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这个东西最能考验人，尤其是穷人家的孩子，往往从小就知道钱的重要性，知道“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知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账目清，好弟兄”、“一分钱难煞英雄好汉”的道理，知道钱的来之不易，知道任何时候应该节约用钱，知道该花的钱就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能乱花。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大程度上应该是说，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而懂事的标志之一就是学会了如何处理人与钱的关系，如何与钱打交道。
记忆中，青少年时期父亲对我的教育，很多都与钱有关。平心静气地想想，父亲的这种教育，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我的血液中，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还光着屁股在街上玩的时候，父亲就担任村里的林业队长。村里卖了山果、木材的钱会临时存放在我们家的抽屉里，账目则是另一个人管。有一年夏天，实在馋得没办法，我就从抽屉里偷偷拿了一张钱，到村边七、八生产队的菜园地去买西红柿吃。看园的老头叫于太圣，按庄里乡亲，我得叫他大爷。于太圣大爷接过钱去看了看，问我是谁叫我来的？我说是俺爹叫我来的，他听了也没说什么，就去看园住的屋子里，拿出了几个烂西红柿给我，临走还亲昵地在我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我高兴地拿着西红柿一蹦一跳地走了。
晚上，我还在睡梦中就被母亲揍醒了。怕我哭出声让二叔、三叔家听见，母亲用被子捂着我的上半身，用两腿夹着我的头，使我动弹不得，腾出的手则用笤帚疙瘩打我的屁股。我被打得受不了，就连叫带扑棱，也不知是怎么的，就把鼻子弄破了，鲜血染红了被子。父亲拉开母亲，揭开被子，先是不准我出声，然后开始教育我，“小小孩家就学会了偷钱，这个毛病改不了，将来你就得进公安局，就得枪毙！”母亲被父亲挡在身后，手里挥舞着笤帚疙瘩，厉声问道，“说，你改不改？不改就打死你！”我一边哭，一边告饶，父母这才罢手。
原来，我从父亲抽屉里拿的、去买西红柿的钱是一张“大团结”，于太圣大爷一看这样的“大钱”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哼，这小子准是偷拿的钱！”于是，他不露声色，给了我几个烂西红柿，就把我打发走了。吃晚饭的时候，于太圣大爷把钱给我父亲送了回去，父亲打开抽屉一看，果然少了十块。于是，就有了我第一次挨揍的经历。这次挨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能随便拿家里的钱，偷东西是可耻的，如果不改，将来是要坐牢、枪毙的！
还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刻：
大概刚上二年级的时候，我跟着母亲去走姥姥家。说是姥姥家，其实并不是亲的。姥爷没有亲兄弟，只有两个堂兄弟。姥爷、姥姥去世得早，母亲走娘家，都是去看姥爷的这两个堂兄弟。母亲本来有个亲弟弟，但很小就因为跟着姥爷赶集遇上山洪暴发，连惊带吓夭折了，所以我们也没有亲舅，只有堂姥爷的独生子这一个舅，还是从小就没了娘的苦命孩子。因为刚刚过了春节，堂姥爷给了我五毛钱的压岁钱，我高兴地不得了。为什么？都上二年级了，人家的孩子都用本子和笔，而我还在用石板写字、算数。“石笔”我们买不起，只能用土场挖回来的“黄土”或用“黄土”烧成的“红土”在石板上写字。手里有了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供销社买笔记本和铅笔。在供销社转悠了半天，相中了两个100页的笔记本，还有两枝带橡皮擦的铅笔。回来就把铅笔削好，在笔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晚上，父亲问我要那五毛钱，我拿出本子和笔交给父亲。父亲看了，深深地叹了口气，“三儿啊，你把钱花了，你舅家表弟来了，我拿什么给他呀！”
想想也是，那时候都没有钱，油盐酱醋、人情差事都是靠卖个鸡蛋什么的来打发，所谓“从鸡腚里扣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人给孩子的压岁钱，通常都是来回倒腾：你给我的孩子五毛，是整的，我再换成毛票给你的孩子，还是五毛。当然，如果觉得这样不好，回的时候可以再多一点。那时候，五毛钱就是个很大的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那儿好一点的生产队，“一个工”——一个整劳力干一天，也就几毛钱，堂姥爷家那个村——莱芜张家台村，一个工还不到一毛钱！舅家表弟来走姑家，父亲当然少不了得给他压岁钱。可是，堂姥爷给我的压岁钱，我已经花了，父亲必须得想办法再去讨还钱，真的难为父亲了！
这次，父亲并没有打我，但父亲的话在我心里比打我还难受。
这之后，父亲一直很关心我上学用的文具。大哥复员后，在夏家庄煤矿上班，后来又调到五二五厂工作。因为大哥喜欢谱曲子，常常带回一些印废了的白纸，父亲便教我用刀裁好，用母亲缝衣服的针线订起来，这样就可以在反面写字、打草。有时，大哥会带回一些深颜色的纸，一卷一卷的，据说是用来包装炸药的，虽然用来写字看不太清楚，但也可以将就着用来打草。最好的时候，是父亲从供销社花一毛钱给我买两张“有光纸”，裁剪成三十二开，订起来做作业本，一次就给我订两本！用大哥印歌谱的废纸做打草纸，这种习惯一直伴随我读完了初中、高中。
我上高中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也与钱有关：
那是个夏天，连阴雨下了好几天，生产队里的西红柿大批地下架，但因为来不及卖，烂了很多。那时正值假期，生产队长就让我们几个上高中的学生，用小车推到石马集上去卖。还说，便宜点也卖，就是不能再推回来。
我和佰儒搭伙，推着西红柿去赶石马集。由于没有价格上的硬性要求，散集时，我们推去的西红柿还真全部卖出去了。我俩非常高兴，当场清点了账目，一共卖了十五块多。除了三五张一块的，基本都是一毛、两毛的零钱。清点完以后，我们用小手帕包了包，商定由我到生产队交账。当天晚上下了点小雨，生产队队部没有人。
第二天早饭后，我准备去交账。为了保险起见，我又拿出那包钱点了点。结果，怎么点也不够，少了好几块。我急得不行，马上告诉了父亲。我说，“肯定当时弄错了”，因为回来后，我根本没动过钱包。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同着点的，现在说点错了，谁信？”“那怎么办？”父亲说，“什么也别说了，作为一个教训，以后遇到钱的事情一定马虎不得！我把钱给你补齐，你去交上吧”。
那时候，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几块钱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没办法，要不就交不了账。为这事，我后悔得不得了。这也给我扎上了个耳朵眼：钱的问题确实马虎不得！
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特别困难，村上照顾我到博山电表厂干临时工。临行时，父亲把我叫到他跟前，跟我说，“出门在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外边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但千万不要在钱的问题上犯糊涂。”还告诫我说，“过去出去学徒，师傅常常用点小钱考验徒弟。比如，故意在你面前丢下点小钱，然后躲到一边观察你的反应。如果你看看周围没有人，就把钱拿起来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师傅从此就会处处当贼防着你。”
到了电表厂，行政科分配我去食堂帮忙，这回还真让父亲说着了。几天后，食堂的王师傅下班有事先走了。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王师傅坐的椅子底下，有一张五毛钱的纸币。那时候，我干一天临时工，厂里才给我开一块七毛六，其中一块二毛六交生产队买十二分工，另外五毛归个人收入，但这五毛钱是在生产队里开，所以我根本见不着钱。每次看到工人们拿着两毛钱来食堂打饭，都羡慕得不得了。乍一看到地上的钱，我心里还是有点兴奋，但我马上想到了父亲的话，于是我将钱捡起来放到桌子上，第二天王师傅一上班，我就将它交给了王师傅。王师傅很高兴，逢人就夸，“小秦家虽然穷，但这孩子懂事，将来肯定有出息。”
接二连三的考验随之而来。那时，电表厂工人师傅的早餐都是在厂里吃。我是食堂的临时工，每天要赶在王师傅上班之前，将油条从李家窑炸油条的地方扛回来，然后开始做稀饭。这样，王师傅一上班就开始卖饭，什么也耽误不了。为此，王师傅要在前一天下班前把买油条的钱交给我，去扛油条时，我再将钱给炸油条的。炸油条的将油条一根一根地数好，放到油条篓子里，我把油条扛回来，王师傅再一根一根地将油条卖出去。王师傅交给我的钱虽然数好了，但也会出错，有时多给了几毛，有时也少给了几毛，油条卖到最后，有时会多出几根，有时也会少几根，但大多数时候是多出几根。王师傅给的钱多了的时候，我都会退给他，所以王师傅对我很信任、很放心。因为信任，后来王师傅又把上街买豆腐、买菜的活儿给了我，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王师傅亲自去干的。
无论让我上街买什么东西，我回来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王师傅从来不怀疑，我也从没有辜负王师傅的信任而谎报账目，没有从中渔一分钱的利。后来，连李家窑那卖油条的老头都高看我一眼：我早上扛回来的油条卖到最后，少了几根，只要我下次去的时候跟他说，他都会给我补上，但通常油条会多出一到两根，这时候王师傅就会悄悄地奖励给我。后来我才知道，王师傅多给我钱的时候都是故意的，而卖油条的多给的油条也是故意的。
在电表厂，我经受住了钱的考验，尝到了被人信任的甜头，而这正得益于父亲的教导。
恢复高考后，我有幸成为村里通过高考考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知道钱来之不易，为了省钱，我曾与那些特别困难的同学一起去大众日报社买那些裁下来的报纸边，大一点的做作业本，小一点的用来打草。买张“有光纸”做作业本也是常有的事。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大学期间用“有光纸”做的作业本。其实，那时候的我虽然也还是缺钱，但比起上小学时已经好多了：当工人的大哥，每月给父亲五块钱的养老钱，父亲舍不得花，给我留着，寒暑假开学时塞给我，算是我一学期的费用；我还享受着学校最高等次的助学金——也是每月五块；因为平时比较节省，每到学期末，总能通过退菜票，换回些零花钱。另外，放假前后，我总是比别的同学晚走早去，到学校后勤上找点活干，也能挣点钱补贴生活。那时，我花钱的投向，就是补贴吃饭，买点衣服，买点文具，还有放假来回的路费等等。吃饭，我总是买最便宜的菜，有五分钱一份的，绝不吃一毛钱一份的。实在馋了，隔一个月花两毛钱买个猪蹄子啃啃，这是最奢侈的了。因为饭不够吃，晚上睡觉前，就着点咸菜，喝上一大缸子水才能睡着这是常有的事。现在想来，生活上的节俭，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二）
父亲干了一辈子革命，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后任盆泉乡书记，或在公社任职时，在群众中都有很高的威信。从公社退职回到南沙井村后，父亲虽然没有再担任村里的主要领导职务，但一直是村里的“贫协委员”、“人大代表”，村里的历任书记、村长都对父亲十分尊重，凡有大事，都喜欢听听父亲的意见，用彤云老师的话说，自从南沙井村民主政权建立，父亲就是村里党的领导的一条主线。换句话说，父亲从公社退职回到南沙井村以后，虽然不在村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他的意见常常成为村里的党组织、村委会决策的依据，因为他的意见往往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意见，可以说父亲是当之无愧的“贫协委员”、“人大代表”。
父亲对共产党、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从参加革命起，就坚信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共产党、毛主席号召人民干什么，他就带头干什么。父亲任盆泉乡书记期间，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他就回到村里蹲点，帮助村里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五十年代中期，党号召计划生育，父亲就带着刘桂凤等同志，走村串户，宣传计划生育。父亲一生努力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着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庄严承诺。他退休后，乡里发给他每月18块钱的退休金，他很知足。他常常说，与那些战争年代牺牲了的同志比，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知足。八十年代后期，民政部门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提高待遇，父亲完全符合条件，但他一直不积极，直到去世也没有让我们去民政部门办理手续。改革开放后，父亲对“分田到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做法很不理解，但作为一个基层的党员，他还是想通过努力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遗憾的是，直到去世，他也没搞明白，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集体化，已经基本实现电气化、水利化、机械化了，为什么还要再改回去？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家一户单干，如果单干能让农民富起来，那早就富起来了，为什么富不起来？还有，改革开放才几年的时间，农村干部的作风已经出现很大的滑坡，那些解放后已经绝迹的各种丑恶、丑陋现象，现在也出现了。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常常在夜里长吁短叹，难道老一辈人抛头颅、洒热血，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就是为了这个今天？他想不通，他常常为此而感到痛苦。父亲去世的前两天，拉着我的手说，“三儿啊，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见过毛主席。等我好了，你和我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看看毛主席。”可惜，父亲没有来得及去看毛主席就走了。我们知道，父亲一定去了天堂，因为毛主席在那儿，他一定是去见毛主席了。我们相信，毛主席会收留他的！
父亲对工作极为认真，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出个样子来。他坚信，只要用心，没有干不好的事情。在父亲负责的范围内，他把一个人的工作态度看的很重，如果因为水平不到、能力不到，工作上出了纰漏，父亲可以原谅，但如果因为态度不端正而没有干好工作，父亲绝不原谅。父亲对子女的要求也是这样。他常说，组织上把这件工作交给你，是对你的信任，你没有任何理由不认真对待。不会可以学习，不懂可以请教，但绝不可以敷衍了事，绝不可以“占着茅子不拉屎”！从公社退职回来以后，父亲担任了村里的林业队长，对林业的规划、选种、育苗、绿化，他完全是个门外汉。为了干好工作，他虚心向内行学习，虚心向书本学习，最终使自己也变成了内行。黄丰年老师曾专门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说的就是父亲在担任村林业队长期间对南沙井村发展林业的贡献。对工作，父亲真的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真的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总是要求自己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工作作风、价值追求，而这些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同事，影响着他的子女。
父亲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党员，党员看支部”。要让群众跟着我们干，我们党员干部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必须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做到的，党员干部必须首先做到。父亲坚信，战争时期，党组织的战斗力来自于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平时期也一样。所以，无论是战争时期的送情报、救伤员、动参支前，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修水利、学大寨、绿化荒山，只要党有号召、群众有需要，父亲都是第一个冲在前头，他最看不惯那些搞特殊的干部，以及那些只会幺儿活三地让群众“给我上”的干部。父亲觉得党员干部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应该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如果说得很好，做得很差，时间一长，群众就不会再听你囔囔了。父亲认为，党员干部最忌讳的就是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这样的干部，群众当面可能不说，但背后一定会戳你的脊梁骨。父亲在村里当林业队长近二十年，可以说“一身清白，两袖清风”。他经手的木材、山果无数，但从没有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六七十年代，父亲盖了三处新房，没有无偿用公家的一把柴草、一根木料，所有的木料都是林业队明码标价对外公开卖的价格，这有檩条、房梁上墨写的价格和村里的账目为证。父亲当林业队长时，我还穿着开裆裤。每到山果收获的季节，林业队采摘的山果，都会挑到关帝庙里，在那里分类堆放，过磅装筐，销往各地。我在街上玩，馋得流口水，但从不敢到跟前去，因为我知道父亲在那里，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父亲一身正气，办事公道，敢说真话，德高望重。他对自己、对家人要求很严格，甚至很苛刻。父亲原则性很强，敢于批评歪风邪气，坚信邪不压正。庄里乡亲有点什么纠纷，只要父亲出面基本没有摆不平的。解放后，父亲当过盆泉乡民兵队长，兼任过村支部书记，当过盆泉乡书记多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又担任公社委员、公社工业部部长，兼公社制修厂书记。父亲一路培养、提拔起来的原盆泉乡团支书、公社制修厂厂长田兴高说，跟着父亲干，最大的好处是少犯错误，因为不管谁有什么小毛病，父亲都会当面批评，毫不留情。父亲在哪里工作，哪里就会风正气顺。田兴高回忆说，父亲离开盆泉乡到公社工作以后，盆泉乡一个干部因作风问题受到处分，如果父亲还在盆泉乡工作，这个干部肯定犯不了错误。文革当中，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伪保长”岳长祥遭到红卫兵批斗。红卫兵找到父亲，了解岳长祥的情况，父亲义正词严地对他们说，“岳长祥当‘伪保长’，那是共产党的安排，是党组织做工作选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岳长祥家是地下党组织的‘堡垒户’，他既要按党组织的要求应付鬼子汉奸，还要为八路军、地下党办事，他受了多少委屈你们不知道，但那些走过来的人知道。岳长祥不是汉奸，岳长祥是抗日的功臣！不说别的，就八路军吃的煎饼，你们回去问问，你们谁家出的比他家多？”几句话就把红卫兵们问的张口结舌。要知道，在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即使是说句公道话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后来，岳长祥的侄子岳彤云老师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件事，文章的标题就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父亲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他做人的信条。父亲与人交往，宽宏大量，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肚量。父亲尊重他人，也因此赢得了他人的尊重。父亲乐于助人，不管是谁，只要需要，有求必应。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赵炳焘1941年被叛徒出卖牺牲时，女儿赵翠英只有六岁，儿子赵宝增刚刚三岁，父亲从此承担起照顾烈士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他们都长大成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家因为没有劳力，当时的生产队长连点地瓜秧、南瓜巴都不分给我们，差点饿死人，父亲因此从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工业部部长兼公社制修厂书记的岗位上申请病退，放弃了革命奋斗几十年的工作岗位，大哥、二哥也因此辍学。即使如此，父亲回到村里后，仍以礼相待，他家无论出什么事，父亲都跑在前头，该咋帮忙咋帮忙。春节给村里的长辈拜年，父亲总会特别交代我们，别忘了给那些与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拜年，像于子厚大爷、苏言铭四爷爷、赵景槐家（离婚不离家的）大奶奶、于永清哥、秦玉俊大爷爷、黄振奎大爷、黄振田叔、栾尚同叔等等，而这些老同志也常常会在大年初一晚辈们拜完年后，去我家里坐坐。父亲从年轻时就是南沙井村“老秦家”的“族人”，族间的红白公事，都是父亲当“大总”，只要他坐镇，大家心里就不慌。除了“老秦家”以外，庄里乡亲有什么事也常请父亲出面去办，每次父亲都精心策划，力求圆满，力求皆大欢喜。父亲一生是忙碌的，充实的，他也因此赢得了庄里乡亲们的爱戴。
父亲的一生非常节俭，特别是对生活条件要求很低。他认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只有共产党能做到与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同老百姓一起过苦日子，任何时候，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干部都不能搞特殊。日子好过了，要想到还有很多人日子不好过，节俭一点就可以省一点，如果有能力，可以接济一下那些日子不好过的。父亲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他认为节俭可以养成好的品行，奢侈糜烂的生活是腐败的标志，清廉的干部一定是节俭的。这些观点与人们说的“越吃越馋，越学越懒”、“为富不仁”、“好吃懒做”异曲同工。二哥盖房子时，父亲让当石匠的表叔将“勤俭持家”四个字刻在二哥进户门的门边，让它时刻提醒全家人要勤俭持家。印象中，父亲特别会攒钱，别人家花钱是尽量不拆开大票子，而父亲则是尽量将小钱换成大钱存起来，手里有七八毛时，就赶紧省吃俭用凑成一块存起来，手里有七八块时就赶紧省吃俭用凑成十块存起来。父亲唯一的爱好是吸烟，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吸上一支烟，但他从不舍得买卷烟。我参加工作后，条件好点了，曾买了几次不算好的“琥珀牌”香烟送给他，但他不舍得抽，我前脚刚出门，后脚他就拿到村里的小卖部换成烟叶或更便宜的“丰收”抱回来，他一生中抽的最好的烟是“大丰收”、“勤俭”，顶了天也就是“小金鱼”，而这通常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小时候我不吃花椒，但那时候生活困难，特别是冬天，基本上见不到蔬菜，每到吃饭，父亲就是一道“大菜”——淹花椒掐大蒜，再倒上点淹花椒的咸菜水，又麻又辣，难以下咽，但时间长了，慢慢也就习惯了。吃饭的时候，如果有饭粒掉到地上，他一定捡起来吹吹土再吃掉，他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孩子这样做。节俭与勤快是联系在一起的，父亲的勤快远近出名，冬天往山上挑粪，常常天不明他就已经挑了好几趟了，而且总是去的时候挑粪，回的时候挑土，来回不跑空趟。上小学时，因为早晨挑粪、担土起不来床，没少让父亲打屁股。受父亲的影响，上高中时，我一年就能挣到一百五十个工，相当于一个整劳力半年出满勤的工分，而这都是上学之余，通过早晨一早、晚上一晚的计件劳动挣来的。父亲一生建了三处房子，基本上都是他带领全家人省吃俭用、肩挑车推建起来的。“勤俭持家”是父亲的座右铭，也是我们的“传家宝”。
（三）
受父亲的影响，我的政治信仰异常坚定。我从小就对共产党、毛主席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满了敬仰之情，对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淄博师范学校担任地理教师。上进心特强的我，努力工作，积极要求进步。终于在1985年“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时，与另外三位比我大20多岁的老同志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学校在教职员工中发展的年龄最小的党员。1989年，我曾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作学习报告。当时我就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最大的失误在于弱化了思想教育，动摇了共产党、毛主席经过几十年努力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信仰体系，而由于没有建立起新的信仰体系，结果以自我为中心、金钱第一、享受至上的思潮趁虚而入，这是当前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的根源。所以，要彻底解决腐败问题，解决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教育我们的群众，教育我们的党员，特别是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信仰问题解决不了，其它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再也不能生活在两种信仰的夹缝当中了，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后代成为没有理想信念的行尸走肉了！
像父亲那样，无论干什么工作，我都充满了激情，追求卓越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在第一线教学时，我的教学工作就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认可，历次学生评教都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这有学校的教学档案作证，有我教过的学生作证，有不少师范毕业的老学生写的回忆文章作证。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我曾先后被评为淄博市优秀青年教师、淄博市首届教学能手、淄博市新长征突击手、淄博市首届并第三届学科带头人、淄博市首届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标兵、淄博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淄博市第七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第二届淄博市十佳社科理论专家及振兴淄博劳动奖章获得者、山东省首批教学能手、山东省青年骨干教师、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第四批特级教师、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地理科普活动先进个人。1988年6月，我成为学校首批晋升讲师的四个教师之一。1993年5月，我破格晋升高级讲师，系全市教育系统2名破格晋升副高职务的人员之一。2006年11月，我顺利通过研究员资格评审。2007年11月，省教育厅同意我转系列聘任教授。1984年9月，刚刚参加工作两年的我，就被学校任命为包含政治、教育、心理、历史、地理五大学科的政教组组长。1990年起，我便开始担任基层党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党委委员。1992年后，我历任原淄博师范学校教务处副主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2000年8月，淄博师范学校与淄博第二师范学校合并，担任常务副校长，协助校长处理日常事务。2004年12月至今，担任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一副校长。1997年起，我先后分管过德育和学生工作、总务后勤工作、教学科研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努力做到“认真、专业、务实”。我将教师教育、学校管理作为自己的专业来学习和钻研，在创造性地干好自己分管工作的同时，还撰写了不少工作研究方面的文章，为引导学校沿着正确的方向办学、实现学校办学的规范化、大专化，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做出了贡献。
现在，我主要从事教师教育、学校管理、地理教育研究，系淄博市第二层次高层次人才。我曾参与多项国家级、省级教师教育课题研究，主持完成了省教育科学、省软科学、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各1项。受省教育厅委托，我主持了《山东省小学教师队伍质量研究》，主持研制了《山东省三年制专科初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参加过全国、全省《地理教学大纲》编写，担任全省统编教材《地理学》副主编。曾连续三届12年担任山东省师范地理学科组组长，系全国地理教学研究会师范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现仍兼任淄博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山东地理学会理事。1993年起，我连续多年担任了省中专中小学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学科组组长、执行委员、副主任委员。迄今已有20余项研究成果获市级以上奖励，其中淄博市社科成果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三项，省高校科研成果奖、软科学奖各一项，市以上课题研究、调研成果奖10项，省级以上学会奖多项。论文曾得到已故华东师大著名教授金祖孟先生的高度评价。从1989年发表第一篇教研论文起，迄今我已在全国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家专业报刊杂志上发表教学、管理文章200余篇，其中，110余篇被读秀收录，80余篇被中国知网收录， 70余篇被维普资讯收录，10余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央教科所《教育情报参考》等全文转载，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我29篇文章，累计引用频次最高的一篇达到39次，在我们这样一所专科学校，也算难能可贵了。我的事迹，曾先后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原省教育厅主办的《师范教育论坛》介绍，事迹录像在原淄博市教育电视台播放，载入《淄博英模》。我也曾多次应邀为《中国教育资讯报》“名师教艺”、《地理教育》杂志“名家指津”等栏目撰写专栏文章。2002年，山东师范教育百年纪念丛书出版，我的事迹选录《世纪英才》分册“人物传略”，成为山东师范教育百年来涌现出的300名“英才”之一。原淄博市教育局局长于庆臣，曾在全市教育工作会议讲话中，称赞我是改革开放以来淄博市涌现出的最杰出的教师之一。
我觉得，我身上有许多父亲的影子。如，大局意识强，办事公道，敢说真话，以身作则，不谋私利，敢于批评，生活节俭，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联系群众，乐于助人等。由于秉承了父亲的这些优秀品质，与父亲一样，我也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92年，我刚刚担任教务处副主任，我的民主评议就在全校中层干部中名列第一。直到担任淄博师范的副校长，我的年度考核都是连年优秀。担任师范的副校长以后，班子成员的考核每年只有一个优秀指标，通常都是主要领导。2004年学校升格为专科学校以后，班子成员的年度考核分为正校级、副校级或正处级（包括副校级领导和正处级中层）两个层次。近十年来，我的年度考核一直是优秀，是目前淄博师专班子里唯一一个年度考核连年优秀的校级领导。我明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按照父亲的榜样去做，就永远不会脱离群众，是群众把我高高托起！
我今年53岁。俗话说，“五十而知天命”。就工作、事业而言，想再有所作为，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我的人生之路还很长。有父亲的榜样，我会严格坚守“三做三不”的原则，踏踏实实做事，不投机取巧，清清白白做管理工作，不谋取私利，平平淡淡做人，不追名逐利。像父亲那样做事、做管理工作、做人，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201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