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方红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一天，这是一个阴沉沉的下午，作为一名年轻的内科医师，我正在病房忙碌地工作着。突然，一阵汽车的轰鸣声打碎了医院的宁静，一辆警车开到了我们病房前。从警车上下来了几个武警战士，他们抬着一副担架，将一个瘦弱的老人直接抬入了病房。随后几个年轻的战士又陆陆续续地将一些显然是这个老人的生活用品搬入病房。我们几个年轻医生比较好奇，就这样在一旁观看着，很奇怪的是，最后一个战士搬了一个纸盒子，里面竟然盛了几十个鸡蛋。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个病人是什么来历？从监狱直接带到我们医院病房。他的生活用品中还有煤油炉子、鸡蛋，难道他还在监狱里做饭吗？
这个病人就在普通病房里住下了，因为他的病床不归我管，我也将这个病人渐渐地淡忘了。
过了一些日子，我转到了干部病房工作。一天，护士通知我，你管的x床来了一个新病人，准备给他查体。当我来到这个新病人床前时，感觉这个病人好面熟啊，这不就是前些日子从警车上抬下的那个老人吗。我们科主任也来到病床前，称呼他为张厅长，原来他是个老干部，还是交通厅的张厅长。但是厅长怎么会从监狱里来病房呢？他那瘦小的身躯里又隐藏着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呢？
由于张厅长身患多种疾病，渐渐地他成了我们干部病房的常客，从经常来住院，到住起来就住很长时间。慢慢地我从护士们那里，听到了张厅长的一些传闻。后来我与老人也渐渐地熟悉起来，他从不信任科里的医护人员，到逐渐地信任我们，甚至在医疗上非常地依赖我。他心情不好时，会拒绝打针吃药等治疗，每当这时，护士就会喊我，你的张厅长又拒绝治疗了！这时我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到他的床头来，半哄着、半责备地说：“又不听话了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听话，听话，快打上针吧。”此时的老人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小声嘟囔着，“听你的，打吧，打吧。”我夜班闲暇时，他有时也给我讲讲他的过去、他的经历。他真是一位传奇的革命老人。
张厅长很早就参加革命了，用比较正规的称呼，他是一位红军时期离休干部。他曾经作过党高层机关的地下工作、也在大部队作战过。最为传奇的是他坐过多次监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一辈子，相当多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坐过韩复渠的监狱、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最后，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当我们好奇地问道，这些监狱有区别吗？“当然有……”然后，张厅长就陷入了沉思。
张厅长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济南读书时就接受了进步思想，1930年正式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年7月，在参加党的活动时第一次被捕，关押在韩复渠的山东省监狱。12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在中央北方局及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先后在北京参加反帝大同盟，在河北省做白军统战工作，以及在中共北方局做交通工作等等。
1933年，张厅长跟随柯庆施同志去上海，任中共地下上海中央局军委军事训练处处长，并与柯庆施同志单线联系，开始了他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某大学商学院教授。
刚到上海时，为了隐蔽战线的需要，组织上派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地下共产党员，她的名字叫江楚。江楚是一位泰国华侨，20世纪10年代出生在泰国一个家境殷实的人家，父亲在泰国开着金店。上世纪20年代，家人送她回祖国读书，毕业于厦门集美学校。在集美学习读书期间，她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30年代初，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受党组织委派，与张厅长假扮夫妻，在白色恐怖中开始了地下革命工作。
随着工作的日益开展，共同为新中国而战斗的理想将两颗年轻人的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他们恋爱了。经过党组织同意，他们幸福地结为夫妻，为了共同的理想，在中共隐蔽战线上忘我的工作着、奋斗着。那时，江楚的母亲自己花钱，在法租界租了二层楼房和他夫妻同住，此地点即作为中共地下活动联络地点。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望着这位老人，这不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的真人版吗！
自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出卖了中共的最高机密，致使后来的中共高层地下党组织屡遭重挫。1935年8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又遭破坏，张厅长同妻子一起被捕，关押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人监狱。张厅长与妻子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英勇不屈地斗争，历尽各种严刑拷问和名利诱惑，始终坚贞不渝，忠于信仰，保持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1936年，他的妻子在狱中生下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但这段历史竟成为张厅长再也说不清的一个污点，伴随着他以后的革命历程中受尽质疑与批判，甚至坐牢。
1937年，在西安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和释放大量共产党员的背景下，张厅长和妻子被释放，出狱后与当时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取得联系，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受郭子化同志委派任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职工抗日联合总会（筹）秘书长，深入深入安徽烈山煤矿，创建工人武装力量与日寇展开殊死的斗争。1940年，刘少奇同志已到皖东北，决定陇海路以南的山东八路军改编为新四军，时任鲁南三地委书记向钟辉、韦国清同志建议，让张厅长留在山东地方政权工作。张厅长又为鲁南抗战、临沂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全身心地投入着、战斗着。
1946年，蒋介石对临沂革命老区进行了残酷地反扑。当时张厅长的妻子已经跟随他来到山东多年，并肩战斗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中。他的妻子先后参与创建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总会（山东省总工会前身）、安徽烈山矿工游击大队、山东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工作，担任过临沭县抗日宣传队队长、文工队指导员、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导演、政治指导员等职。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华东局、华东军区等部分党政军机关决定战略转移到东北解放区，在乘车到胶东渡海时，张厅长妻子和他最小的女儿所乘汽车为躲避敌机轰炸，不幸牺牲在胶东荣成，献血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他的妻子牺牲时才30出头，小女儿才1岁。
张厅长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旭日，但到解放时，他仍孑然一身。
解放后，在组织的关心下，他与赵阿姨结为夫妻，赵阿姨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其前夫亦是革命烈士，与张厅长结婚后，感情很好，并又生了一子一女，他们夫妻俩在和平年代终于过上了安定的家庭生活。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厅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叛徒、内奸、反革命”一顶一顶的帽子接踵而来，一场一场的批斗成了家常便饭。1967年，随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一号令”的宣布，张厅长又住进了山东省监狱。
由于张厅长解放后曾担任山东省司法厅厅长，多次给司法系统党政干部做过报告。当他一走进监狱大门，监狱长立即立正并给他的厅长敬礼。他急忙解释道，我现在是犯人了，请不要给我敬礼了。
他意识到，这次运动来势凶猛，估计又要在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了。监狱的条件不比外面，伙食不会好的，况且他也不年轻了，首先要保住他这革命的本钱—身体啊。他随身带了2000钱，准备经常托人买点鸡蛋补补身体。他有点得意地对我说，与我估计的差不多，我带去的钱用得差不多了，这不，我也出狱了。
由于张厅长被无产阶级专政了，他的老伴赵阿姨也受到了牵连。赵阿姨没有与他结婚以前，是烈士遗属，而现在却变成了反革命家属，孩子们也受到了很大牵连。当山东省军管会的人向张厅长宣读完判决后，问他有什么要求。张厅长讲，只有一个要求，与老赵离婚，并与两个孩子脱离父子关系。第二天军管会的人找到赵阿姨谈话，讲到离婚一般是不批准的，因为不利于犯人改造。看在你们为党工作多年的份上，也算是特批吧。你看，你还有什么要求吗？赵阿姨拿出一个2000元的存折说，请将这些钱交给老张带着坐牢吧。
腥风血雨终有尽，迎得春风扑面来。十年文革终于结束了，张厅长的牢狱之灾也到头了，张厅长得以平反。当张厅长出狱时，监狱长将这个存折和多年的一份账本，还有剩余的鸡蛋等东西交给了他的儿子小林。他说，多年来这些东西都是我给他保管着，现在都交给你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从警车上搬下来的鸡蛋是这么一回事。同时也对赵阿姨对张厅长在特殊时期的坚贞爱情以及监狱长的正直善良深深地折服。
其实，张厅长的这次牢狱之灾对他来说，在精神上的摧残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无论是在党的隐蔽战线，还是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都将一颗赤诚的心献给了党，献给了民族解放与建立新中国的战斗中。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他多次入狱；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他失去了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妻子以及心爱的孩子；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他在革命的道路上经历的一切都无怨无悔。但是现在他竟然成了反革命、叛徒，这样的结论他死也不能接受！
张厅长在狱中不停地申诉，但没有任何作用，他心如死灰。在狱中他自杀过两次，所幸都救了回来。第二次自杀是在周总理逝世日。张厅长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直接上级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柯庆施同志，可惜他已经于六十年代初期去世，无法证实张厅长的清白。但周总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张厅长他们这批同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希望周总理会在适当的时机证实他们的清白。周总理的逝世，让张厅长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他在狱中第二次自杀，所幸又被救了过来。
由于多年的牢狱生活，他的身体变得很糟糕，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张厅长从监狱直接进入了我们医院病房。
张厅长在我们病房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下，身体有了很大的起色，可以出院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家在哪里呢？现在他已经没有家了。
他的儿子小林与妈妈住在一起，而妈妈早与父亲离婚，怎么办呢？小林是个善良而又孝顺的孩子，虽然从小到大，由于父亲的缘故，他吃了不少苦，但是此时他还是要将照顾父亲的担子挑起来。张厅长住院期间，儿子也是天天来病房探望照顾，并因此与我们科里的医护们熟悉起来。
小林出面做妈妈的工作，父亲目前孤身一人，就让他回咱们家住吧。其实张厅长与老伴离婚，主要就是当年的政治问题，根本也不是感情破裂所致。况且赵阿姨本身就是一位善良而又识大体的女性，这时候还说什么呢？她把张厅长接到家里，她住一楼，将采光好、清静的二楼给张厅长居住。
之后，张厅长由于多年来反复的牢狱之灾，身体很差，患有多种疾病的他经常到我们病房住院治疗。我们得知，虽然张厅长出狱并安排了相应的领导职务，但在组织的结论上，对三十年代上海被捕一事还给他留了一点尾巴。对于这个结论，张厅长并不认可，虽然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只要身体许可，他就会坐在病床前的小床头桌旁，认真写他的申诉材料。他认为，作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坚定地共产主义战士，他无愧于这个称号，他不能带着这个污点去见马克思。
这时，我的职业生涯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拐点。这周我已经办好了一切调动手续，下周我将要到省医科院工作，到我的老师手下继续学习并开展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科研工作，我对这项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心生向往。
但是张厅长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了，几次病危虽然抢救过来，但大家都知道死神离老人越来越近了。我的科主任面有难色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下周就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了，这样科里还欠着你二十多天的休息呢，但是你知道现在科里重病人多，本来给你排的周六这个夜班谁也不想接……。我打断主任的解释，提出周六我上完夜班再走吧。
周六这个夜班我们彻夜未眠。尽管当班的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院里的领导也亲临现场，科主任亦来到病房领导抢救工作，但回天无力，张厅长还是走了。他带着些许遗憾，带着对我们这些年来无微不至照顾的感激走了。张厅长的家人对我说，老人最相信您了，也最听您的话了，您能将他亲自送走，他走得欣慰。
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吧。
张厅长作为上世纪初期的一名青年知识分子，自投身革命以来，经历堪称丰富传奇。他虽然一生艰难曲折，历尽大难大苦、大屈大辱，但我坚信，他真的是一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当他到马克思那里报到时，他会说，我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让我们永远缅怀他吧！他就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张云榭同志。
致谢
感谢张云榭前辈的小儿子张铁林大哥向我口述及提供真实且宝贵的历史资料。
2019.9初稿完成
2019.12再次修改于小曲水书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