地、下河、下阴沟，这里是村里的粮仓，地势平坦、开阔，村东南是艾家峪、瓜地峪、桃花峪、万年坡，翻过山去，便是盆泉南大峪，越过盆泉南大峪，就是博山县委和八路军控制的南博山西邢、东邢、南邢、北邢、刘家台等村。南沙井村的正南边，是南封山、南坪山、花篮峪，村西南是孔魔峪、牛魔峪、杨家峪、洞子峪、黄土岭、鞍担、南峪、老姑峪、虎眼，翻过山去就是山前，从山前向东是南博山、瓦泉、夏庄，向南是莱芜的下周家庄、常庄、文字现，那里也是八路军控制的根据地。南沙井村就是这样一个位于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北部前哨的小山村，是驻石马、北博山的日本鬼子扫荡泰山区根据地的必经之地。
在村党组织及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南沙井村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成为日本鬼子向我抗日根据地渗透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日本鬼子将南沙井村的党组织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利用敌特告密、欺骗引诱、长途奔袭、铁壁合围、个别逮捕等方式，企图将南沙井村的党组织一举铲除。他们采取以点成线、步步为营策略，先是在南沙井村西北面的和庄，以及北面的石马、中石、蛟龙、淄井，东面的北博山、洪山口、朱家庄，修上了炮楼，驻上了日本鬼子和伪军，接着又在南沙井村北面的山上拉上了折断线，在平地里挖上了防共沟，还网罗了一批地痞、流氓，设立了特务组织。当时，从和庄、石马、中石、蛟龙、淄井、北博山的鬼子据点到南沙井村，最远的不足十五华里，最近的只有几华里。尤其是在淄井、沙井、盆泉三村交界处的山上，有一座鬼子的炮楼。炮楼里的鬼子用望远镜就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南沙井村、盆泉村的情况。
根据博山县委的指示，面对日本鬼子近似疯狂的“治安强化运动”，南沙井村的党组织巧妙地与敌人进行着周旋。按照村党组织的部署，家父参与组建了南沙井村盘查站，推荐秦玉川担任盘查站主任，黄振奎为文书，家父与秦玉俊、栾曰昌、徐元恭等具体负责盘查站的工作。盘查站设盘查员若干，主要职责是稽查坏人、开领路条、转送情报、侦察敌情，防止敌伪渗透。
为了及时将南沙井村的情况报告博山县委，家父建议南沙井村党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网。秘密交通网以家父与栾曰孔、崔奉先为主，主要负责转送党的机密文件，保持与博山四区、莱芜六区（现在的常庄、苗山一带）的联系。家父曾多次跑博山四区、莱芜六区送情报。
这期间，家父秦宗宜的入党介绍人赵炳焘从沂蒙抗大培训归来，担任了民运指导员，名义上在当时的邀兔崖做小学教员，实际上还兼负着指导邀兔崖、南沙井等村开展对敌斗争的重任，家父秦宗宜就在他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
大扫荡跳土崖侥幸逃生，率青年沉着应对与敌周旋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一般是从北面的石马、东面的北博山方向袭扰我村。这种情况下，村民通常就会往南、西南、东南出村，进入令日本鬼子摸不着头脑的南部大山里躲藏，或从这里进入泰山区抗日根据地。
南沙井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内街道呈井字形，正所谓“四通八达”。然这样的布局，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让村民吃尽了苦头：只要堵住村外几个出口，占据四个十字路口，就可以控制全村。尤其是从关帝庙到南崖头的南北街，是村里的主干道，从这头一眼就能望到那头。如果日寇在这条街上布上岗哨，想穿过这条街出村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日本鬼子每次包围南沙井村，都是采取先守住村外几个出入口、再占据四个十字路口、再挨家挨户拉网搜查的策略。
家父住的祖屋离十字路口很近，出大门就是关帝庙对着的这条南北街。所以，一旦日本鬼子包围了村子、占领了十字路口，家父想从大门逃生的路就被堵死了。此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避开大街、翻越院墙、挨家串户、迂回出村。因为如此，那时村内各家各户之间通常会留有低矮的通道，一旦需要，就可以翻墙而过，逃出虎口。
1941年的春节在嗖嗖的北风中来临，忙碌了一年的南沙井村的父老乡亲们盼望着这一年能过一个安定的春节。但是，日本鬼子不这样想，他们决不能让与他们作对的中国人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正月初一，天还没明，石马、北博山的鬼子就出动了。按计划，他们要到莱芜的常庄、文字现一带扫荡，那里属于八路军的根据地。敌人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路经南沙井村。鬼子的大部队没有在南沙井村停留，而是绕过南沙井村，从村西的石河继续前行，只留下少量鬼子和伪军在村里折腾，目的是防止八路军断其后路。鬼子在南沙井村外遇上了早起的村民苏道铭，便强迫苏道铭带路去常庄、文字现。到达文字现后，苏道铭机智逃脱。留下来折腾的敌人堵住了村里的出入口，在大街上放上了岗哨。由于敌人来的太突然，家父和全家人被堵在家中。已经精神分裂的祖母不知所措，年龄只有9岁的三叔吓得直哭。母亲小脚行动不便，老实巴交的祖父从年轻时就累成了罗锅腰、红眼巴，此时也没有了主意。家父是村里的青年团长、“青抗先”队长、二叔1938年参加八路军，虽然鬼子汉奸还不十分清楚，但在村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一旦有人告密，后果不堪设想。不祥的情绪笼罩着全家人。当家父听到北面的赵家大门咚咚的砸门声时，他估计穿过关帝庙前的南北街出村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趁着天还不太亮，从祖屋南头翻过院墙，贴着南墙根，猫着腰，快速进入赵家后园，想穿过赵家后园从西南游角出村。然而，出赵家后园往西南游角这一段什么遮挡也没有，而此时西南游角的十字路口上已经有鬼子和伪军把守。怎么办？情急之下，家父翻过岳家大院东墙进入岳家大院，趁着人荒马乱，从岳家大门溜出去，穿过南北街，进入魏家园，想往南穿过于家园从簸箩洼出村，就在他快到于家园时，被西南游角站岗的鬼子发现。家父顾不了许多了，他直起腰，沿着往西的小路越过一片坟场，向西跑去。家父在前面跑，鬼子在后面追，一直追至簸箩洼土场。家父眼见已经逃不掉，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鬼子抓住，他来不及多想便从高高的土崖上纵身跳下。没想到，竟然什么事都没有，于是他迅速躲到了土崖下面。家父拿定主意，如果鬼子追过来，就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追过来的鬼子在土崖上边朝下看了看，没有发现家父的身影，便朝崖下开了两枪，悻悻而回。家父终于躲过一劫。这是日本鬼子第一次扫荡南沙井村。
正月初三、初五，日本鬼子又连续两次拉网扫荡南沙井村。时值春节期间，全村老少惶惶不可终日，哪家也不敢在家过年。家父召集村里“青抗先”骨干商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与敌人硬碰硬，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帮助乡亲们避开敌人的锋芒，机智地与敌伪进行周旋，目标只有一个：保护好乡亲们，减少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最后，家父他们商量了一个办法：晚上全村人在“青抗先”骨干的组织下，分散到南山上的堰屋、石屋、洞穴中过夜。白天，由“青抗先”骨干进村侦察，如果没有情况，就发信号让大家回家取点衣物及吃的东西。一有情况，马上疏散撤离。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按照家父的建议，晚上都躲出去，白天视情况而定。正月的夜晚，天寒地冻，长夜难明，被褥破旧，衣服单薄，肚腹空空，冻得人打牙巴骨，怕被鬼子发现不敢点火取暖，每家每户只能一家人挤在一起，用自己的体温互相温暖。那两天，家父忙里忙外，既要去组织“青抗先”骨干侦察敌情、帮扶老弱病残、看村护院，还要顾一家老小。好在年仅9岁的三叔已经懂事，常常是他帮着小脚的母亲照顾不能自理的祖父、祖母，就这样在桃花峪东山上的堰屋里躲了两天。在家父与村里党组织、“青抗先”骨干们的组织下，鬼子两天的扫荡，一无所获，全村老少，没有人员损失，虽说难过但总算艰难地度过了1941年的春节。
强化治安纸宿棚躲过一劫，独立营炸电厂全力相助
二月初二下午，天气阴沉，寒风嗖嗖，鬼子携鸡牵驴，从常庄、文字现扫荡回到南沙井村。早有看到鬼子的村民回村报信，所以当鬼子进村时，大部分青壮年已经一跑而光，只有部分老弱残疾、妇女儿童来不及躲避，被堵在村中。与往常一样，鬼子大队人马还未进村，就先派人占领了井字形的村中要道路口。接着，鬼子开始自村西向村东拉网搜查，打砸抢烧。每到一家，鸡犬不留。一时间，村内鸡飞狗跳，孩子哭，女人叫，乱成一团。家父因寻找患精神病的祖母，没来得及与祖父、母亲、三叔一起出村，也被堵在家中。家父知道，鬼子是从西边过来的，按照经验，鬼子一定会从西往东挨家挨户搜查。家父将祖母搀扶到祖屋内，耐心地嘱咐她在家里不要乱动，自己踩着窗台、抓着檩头，翻上房梁。鬼子在伪军的带领下砸开门，将祖母拖到天井里，然后开始角角落落地翻，连柴火垛都用刺刀捅了。鬼子里里外外搜了好几遍，也没有找到家父。他们又回到祖屋，用刺刀捅祖屋的纸宿棚，将纸宿棚的纸捅的满是窟窿，七零八落，呼呼嗒嗒，藏在上面的家父手抓檩条，脚踩房梁，屏住呼吸，任鬼子折腾。祖母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口。鬼子最终没有找出家父，只好气急败坏地走了。此时，大队的鬼子、伪军已经来到关帝庙前的十字路口上，他们像饿狼一样，开始杀猪、宰羊，用抢来的桌椅床张，架起火堆，烤着吃。鬼子不知从谁家逮住了一头牛，拉到十字路口，拴在大槐树上。几个鬼子用刺刀捅没捅死，两个鬼子又上来用镢头劈，老牛的惨叫声传遍全村，听了让人不寒而栗。鬼子、伪军把牛劈死以后，便开始剥皮、掏心、挖肺，烧着吃。南沙井村人第一次见识了鬼子的凶残。在村西头，搜查到秦宗海大爷家的鬼子将他家的桌椅板凳砸碎，在天井架起火堆烧肉吃。临走，又拿起着火的桌子腿扔到房子上，将房子点燃。顿时，秦宗海大爷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等到鬼子走了，村民回到村中时，房子已经被烧得净光。这便是鬼子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南沙井村的经过，也是鬼子在本年度第四次扫荡南沙井村。
1941年4月，鬼子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宣告失败。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中共博山县委决定炸毁鬼子在博山神头新建立的发电厂。县委的领导几次到南沙井村勘查，与村党组织进行了周密研究与部署。经过慎重研究，县委决定派共产党员石匠苏言铭进入博山神头发电厂侦察。半个月后，博山县独立营24名战士在教导员孙黎、指导员阎发仓的带领下悄悄进驻南沙井村，按照独立营的要求，家父立即组织“青抗先”的骨干站岗放哨，保证消息不出村。4月19日，24名战士从南沙井村岳长祥、苏言铭家出发，翻山越岭住到了离电厂只有十来里路的焦家峪村。第二天晚上，趁黑摸到发电厂，里应外合，一举炸毁发电厂新建一号发电机组，一、二号炉烟囱被炸开一道大裂口，受到鲁中军区等领导机关的表扬。这次行动，县独立营先在南沙井村待机，再从南沙井村出发，完成任务后又回到南沙井村休整。期间，家父率领村“青抗先”做独立营的后援、辅助工作，为县独立营顺利完成任务做出了贡献。
金山区分区委成立，家父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阴历四月底，灾难再次降临南沙井村。这天，南沙井村村民黄振河、于太福贩盐去莱芜。在莱芜新泰交界的王家庄，他们遇上了扫荡的日寇，两人情急之下，逃往附近的林坵，追击的鬼子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杀害于林坵中。消息传来，全村人笼罩在悲痛、激愤当中。悲痛归悲痛，后事总得处理。受全村父老乡亲的委托，家父带着“青抗先”的几个青年人在黄振河、于太福家人的陪伴下去了王家庄，借着夜色，悄悄将黄振河、于太福的遗体运回，埋葬。黄振河、于太福的被害，成为南沙井村村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家父脑海中抹不去的阴影。直到家父去世前，家父还在村里的广播中谆谆告诫全村的群众不要忘记这段苦难的历史。
1941年夏，环境极度恶化。博山县委根据敌我斗争的形势，决定成立中共博山县金山区分区委。之前，南沙井村党组织隶属中共博山县委四区特别支部(成立于1938年8月—10月，书记：翟翕武、翟修慎、翟思永)、中共博山县四区分区委(1938年10月—1941年夏，书记：翟翕武一魏行之一魏洪波即魏瑞祥)领导。金山区分区委(1941夏一1942年上半年，书记：赵的之)与夏庄区分区委(1941年夏一1942年上半年，书记：张新钵—李鹏万即赵的之、赵明远、尹克生)成立后，仍归中共博山县委领导。金山区分区委辖石马、北博山、盆泉、三沙井等十多个村庄，被日寇九个据点半包围着：北面有蛟龙、中石、石马、和庄、淄井，东面有北博山、辰巳山、洪山口、朱家庄，活动范围总共只有几里路，被誉为“一枪可以打透的根据地”。这块只有几平方公里的根据地，由于其位置极为特殊，成为日本鬼子的一块“心病”。家父领导的南沙井村青年团和“青抗先”，也成为这块根据地里最活跃的抗日力量之一。
金山区分区委成立后，南沙井村党组织与博山县委党组织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共博山县委党组织常常将南沙井村东南的艾家峪薄泉洞、花篮峪、洞子峪的洞窟作为会址，利用夜间召开会议，研究、指导、部署对敌斗争。在当时抗战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时任中共博山县委代理书记的李东鲁、代理县长翟翕武、县敌工部长刘惠芝、分区委书记赵的之、金山区区长李子平等领导，经常从当时的县委机关驻地瓦泉村翻山越岭，往返30多公里到这些山洞里召集会议，传达从陕甘宁边区传来的党中央的指示，部署县委、区委、分区委对敌斗争的具体任务，同时听取金山区以及南沙井村党组织的工作汇报。担任青年团长、“青抗先”队长的家父与秦玉俊、于信之、赵景凤等同志经常参加博山县委、金山区分区委领导召集的会议，在县委、分区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聆听县委、分区委领导的重要指示，汇报村里的抗日斗争情况，接受党组织委派的任务。
北洼伏击战中带头支前，为营救被捕同志四处筹款
为巩固和发展我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决定在南沙井村北面的北洼设伏，给驻石马的日本鬼子以沉重打击。阴历五月二十九晚上，四支队某部吕政委所带特务连进驻南沙井村，家父领导的南沙井村青年团“青抗先”立即协助部队把住村口要道，封锁消息，各色人等“只许进，不许出”。五月三十日清晨，北沙井村共产党员栾曰连深入虎穴以假情报将驻石马的日本鬼子骗出。听到南沙井村有八路军活动，从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的鬼子小队长松岛及40多名鬼子汉奸倾巢而出，气势汹汹地朝南沙井村奔袭过来。按照部署，特务连早已埋伏于北洼东山上。大约八点多钟，鬼子大队人马进入伏击圈。随着吕政委一声“打”的命令，机枪、手榴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在前边扛旗的汉奸第一个见了阎王。一阵排枪之后，八路军的机枪卡了壳，枪声骤然稀落起来。骑着高头大马的松岛翻身下马，匍匐在地，听了听动静，觉得枪声不太密集，估计是“土八路”袭扰，便大着胆子站起来组织反击，鬼子嗷嗷叫着向八路军的阵地扑来。“擒贼先擒王”，本就是神枪手的吕政委，没等松岛挥舞的指挥刀落下来，就开了枪。这一枪正中松岛脑袋，松岛应声倒下。鬼子没了指挥，像无头的苍蝇乱成一团。慌忙中，鬼子丢下松岛和两名汉奸的尸体，狼狈逃回，我军无一伤亡。这就是著名的“北洼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南沙井村组织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主力作战，身为青年团长、“青抗先”队长的家父积极协助特务连勘探地形、封锁消息、带头支前，受到吕政委的表扬。
北洼伏击战后，鬼子对南沙井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将村长赵景材和送假情报的栾曰连召到石马扣押起来，对其严刑拷打，逼其承认送的是假情报，逼其交代村里的党组织及八路军的去向。二人紧咬牙关，拒不承认，鬼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人与八路军有联系。历经90天磨难，在敲诈了南沙井村一万余元（老姑峪四千五，南沙井村五千五）之后，村长赵景材被赎回。送情报的栾曰连则被押往源泉、八陡监狱，继续拷打审问。赵景材、栾曰连被捕之后，鬼子还不罢手，继续千方百计对南沙井村的党组织进行破坏。阴历六月间，副村长于三甲赴北博山开会，敌人欲在途中实施抓捕。北博山村的党组织得悉后，及时通知于三甲，并掩护他绕道石马返回村中。本就体弱多病的于三甲，回家后一病不起，不治身亡。这是鬼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在赵景材、栾曰连被捕期间，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与安排，家父组织村里的青年团员、“青抗先”队员，积极协助党组织四处筹款，营救被捕的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经受了考验。
二次强化治安中死里逃生，大逮捕村党组织损失惨重
阴历后六月二十九（阳历为8月21日），博城的日寇组织第二次强化治安。鬼子纠集驻石马、北博山之敌，强迫栾曰连带路，分石马、北博山两路，于拂晓前奔袭包围了南沙井村，企图一网打尽村里的党员，荡平金山区根据地。这时节，正是高粱红、谷子黄、玉米白的时候，高杆庄稼尚未收获，庄稼地到处可以藏人。为了防止村民逃出村，天还未明，敌人就包围了村子，把住了村子的出入口，并在四个十字路口上布上了岗哨，然后开始挨家挨户拉网搜查。家父听到动静时，鬼子已经占领了关帝庙前的南北街。根据经验，家父决定还是从西南游角方向出村上南山方向出走。只要侥幸出了村、上了南山，鬼子就没办法了。遗憾的是，这次还是被在西南游角站岗的鬼子发现了。家父被鬼子追着三拐两拐爬上了魏家崖头，出了村，来到了一个四岔路口。家父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往路边一闪，趴到路边的谷地里。追过来的鬼子以为家父已经跑过去了，便从谷地的堰头上追过去。借这个当儿，家父往谷地里又动了动。过了一会，家父听到鬼子叽哩哇啦的说着话，从刚才追过去的地头上返回村中。多亏了天还未明，也多亏了庄稼还未收获，使家父再次躲过一劫。但村里的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事后统计，此次鬼子包围南沙井村，共捕去村里的青壮年16人，其中包括党员村长苏荫愷、党员农救会长栾尚书、党员苏登镐及群众13人。苏荫愷、栾尚书对村党组织极为熟悉，他们要是叛变，南沙井村党组织将全军覆没，但苏荫愷、栾尚书宁死不屈，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另外的14人中，半路逃回2人，拉至八陡宪兵队逃回1人，拉至东北煤矿死亡6人、多年后逃回4人。憨厚、木讷的村民崔奉珠被捕后，吓得语无伦次，鬼子说什么他就认什么，鬼子误认为他是党组织的负责人，而且还是个“书记”,便将他押往北京，送进所谓的“感化院”，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三年。最后，鬼子弄清了崔奉珠的身份，又看他不像是个共党，倒像个“憨子”，不得不将他释放回家。这已经是年内日寇第五次扫荡南沙井村了。
在鬼子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不仅金山区党组织遭到破坏，夏庄区也有大批共产党员因敌伪告密而被捕，附近五区的邀兔崖村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家父的入党介绍人赵炳焘就在这次“治安强化运动”中被捕、牺牲了。1941年阴历七月初六（公历8月28日），邀兔崖村以及周边几个村的22人被叛徒、伪副镇长翟所昌出卖，除了3人逃脱外，其他人悉数被捕，家父的入党介绍人、时任民运指导员的赵炳焘也在其中。22人中，经过努力，被押往博山宪兵队的卢曰会（公开身份是伪5保保长）因年纪大被放回，翟慎三因叔父翟所昌的关系被放回，郑志清、郑尔俊、翟作衡（邀兔崖党组织负责人）被赎回，剩下的人则受尽酷刑。赵炳焘在博山监狱中因轻信一赵姓看守的话，将写给党组织的信交给了他，结果这名看守立即将信交给了宪兵队，最后赵炳焘被秘密处死。其时，赵炳焘的女儿只有六岁，儿子刚刚三岁。赵炳焘被捕后，上级党组织及家父想方设法组织营救，均告失败。从此，家父在带领村青年团与敌斗争的同时，又承担起照顾烈士遗属的责任。赵我两家虽有一墙之隔，但却亲如一家。建国初，时任盆泉乡党总支书记的家父，在上级征集烈士的工作中，将赵炳焘报为烈士，但赵炳焘的妻子——我们兄弟三个一直叫她“娘”，却还没有从失去亲人的的阴影中走出，她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丈夫还活着，如果有谁说她的丈夫已经牺牲，她就和谁又哭又闹。说一次闹一次，每次都不欢而散。当时，按照上级要求，认定烈士须得烈士家属签字，否则不予办理有关手续。由于赵炳焘子女还小（女儿赵翠英14岁、儿子赵宝增11岁）、大“娘”坚决不同意报烈士，申报期限又不能错过，家父只得从上报烈士的名单中，将赵炳焘的名字取消，以至造成赵炳焘子女终生的遗憾。尽管如此，在家父及村党组织的心目中，赵炳焘一直就是烈士，家父负责的盆泉乡以及南沙井村一直都按照烈属照顾其子女，家父在南沙井村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也安排专人为烈士遗属“代耕”，至今赵宝增还保留着当年的两份“代耕协议书”。从赵炳焘牺牲后，家父可谓“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赵炳焘的遗属，直到赵炳焘的子女都上完学、安排了工作、成了家。受家父的影响，我们兄弟三人与赵炳焘的子女，都亲如亲兄弟、亲姊妹，这是后话。
妇救会长舍身相救，三次强化治安中党组织再受重创
进入11月，鬼子开始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当时，博山县委机关、县独立营驻地在杨峪村。敌人嗅到消息后，对博山县委机关和独立营进行了突袭。石马乡东石村在县委担任经建科长的李振之，在突围中自作主张钻入敌人口袋做了俘虏，后经不住考验，叛变投敌。不久，在李振之影响下，李振之的儿子、时任东石马村党支部组织委员的李奉魁也叛变投敌。由于李振之、李奉魁的特殊身份，工作中接触到不少党的机密，对博山县各地方党组织多有了解。他们的叛变，使不少同志因此被捕，遭到残酷杀害。更可恶的是他们叛变后又充当了鬼子的鹰犬，三天两头带着鬼子汉奸下乡清剿，搜捕共产党员，捉拿抗日家属，使博山县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李振之的老家是石马乡东石马村，距南沙井村只有10余华里，该村西边的中石马、西石马、和庄，南边的淄井，东边的蛟龙村、朱家庄、洪山口，东南边的北博山、辰巳山，都驻有鬼子汉奸。李振之爷俩对南沙井村的党组织也比较熟悉，他们的叛变对南沙井村的党组织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当然，他们最终也都没能逃脱人民的惩罚：两年后的1943年春，李奉魁新婚回乡上坟时，被博莱县公安局焦念生、黄廷约、任毅民在盆泉南山下的淄河河滩正法（当时，抓捕小组从我村出发，执行任务过程中任毅民同志受伤，正是由家父与黄振田送至莱芜文字现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救治的）；其父李振之于1949年5月在济南八大马路被他的侄子原博山县委书记李东鲁认出，交山东省公安厅；1951年夏天，博山县人民政府在李振之祸害最严重的北博山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大会后，李振之被执行枪决。这是所有的汉奸应得的下场！
阴历十一月十五，叛徒李振之带领鬼子宪兵、特务、便衣几十人对南沙井村进行围剿。鬼子先南下扫荡了县委驻地南博山一带，然后从邢家村翻山越岭直扑南沙井村。他们从村南的南封山扑下来，堵住了村里的出入口，占领了交通要道，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村民赶到关帝庙前的十字路口上，召开所谓的“村民大会”。等到集合完毕，鬼子按照李振之父子提供的名单，逐个点名逮捕。由于事发突然，家父、祖父、祖母、母亲、三叔都没有来得及逃走，也被围在人群中。开始点名之前，妇救会长周庆芳看到了人群中的家父，她悄悄地将给鬼子续水的空茶壶递给家父，以不容置疑的眼神示意他以回家取水为名赶快离开。家父拿着空茶壶离开人群刚要走，站在人群周围的鬼子就上来用刺刀逼住了家父。当家父镇静地、连说带比划地告诉他要回家为“皇军”取水续水时，鬼子兵才放他过去。为了不引起鬼子怀疑，家父故意放慢脚步。一回到家，家父立刻翻过墙头，溜进赵家后园。放眼望去，赵家后园到处是柴火堆。家父来到靠近老榆树的那堆柴火，钻入柴火堆中，用厚厚的玉米秸挡在外面，静静的听着外边的动静。鬼子点到家父的名时，没有人做声，有认识祖父的汉奸告诉鬼子，那个罗锅腰、红眼巴就是秦宗宜的父亲。于是，鬼子将祖父拉出来，用枪托猛击祖父的罗锅腰，逼问家父的下落。祖父咬着牙关，说儿子这几天不在家，不知道去哪里了。鬼子没办法，只好将祖父与逮住的其他青壮年、党员一起，用绳子穿成一串，押到石河西岸的打谷场上，准备在那里汇合从西沙井、老姑峪逮捕的党员一起拉走。祖父本来就是罗锅腰，加上刚才鬼子的一阵折腾，在穿成一串行进的队伍中根本跟不上趟。最后，鬼子将祖父打得半死，丢到了石河岸上。直到鬼子走了以后，祖父才被乡亲们救回。这次围捕南沙井村，鬼子捕去村民17人，连七十多岁的苏荫熟老汉也没有放过。被捕的17人中，有党员5人，群众12人。党员村长赵炳炎、妇救会长周庆芳也在被捕人员当中。周庆芳在关键时刻救了家父，自己却被鬼子逮捕，遭到严刑拷打。后来，周庆芳被拉往济南，历经磨难后经组织营救才逃出虎口。家父常说，不是周庆芳舍身救他，他恐怕早就成了烈士了。战争年代对人的考验非常直接，有人经不住考验而叛变，也有人敢于为了自己的同志而牺牲。前者遗臭万年，后者万古流芳！这是年内鬼子第六次扫荡南沙井村时家父的经历。
鬼子的扫荡、暴行，使本来就患有精神病的祖母病情加重，连病带怕，二十天后，就在那年的腊月初七，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精神完全崩溃的祖母在大门过道里悬梁自尽。
1941年，是家父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这一年，鬼子六次扫荡南沙井村，家父六次死里逃生。这一年，也是家父悲喜交加的一年，其中有失去亲人、战友的悲痛，也有参与北洼战斗、协助八路军炸毁电厂的喜悦，更有幸多次聆听八路军四支队以及博山县委领导的教诲。家父在残酷的斗争中接受了党组织的考验，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