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梨园口，还没喘上一口气，就又发生了情况：我们的后卫部队在山口被敌人堵住，惨遭围歼，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牺牲了。敌人向梨园口围了过来。当夜，我们又从梨园口向祁连山腹地突围，经过一夜边撤边打，撤到了大牦牛山顶。敌人暂时不追了。
在大牦牛山上，三局局长宋侃夫同志传达了总部决定：为了保存力量，部队分成三部行动，各部都以打游击战为主。我们电台也随三局进行了整顿，领导把我从电台调出来，要我率领一部分电台人员和机务人员参加游击大队。
游击大队只有两三百人，大多数是年大体弱的机关人员，枪支很少，弹药缺乏，战斗力很弱。开始时，我们想从祁连山腹地逐步向东南方向突围，可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只得又折回头向西走。
经过几天的周折，我们东躲西藏，始终没有摆脱敌人，部队减员很大，好不容易才转移到甘州河南岸的丛林里。大队领导召集大家开会说：“我们大队已经断粮断草，无法维持了，这样下去，要不了一个星期，大家都得饿死。为了冲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大队领导决定：缩小目标，化整为零，自寻生路。大队缩小队，小队化小组，小组也可以分成个人，只要能达到突围的目的，单独行动也行。”大家也认为，与其困死、饿死在祁连山，还不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找红军大部队。
这时，报务员刘生标同志和我合计，大队领导表示赞成，并对我们说：另外四个人也愿意和我俩一起“你们共六个人，一方面军三四方面军三个人，要团结一致，一定要到达陕甘，找到党，找到”我们含泪向领导表示：“不到达陕甘，决不罢休!誓死找到红军！”
三月间，是春风送暖的季节，河西走廊一带也开始化冻了。可是，祁连山腹地仍然像寒冬一样，冰天冻地，寒气逼人。我们身上穿着单衣，脚上拖着已经烂了的鞋子，翻过一座座大山。脚冻肿了，手冻裂了，在风沙吹打和阳光刺射下，双眼变得像两个桃子，又红又肿。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我们赶到喇叭寺，又从喇叭寺经榆树湾向梨园口前进。到了梨园口天刚亮，我和生标同志到山顶上去观察敌情，发现梨园口也驻有敌人。
我们避开村庄向山坡上的小丛林走去。在小丛林里一直等到黄昏，才从村子的后山沿着小河摸了出去。我们想：这回可冲出敌人的封锁线了，便停下来歇了一会儿，然后放大了胆子慢慢走。哪料想，刚刚踏上一条小路，又遇到了敌人。敌人连喊两声，不知是谁慌了手脚，携带的脸盆“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敌人的枪声立刻响了起来，我们慌忙四下跑开。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势趴倒在地。敌人连续不断地扫射，子弹把树叶打得直往下掉。等到枪声停止，敌人走后，我爬起来，看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就摸索着向约定的地点走去。来到一个干河沟，忽听前面有人跑动的声音，我蹲下仔细一看，原来是刘生标。
到了下半夜，天空渐渐发白，我们俩开始下山。我们绕过村子，避开敌人的哨兵，沿着山间小路，一口气跑了几十里，终于出了山口。出了山口往北走就是戈壁滩了。在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如果被敌人发现，跑没处跑，藏没处藏，那就更糟。我们决定搞清敌情再走。我们发现远处村头上有一间破草屋，想过去探一探情况。可是，离村子还很远就听到一阵狗吠声，我们只好又折回头，往戈壁滩跑去。在沙漠上走路很费力气。我们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全身瘫软。脚下的沙子漫过脚脖，每走一步就像掉进沙坑，很难拔出脚来。
走了一段路，看看四下没有动静，我们就坐在沙窝里休息。月亮在浮云中时现时隐，四野静静的。由于过度疲劳，我们一坐下就睡着了。夜深了，一股股寒气袭来。我和刘生标被冻醒了，我俩紧缩着身子，双脚一蜷又睡了过去。再醒来时，太阳已经老高了。
我四下瞅瞅，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背后有一个小村子，在村子周围偶尔有人走动。我们怕被人发现，便躺在地上，伸直两腿，面朝天，背贴沙，用两只胳膊支撑着身体，慢慢地往前挪，好不容易挪到一个小沙丘后面。
我们用手把沙子扒得深一些，躲了进去。躺在沙窝里，上面是火热的太阳，身下是被晒得发烫的黄沙，不一会儿就浑身冒汗，嘴和鼻子像在冒火。躺了一会儿，实在受不住，我们就把身下的沙子扒开一个大坑，躺进去，再用沙子把身子埋起来。可是太阳一晒，沙子又热了。
特别是到了中午，身上的汗水干了，嘴唇裂了，嘴巴张也张不开，一旦张开了又合不上，只能半张半合着喘粗气。我渴得没有办法，就取下小瓷碗接自己的尿喝，哪知道连小便都是苦的，喝不下去，我抓了一把沙子放到碗里让尿沉淀，为了生存，屏住呼吸，硬着头皮吞下去。
到了午后，连小便也没有了。我们翻过身子脸朝下，把嘴伸到沙子里吸湿气，吸一会儿再换一个地方，沙子呛得我们直咳嗽。熬到太阳渐渐偏西了，没有发现意外情况，我俩决定进村去，打听情况，找水喝。
村边有一个水池，我俩拼命爬过去，一头扎到水里，不喘气地喝，真甜哪!我猛一抬头，发现一个老人站在我们面前，他提着一只水桶，惊奇地望着我们。从他的动作和眼神看得出来，这是个和善的老人。我们试探着向他打听隋况，他说这一带什么军队也没有，又向四下看了看，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一向东，再向北。西北多数省份和地区是受马家军统治的，当地群众一提到马家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红军进入河西走廊以后，纪律严明，说话和气，爱护百姓，当地群众都很拥护红军。我和刘生标决定先到倪家营子过去的房东家里了解情况。到了屯子边，只见屯子的大门关得紧紧的，墙头上有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要找一个姓刘的老乡。夜间双方看不清面目，我们就站在墙脚下和他们拉扯起来，从说话中听得出，他们对红军有好感。我们把缺衣少吃的困难向他们讲了。
不大一会儿，从墙头上用绳子吊下来一罐稀饭，我俩就蹲在墙下猛吃起来。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出来，拉着我们的手直喊对不起，他说：“明知是你们也不敢开门。保甲有规定，哪家留了外地人，全屯遭殃。”他又把我们拉到一边，小声说：“你们不能一直往东走，更不能穿着红军服装，这样非被马家军抓走不可!”我们说没有衣服换，他立刻回家拿来衣服和鞋子叫我们换上。
这时，又来了几个人，和我们围在一起说东道西。大约到了半夜，我们要走了，他们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沿着沙漠走，朝着北极星的方向走。我们的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热。第二天拂晓，我们就到了黑河边。在离河不远的地方，我们刚想休息一下，突然听得一声“站住!”不知从哪儿跳出两个人来，他们举着棍子，没等我们开口就说：“你们是从南面过来的吧?一定是红军，是共产党!”说着，就把我贴身藏着的几块大洋和二十元法币全拿了去，还扒掉我们的衣服，最后，又打了我们两个耳光。
我真想还手，可是为了不暴露身份，只好忍气吞声，任其所为。这时，我们全身只剩下一条裤头了。我们被搜掠一空，只好赶快过河，找村子求百姓。
我们不顾冰水刺骨跳下河去，刚刚上岸，就被一个送粪的老乡喊住了，他气呼呼地说：“这些东西不是人!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快跟我到家去。”进村后，他将自己看到的情景说给村里的老乡们听，老乡们个个同情地直叹气。一个老大娘流着泪把我们拉到她家里，让我们上炕去暖和。我们的裤头已经冻在身上，好不容易才换了下来。有的老乡送来姜汤，有的送来热饭，有的送来衣服。我和刘生标双手捧着这些东西直流眼泪，说不出话来。
从此，我们开始了乞讨生活。我们沿着沙漠边走了一天又一天，经过两个多月，到了武威。这天，在城西南的一个破庙前，我们遇到了两个骑兵。他们手按着腰间的驳壳枪，说我们是“老共产”。
我们说是回老家的，他们不相信，先把我们的衣服脱光进行搜身，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村子里，说要把我们活埋。这时，从围观的人群里走出一个绅士模样的老人，他身穿黑长袍，外套小马褂，留着小胡子，嘴上叼着一支长烟袋。只见他扬扬手对两个骑兵说：“干吗跟逃难人过不去呢?你们当兵的出门在外，就能不遇着遭难的事?救条人命值千金，积积德吧。”那两个骑兵不吭声了。
老人又说：“把他俩交给我吧。”他把我俩带到一个小院里，叫我们靠墙坐下。我和生标相互看看，不知他要把我们怎样处置。那绅士对我们说：“放心吧，我放你们走。那两个兵是催粮的，那个班长是我的外甥，都听我的。”他又说，“我劝你们俩在我这儿住几天吧，保证没事儿。
不过，白天不要出去，近来马家军催粮的常来常往，让他们碰上就没命了。”我们住在一间草房里，每天有人给我们送来两顿饭。到了第三天，我们实在不敢再呆下去，提出要走，那个绅士对我们说：“你们非要走，我也留不住。不过，你们要设法走山路。从这往西南，由南山转到古浪县，就可以找到你们的人了。”
这时我们明白了，他确知我们是红军，临走时，我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我们打算在兰州附近渡黄河，翻乌鞘岭。真不巧，就在这时，我生病了，一连六七天高烧不退。我们在一座破庙里住下来，刘生标每天到村里讨饭给我吃。附近的老乡说我得了伤寒病，没治了。当时我确实不行了，心里很难过。我怕连累生标，就抓着他的手流着泪叫他走。可是生标坚决不走，他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流泪不止。
一天，有个老人来说：“要是能出汗退烧，就有救。”他从四十里外买了中药汤和一块冰糖给我吃。当天晚上，我的身上出了汗，头脑也清醒多了。那位老人每天来看我两趟，给我送饭送药，一直养了三四天，我的病情好转了，身体开始恢复。
老乡们见我的病好了，十分高兴。我望着他们的笑脸，连连道谢。这时，我心里就像亮着一盏灯，靠这些热心的群众，我们一定能找到党。我的病虽然好了，但身体还非常虚弱，一站起来，眼前就放花花。
这天早上，生标走出破庙，准备去要饭。我想同他一块去，可是刚站起来又摔倒在地。生标把我扶起来，两个人相互看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掉泪。过了好一会儿，生标说：“我去要点吃的，你还得吃点东西才行。”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又转回头来看我。我躺在地上望着他，心里一阵阵难受。他走后，我爬到破庙门口，晒着太阳等他。快到中午了，他还没回来，我心里很着急。
到了下午，还没见人回来。我猜想：他准是出了事，可能回不来了。这时，真是哭没人知，喊没人听，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不敢在这里久呆，就按我们商量的计划向兰州方向走。我流着泪，离开破庙。走几步一回头，总希望能看到生标。我一边走一边想：这几个月，要不是有生标，我哪能活到今天?可是他到哪儿去了呢?我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孑然一身。累了，歇一歇再走，走不动了就爬。我下定决心，爬也要爬到陕北。由于情绪不好，加上又累又饿，不到两天，我的病又犯了。
我拄着木棍，一步三寸地往前挪，挪一阵又趴下，双手扒着地向前爬，爬着爬着就昏迷过去了。蒙陇中，我听见有人说话，说前面就要到兰州了，我的心突然亮了，兰州?兰州离陕北不远，有希望了!我的精神振奋了，又拼命往前爬。在去往兰州的大路上，人渐渐地多了，听到的情况也多了。我已经完全像一个乞丐，路上的国民党兵不管我，我也就不害怕了。我吃在路上，睡在路旁，醒了就爬。
一天，我爬到华家岭北面山下的公路上，抬头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有一些带枪的国民党兵押着很多人，这些人穿的衣服很杂乱，有穿便衣的，有披国民党军装的。我仔细一看，坏了，原来是被俘的红军战士，我想避开，但已经来不及了。正在这时，忽听有人喊：“老龚!”我扭头一看，正是我们电台的同志，有刘俊英、刘玉庭、曾庆良、黄子坤、陈祖林等，他们一下子跑过来把我围住，问长问短，这个给我一件衣服，那个给我一双鞋，还有一位女同志抱着我的脚直流泪，大家都说：“老龚，你受罪了!”他们告诉我，他们是随红九军在祁连山突围时被俘的，现在要被押送到西安去。刘玉庭把我拉到队伍中说：“你这样是要死在路上的，我看先跟着我们走吧，以后再说以后的。”
不大一会儿，几个同志回来说：“我们跟押解队的负责人说你是逃难的老乡，要饿死了，我们要救你的命，他说一起走可以，但是不算被俘人数，不发伙食。”就这样，我随着押解队一起走了，在同志们的照料下，过了十几天，我的病情好转了。过六盘山的时候，押解队秘密党支部决定，在临到西安之前，找机会逃跑，为了逃跑成功，党组织让我先走，去了解一下前面的情况，因为我走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过了六盘山，我就单独走了。我打听到，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有红军，当夜，我就向党支部作了报告，党支部立即决定，第二天过了平凉四十里以后开始行动。为了使我的安全有保障，让我先走。
这天半夜，刘俊英、刘玉庭、黄子坤等同志给我凑了些钱和干粮，我们恋恋不合地告别了。在从四十里铺去往泾川县的路上，听老乡说，泾河对面就有红军。我连走带跑地赶到河边，但河水太深，过不去，我就在河边转悠。这时，走来一个老乡，我对他说：“我有病，想过河，有什么办法?”他看看我说：“我背你过吧。”
过了河，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大概看出我的身份，就对我说：“前面大路上可以找到红军，他们常常在那里买菜。”我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向他鞠了一躬，转身就往大路上跑去。
正跑着，前面有几个人向我招着手跑来，跑近后，有一个人高声喊：“同志，从西面来的吗?”我问：“你们是红军吗?”“我们是红军的侦察员。”
我的心“扑通”一下像从空中掉了下来，双腿软了，眼泪不断地滚了下来，一下子扑到他们的身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喊出声来：“同志们，我可把你们找到了!”原来，这些侦察员是专门在这一带等待收拢红军散归人员的。他们问我：“后面还有没有人?”我就把押解队党支部的决定告诉了他们。
过了几天，我在援西军司令部驻地意外地碰到了刘生标同志，我们俩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倾诉着分别后的遭遇，泪水洒满了我们的面颊。他告诉我，那天他迷了路，没能找到我，后来又遇到另外一些同志，这才回了队。不久，我又担任了电台台长的工作，跟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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