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3年，正值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困苦的相持阶段。在那烽火峥嵘、血雨腥风的岁月，多少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与此同时，也有那么一些钻入革命队伍的所谓共产党员，经受不住考验，最终成了人民的敌人。家父秦宗宜虽然没有像二叔秦宗福那样，驰骋沙场、身经百战，但作为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作为南沙井村的青救会会长、青年团长、“青抗先”队长，他也在送情报、救伤员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中，经受了考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里记述的就是家父秦宗宜在抗日战争时期协助博莱县公安局锄奸小组惩处叛徒李奉奎、深夜护送伤员的故事。
杨峪村突围，博山县经建科长李振之被捕叛变
1941年10月25日，中共博山县委机关、博山县独立营都住在博山南部山区的杨峪村。一天拂晓，大家都还在酣睡之中。侦查员报告，杨峪村西北方向发现敌情，还有一片黑影子正在向杨峪村的西南方向转移。侦查员话音未落，西北方向即传来枪声，派在杨峪村西北小山口的流动哨已经与敌人接上了火。接着，西南方向的侦查员报告，西南方向去瓦泉村的路上发现敌人。
情况十分危急，必须立刻做出判断。
当时，县委领导同志最担心的是东南方向与日寇眉来眼去的“伪四师”和东北方向北博山村日伪据点的情况。如果这两个方向的敌人同时发难，县委机关、独立营就会陷入三面被包围的困境。好在这两个方向都有我们的卧底和临时侦查员，他们没有送来情报，说明这两个方向的敌人还没有动静。县委判断，虽然这几股敌人都想消灭博山县委机关和博山县独立营，但这次联合起来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做最坏的估计，东南方向的“伪四师”也配合行动，三路包抄，我们也还有办法对付。从敌人的行动来看，他们是把重点摆在杨峪村的西南方向，估计这是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县委机关和独立营经常在上、中、下瓦泉、邢家庄、杨峪村一带轮流驻扎的规律，所以企图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对我们进行伏击。敌人的另一个估计是，杨峪村的东南、东北方向都靠近敌伪，他们认为我们不敢朝这两个方向转移，只能朝我们常驻的上瓦泉村而去，所以他们张着口袋等着我们钻入圈套。
根据这一情况，县委立即做出部署：派出一个排，占领西北方向的小山口，并与附近的流动哨取得联系，坚决顶住西北方向的敌人，掩护机关转移，完成任务后，相机撤离；派一个班，严密监视埋伏在西南方向的敌人，待机关撤离出村后，自动撤退找机关汇合；派一个排去结老峪村的南山上，警戒东南方向的“伪四师”，发现情况，立即阻击。部署就绪后，立即通知机关各部门迅速向村东的庙前沟底集合，先来者先走，沿着南山的小山嵧出发，翻过山头，经过五老峪，插向结老峪村。一路上，听到西北方向的枪声一阵紧过一阵，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知道西北方向吃紧。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轻步前进，幸而一路上没有什么遭遇，很快就到达目的地。这时，枪声也逐渐稀疏，最后寂静无声了。片刻，消息传来，敌人发现我们没有上当，狗急跳墙，立即调动埋伏在西南方向的兵力，对我们占领小山口的那个排进行夹击，战士们奋力抵抗，死死拖住敌人，掩护了机关的安全转移。
县委机关和独立营抵达目的地后，对突围出来的人员进行了清点，各部门汇报：所有人员均安全突围，唯有经建科（也叫实业科）汇报说科长李振之不见踪影。据一位与他一起从驻地冲出来的同志讲，他曾告诉李振之到村东的庙前沟底集合，看见他一面低声答应，一面往前走，以后就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他。李振之到哪里去了？他会不会出事？后来才知道，李振之当时自作主张地向村西南跑去，飞蛾投火一般陷入了敌人的大口袋，做了俘虏。当了俘虏的李振之，没等敌人烤问便叛变投敌，还充当了日寇的特务。
不久，在李振之的撺掇、影响下，他的儿子、时任东石马村党支部组织委员的李奉奎也叛变投敌。
李氏父子出卖灵魂，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由于李振之、李奉奎的特殊身份，工作中接触到不少党的机密，对博山县各地方党组织多有了解。他们的叛变，使不少同志因此被捕，遭到残酷杀害。更可恶的是他们叛变后又充当了鬼子的特务，成了标准的汉奸。他们三天两头带着鬼子汉奸下乡清剿，搜捕共产党员，捉拿抗日家属，使博山县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李振之的老家是博山县石马乡东石马村。李振之、李奉奎叛变后，东石马村的党组织遭受了灭顶之灾。支部书记王书玉，新任组织委员李万丰，宣传委员李宗文，以及其他党员、积极分子等十余人被抓走，一去杳无音信。连李振之的堂侄、李奉奎的堂兄弟——原博山县委主要领导李东鲁同志的家属也没有放过，他们先是抓了李东鲁的家属作人质，又假仁假义地通过关系游说劝降李东鲁，阴谋落空后，便露出狰狞面目，把李东鲁的家属长期扣押折磨，连李东鲁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也没有幸免，在忍受了两年的折磨后惨死牢房。该村的党组织被破坏后，我上级党组织曾三次派人到该村重建党支部，但每一次都是刚刚重建不久又被破坏，如此这般皆李振之父子所为。
东石马村距我的家乡南沙井村只有10余华里，该村西面的西石马、中石马、和庄，南边的淄井，东边的蛟龙村、朱家庄、洪山口，东南边的北博山、辰巳山，都驻有鬼子汉奸。李振之在南沙井村也有亲戚，平日里父子经常走动。特别是李振之，由于其特殊身份，工作中接触到不少南沙井村党组织的机密，对南沙井村党组织比较熟悉，他们的叛变对南沙井村及南部山区其他村的党组织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就在李氏父子叛变不久的十一月十五，他们便带着鬼子宪兵、特务、便衣南下扫荡了博山县委驻地南博山一带，然后从邢家村翻山越岭直扑南沙井村。他们从村南的南封山扑下来，堵住了村里的出入口，占领了“井”字型的村内要道，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村民赶到关帝庙前的十字路口上，召开所谓的“村民大会”。等到集合完毕，鬼子按照李氏父子提供的名单，逐个点名逮捕。由于事发突然，家父、祖父、祖母、母亲、三叔都没有来得及逃走，也被围在人群中。开始点名之前，村妇救会长周庆芳突然发现了人群中的家父，她悄悄地将给鬼子续水的空茶壶递给家父，示意他以回家取水为名赶快离开。家父看到她那不容置疑的眼神，只好接过空茶壶，准备离去。就在这时，站在人群周围的鬼子上来用刺刀逼住了家父。当家父镇静地、连说带比划地告诉他要回家为“皇军”取水时，鬼子兵才放他过去。为了不引起鬼子怀疑，家父故意放慢脚步。一回到家，家父立刻翻过墙头，溜进赵家后园。放眼望去，赵家后园到处是柴火堆。家父来到靠近老榆树的那堆柴火跟前，闪身钻入柴火堆中，用厚厚的玉米秸挡在外面，静静地听着外边的动静。鬼子点到家父的名字时，没有人做声，有认识祖父的汉奸告诉鬼子，那个罗锅腰、红眼巴就是秦宗宜的父亲。于是，鬼子将祖父拉出来，用枪托猛击祖父的罗锅腰，逼问家父的下落。祖父咬着牙关，说儿子这几天不在家，不知道去哪里了。鬼子没办法，只好将祖父与逮住的其他青壮年、党员一起，用绳子穿成一串，押到村西的打谷场上，准备在那里汇合从西沙井、老姑峪逮捕的党员一起拉走。祖父本来就是罗锅腰，加上刚才鬼子的一阵折腾，在穿成一串行进的队伍中根本跟不上趟。最后，鬼子将祖父打得半死，丢到了石河岸上。直到鬼子走了以后，祖父才被乡亲们救回。这次围捕南沙井村，由于李氏父子的出卖，鬼子捕去村民17人，连七十多岁的苏荫熟老汉也没有放过。17人中有党员5人，包括党员村长赵炳炎、党员妇救会长周庆芳。妇救会长周庆芳关键时刻救了家父，自己却被鬼子逮捕，遭到严刑拷打。后来，周庆芳被拉往济南，历经磨难后才在组织的营救下逃出虎口。村长赵炳炎则被拉往东北做劳工，惨死他乡。
前几年，曾有人说周庆芳被捕后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变节叛变了。其实，这种猜测完全经不住推敲。周庆芳身为党员妇救会长，村里的人她都熟悉，尽管当时党员身份没有公开，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兄弟姐妹，但1939年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时，作为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党政军群组织负责人之一，起码村里的党、政、军、民、工、农、青、妇负责人以及她的上下线她是知道的，作为妇救会长，她要开展工作，必然要与党员、积极分子联系，因此谁是共产党员她心里也一定很清楚。若是她叛变了，南沙井村的党组织一定会像东石马村一样遭到受灭顶之灾。事实上，周庆芳被捕后，南沙井村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党员、积极分子毫发无损，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周庆芳是巾帼英雄，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家父常说，要不是周庆芳舍身救他，他恐怕早就与赵炳炎一样被抓去东北做劳工或成了“烈士”了。
战争年代对人的考验非常直接，有人经不住考验而叛变，也有人敢于为了自己的同志而牺牲。前者遗臭万年，后者万古流芳！
李奉奎娶小老婆回乡祭祖，被博莱县公安局锄奸小组就地正法
1943年春，李奉奎在博山城骗娶了一个小老婆。按照博山的风俗，一对新人结婚后要回家祭祖，至少要热闹这么几天：新婚之前，女方要宴请给女方贺喜的庄里乡亲、亲朋好友，名曰“添香”；新婚当天，男方迎娶新娘，早上新娘过门，上午男方找的“陪客”招待女方来的“送客”，称为“大席”，通常情况下，12点前“大席”必须结束，“大席”结束后，接着是“流水席”，主要是招待给男方贺喜的庄里乡亲、亲朋好友，“流水席”结束后，一对新人要上男方的祖林祭祖；新婚第二天，一对新人要到男方的姥姥家上坟，以示对男方姥姥家祖宗的尊重。之后，再根据情况安排男方陪女方“回门”。在这种情况下，男方新婚祭祖的时间，通常会推迟到新婚当天下午的三、四点钟或第二天上午。
得知李奉奎要回乡操办喜事并祭祖的消息之后，他的亲五叔、共产党员李鹏万（化名“赵的之”，曾任博山县金山区分区委书记，时任夏庄区分区委副书记）立即通过村里的党组织摸清了李奉奎的活动安排，并派人向博莱县委、县公安局报信，要求博莱县公安局派人抓捕李奉奎这个民族败类。博莱县公安局得到消息，马上成立了锄奸小组。锄奸小组由三人组成，焦念生（时任博莱县公安局侦察队队长、便衣队队长。建国前夕南下广东，曾任高要县县长等职务）、黄廷约（时任博莱县公安局政卫队指导员，建国初期南下湖北，曾任湖北省组织部副部长、省军分区政委）负责实施抓捕李奉奎，另有一名队员任毅民（时任博莱县敌工部工作人员，解放后在山东水利水产厅工作）负责掩护。具体计划是：锄奸小组先从南博山瓦泉一带的根据地出发，到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南沙井村待机，住在“伪保长”岳长祥家。岳长祥名义上是由日伪任命、为日寇服务的保长，实为共产党员，他家是我方设在“游击区”的抗日联络点之一，是堡垒户。然后，鸡叫头遍从南沙井村岳长祥家出发，翻过金牛山，从淄井村边直插东石马村东的关帝庙设伏，争取在李奉奎下午出村祭祖的路上将其抓获。计划抓到李奉奎之后，立即带着李奉奎撤往瓦泉一带的抗日根据地。撤离的路线是：翻过东石马南山，沿淄井村到盆泉村的小道，翻越盆泉村东侧的小北山，绕过盆泉村，穿过淄河河滩，翻越盆泉南山，回到博莱县委驻地。博莱县委准备在根据地召开公审大会，公开处决李奉奎这个大汉奸，以儆效尤。
按照计划，锄奸小组于李奉奎新婚前一天下半夜，从南沙井村岳长祥家出发，星夜赶往东石马村，天明之前，人不知、鬼不觉地隐蔽到了村东的关帝庙内。第二天早晨，天刚刚放亮，一个拾粪的老头进入关帝庙。为了不走漏消息，焦念生、黄廷约两人决定将他扣留，待完成任务后再放他走。为了防止过早暴露，锄奸小组派负责掩护的任毅民同志，先扮成拾粪的、后扮成过路的，在关帝庙附近望风，一有人靠近关帝庙，就立即发出信号提醒里面的焦念生、黄廷约注意隐蔽。若李奉奎经过，他则负责控制李奉奎以外的其他人员，特别是敌伪武装人员。
整整一个上午，破落的关帝庙内外没有一点动静。大约下午3点钟左右，负责掩护的任毅民同志终于发出了信号。只见李奉奎一身新郎官打扮，带着他的新娘，耀武扬威，在其亲友们的陪同下，大摇大摆地从村里走出来，身后是担着祭品的家人，再往后还跟着两个斜背着枪、喝得东倒西歪的汉奸。李奉奎得意忘形，有说有笑，大有“衣锦还乡”的派头，他们正要按照当地风俗去关帝庙附近的李家陵祭祖。谈笑间，李奉奎来到了关帝庙门口。经李鹏万现场指认，锄奸小组立即行动。焦念生、黄廷约一个箭步从关帝庙内冲出，挡住去路，大喊一声，“站住！”这一声断喝把李奉奎一干人等吓懵了，一个个就像点了穴位一样立在那儿。没等李奉奎反应过来，两枝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脑袋，负责掩护的任毅民同志也麻利地下了那两个汉奸的枪。
这一切就发生在转瞬之间，李奉奎一时吓得魂不附体，浑身抖得像老母猪筛糠。焦念生、黄廷约用破布将李奉奎的嘴堵上，再把他五花大绑起来，然后抓住他的手臂，像老鹰叼小鸡一样架起来往南山奔去。同行的新娘和亲友们被这一场面吓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等他们醒过神来，李奉奎已经被焦念生、黄廷约架出老远，一个个只好哭丧着脸，灰溜溜地逃回家去。那两个被下了枪的汉奸，虽然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但还清醒，两人一商量，便一路歪歪扭扭地向东奔去，他们这是要去蛟龙日伪据点报告。
焦念生、黄廷约架着李奉奎，越过高低不平的田野山地，跨过纵横交错的阡陌，翻过葫芦棚以西的东石马南山，沿着淄井到盆泉的小路，绕过盆泉村，穿过淄河河滩，眼看着就要到盆泉南山山根，只要再坚持一下，翻过山去就到根据地了。这时，从北博山方向、淄井“大东顶”炮楼上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听枪声，北博山的鬼子汉奸已经离他们不远了。不用问，这是那两个狗汉奸报告了鬼子以后，鬼子、汉奸出动人马救李奉奎来了。
听到枪声，李奉奎突然躺倒在地装起死来。这个家伙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到了根据地肯定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再加上听到越来越近的枪声，李奉奎妄想等赶来的鬼子汉奸前来救他，因此他耍赖不走，极力与锄奸小组拖延时间。焦念生、黄廷约反复向李奉奎交代政策无济于事，只好玩硬的。先有焦念生扛起李奉奎向南山奔去，黄廷约和负责掩护的任毅民同志断后。就在此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任毅民同志的大腿，鲜血立刻从他的裤管中顺着裤腿流下来，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来。看来，要将李奉奎带往根据地是不太可能了。焦念生扔下李奉奎，拔出塞在他嘴里的破布，最后一次问他，“你到底走不走？”这次李奉奎回答地很干脆，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恐惧，“不走！”“那好，你就在这里吧！”说完，焦念生用枪抵住李奉奎的脑袋，代表人民将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就地正法。
锄奸队员受伤，家父连夜送伤员到文字现岭秘密地下医院
考虑到背着伤员翻山越岭回根据地，体力、时间都是问题，为了给伤员争取时间，焦念生、黄廷约临时商定，改变撤离计划，将负伤的任毅民同志先就近送到南沙井村，对伤口做简单处理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于是，焦念生、黄廷约一边还击，一面轮换背着任毅民同志，甩掉追击的鬼子汉奸，从盆泉南山下的淄河河滩沿淄河河滩向西回到了南沙井村，听到枪声就出村外查看情况的家父很快将他们带到“伪保长”岳长祥家，这时天已经大黑了。
锄奸小组胜利归来，岳长祥一面安排家属给焦念生、黄廷约弄点吃的，一面请示焦念生怎么办。按照焦念生、黄廷约的安排，岳长祥先去老姑峪村请来了一位八路军的军医。此人为掩护自己，头戴毡帽，身穿棉大袄，拿着一杆长烟袋，烟锅有小酒盅那么大，两鬓白发飘垂，上面的虮子成串。他把伤员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然后告诉焦念生、黄廷约，“必须尽快将子弹取出，否则伤口就会感染化脓有生命危险。但这里条件有限，不能手术。须尽快将他送到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才行。”
看到焦念生、黄廷约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家父秦宗宜二话没说，马上叫来“青抗先”队员、村治安员、共产党员黄振田，从村里找了一把太师椅子，前后用板凳支住，使椅子呈半躺状态，在椅子两边插上两条扁担，将扁担用绳子固定在太师椅子两侧，又在扁担两头拴上袢，一幅简易、舒服的担架就做成了。这是家父通过几次救伤员想出的办法，这种担架的好处是，伤员在椅子上半躺半坐，上身、下身略高，两边有扶手挡着，颠簸的时候伤员不容易滑落，由于抬高了受伤部位，还有助于止血，用绳子做成的袢可以在用手臂抬担架的同时，再用肩膀承受一部分重量，道理跟推小车差不多，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手臂的负担，必要时还可以腾出手臂扶扶伤员或擦擦汗，尤其是抬那些已经昏迷的伤员，最适合用这种简易担架。这种担架比门板做成的担架自身重量轻，便于抬着伤员长途跋涉，椅子后腿可以做支点，抬担架的累了，可以随时让椅子的后腿着地，稍事休息。
担架很快做好了，大家七手八脚将伤员任毅民抬到椅子上躺下。家父和黄振田向焦念生、黄廷约问清了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的地址后，抬起担架，即刻出发，直奔二十多里山路以外的莱芜文字现岭上的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焦念生、黄廷约则连夜赶回根据地。
家父与黄振田抬着伤员一路向西，到了南沙井村西面的莱芜张家台村，这里虽然已经进入解放区边缘，但由于平日日本鬼子的密探、特务常常光顾，家父与黄振田仍然不敢懈怠。他们来不及喘口气，又马不停蹄地抬着伤员翻过张家台南山，穿过山前的大沟，翻过山前的南山，到文字现北岭，这时夜已经深了。春天的夜晚，乍寒未暖，寒鸟哀嚎，空山狼吼。脚下跟头半拉，山路崎岖难行。家父与黄振田抬着伤员一路前行，不时窥探左右，唯恐碰见汉奸侦探，心中就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虽然寒气袭人，还是浑身冒冷汗。
大约走了近两个小时，家父他们来到莱芜文字现岭上，翻过岭去，在山路边摸到一棵大柿子树。按照暗号，家父与黄振田抬着伤员向南走了138步，再向东折267步，再向南走106步，又向东走了78步。此时，眼前出现一方形石板，大约一平方米左右。家父与黄振田将伤员放下，用石头对着石板敲了三下，这是暗号。连敲几次后，才有了动静。掀开石板，下面是一个两米多深的山洞——这就是八路军的秘密地下医院。只见昏暗的油灯下，横七竖八躺着好几个伤员。医生将伤员收下，问了问情况，便打发家父与黄振田连夜赶回南沙井村，家父与黄振田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护送伤员的任务。遗憾地是，家父与黄振田自始至终不知道这位伤员的名字叫任毅民，也不知道任毅民后来如何。直至去世前，家父还念念不忘这位伤员的情况，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笔者也是翻看相关资料才知道锄奸小组的组成人员，知道这名伤员叫任毅民。
李奉奎被正法后，李振之恨得咬牙切齿，也变得更加疯狂。当然，他最终也没能逃脱人民的惩罚：1949年5月，在济南八大马路的旧货市场里，李振之被他的堂侄原博山县委书记李东鲁认出，李东鲁大义灭亲将其交与山东省公安厅。1951年夏天，博山县人民政府在李振之祸害最严重的北博山乡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大会后，李振之被依法执行枪决，得到了所有汉奸应得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