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泷泉支部是1939年11月博山县委书记张敬焘同志指示，派遣王玉林进城组织建立的，初建时叫泷泉党小组。1940年秋，博山县委又将它改为中共泷泉支部，书记王玉林，组织委员张敬璞，宣传委员张益洲，崔纪富任交通员，郑桂祯任地委交通员。这个支部的来龙去脉及其活动情况略知一二，现记述如下：
王玉林的父母开店，他在店里办了个私塾。玉林经常由城东到城西日军宪兵队去送店簿，并借此机会，秘密传送党的宣传材料。每次都是先到我家，取出送我的报刊、书籍等，然后再去送店簿。而我也经常前往王家私塾帮助教学。这样，我们常在一起交谈学习心得，传递前线消息，接受工作任务。
就在这年的冬天，王玉林出借的一本《论持久战》被敌人发现，敌人顺藤摸瓜找到了他，就在日军宪兵搜捕他时，玉林被迫离开了博城。临别时留下话：一是泷泉支部由张益洲负责；二是王家私塾由我代管并教课。在我接替玉林教学之后不久，就被汉奸、特务注意上了。有一次，我刚进王家店门，玉林母亲慌慌张张地阻拦道：“鬼子、翻译在书房里等着你呢，你快躲一躲吧！”为了避开敌人的监视，也为了解决学生日益增多的问题，私塾在热心公益的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帮助下，在大街后地解决了房舍问题，并改名为“大街镇立后地小学”。
1940年，博山县委派驻县独立营的特派员王玉林奉命来到了山头镇。当我随同交通员来到玉林的姐姐家时，小小的茅屋里挤满了人。“你好啊，私塾先生！”一双粗糙有力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多么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啊！粗喉大嗓，还是那么直率，还是那么幽默风趣。玉林的声音像磁石般地吸引着大家。当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独立营爆破敌人神头发电厂的过程时，人们的情绪和那幽黑的小屋里，顿时像点燃的火炬一样，热烈而明亮。
“今天是双喜临门啊！”屋里一阵欢腾过后，王玉林说道：“今后通信我们都要用化名了，树声的化名叫化民，经常的化名叫彝庐……”当他点了我们四个新党员的化名之后，双手抱拳拱手说道：“恭喜恭喜！”这也就是我们的入党仪式了。也就在这个会上，玉林向我们所有7个党员宣布，泷泉小组改为泷泉支部。同时，也宣布了泷泉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的名单。
第一次支部大会，是在大街镇立后地小学召开的。按照县委的指示，我们讨论了如何宣传群众，发展组织，讨论了如何动员知识青年参军和调查敌伪活动的情况。
第一个任务是敬焘同志布置的。一个晚上，我带着敬焘给光永济的信来到了光家大门，叩开大门，一个青年女子出来，向我问道：“先生，你找谁？”“你是光永济的什么人？”“我是他的妹妹。”“好，请你将这封信交给他。”“先生……”不等她再讲话，我已经转身消失在夜幕里。
光永济终于通过地下工作者蒋衍芬，找到了我这个“送信人”。之后，他常常在小学里帮助教学，商议出走的事情。不久，经他动员，又有两名女青年也要参军。按约定时间，在一天上午，交通员郑桂祯来到学校，我便从教室走出来告诉他说：“去老地方等我。”放学后，我来到后地一家水煎包铺。老师傅见我来了，端来满满一平锅水煎包。我们正吃着，光永济来了，跟随他身后的是两个陌生的女青年。经介绍，知道她们一个叫赵怡，一个叫孙杰。“这位是你们的旅伴。”我指着一身农民打扮的郑桂祯向她们介绍说：“一位可靠的旅伴，跟他去吧，沿途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分手时，两个女青年激动地望着我，眼睛里噙着泪花。她们深深地向我鞠躬致谢。后来才知道，如果赵怡晚走一天，便会被一个伪军官霸占为妾。
三个青年参军不久，惊动了县青救会会长老谢。这天他来信了，交通员名叫谢代言，信中要党组织派员前往乐疃接头。两天后，张敬璞和我跟随谢代言同志来到了指定地点，见到了青救会长老谢。老谢的父亲与我家是世交，彼此也很熟悉，几年不见，他变得更加热情和健谈了。相聚四小时光景，几乎全是他的声音，他滔滔不绝地传达了县委的要求，青救会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方法等等，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县委对敌占区青救会的要求是，长期隐蔽，积极工作，小小雨点，积少成多，一旦水滴石穿，我们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为了争取这个“水滴石穿”的时刻早日到来，在博山县立考院小学成立不久，我由后地小学转入该校任教。学校除校长王亚民是位热心教育的老人外，全体教师都是青年人。我是个热爱文艺、体育活动的人，这个爱好也帮助了我的工作，不但易于团结教师学生，也便利了与地下工作者们的接触和联系。这天下午放学后，张益洲又来参加篮球锻炼了，他一面脱衣、换鞋，一面悄悄地告诉我：“上面来信了，要我们绘制一张王文泗住处的地图。”王文泗是伪警察所长，上任后，无恶不作。听说要除掉这个汉奸，我兴奋地说道：“好呵！劭行就是他的房东。”打罢球，我们俩来到蒋劭行同志家里，向他交待了任务。蒋劭行的任务完成得既快又好，地图很快通过交通员郑桂祯送到了县委特派员王玉林和营长孙黎的手中。有谁料到，曾经率领战士们炸毁敌人发电厂的独立营营长孙黎，这时已秘密与日军宪兵队挂上钩了。为此，当玉林提出进城进一步了解伪警察所长情况，以及部署地下工作者内应的时候，孙黎慨然同意了。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蒙着黑罩的电灯下，王玉林听完蒋劭行的汇报后，在讲述这次行动的计划和注意事项临近散会的时候，忽然王玉林的母亲匆匆走来说道：“鬼子的皮鞋声，听着像是已经进胡同口了！”‘‘散会！”王玉林机警地取出匣子枪，催促众人立即离开。就在同志们用麻绳将王玉林送下城墙外的时候，鬼子们已经进了王家店。“是谁泄露秘密的呢？”多少天来，地下工作者们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后来，郑桂祯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
1942年夏天，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群年轻教师，为了乘凉，都聚集在办公室里夜宿，黎明时分，我被一声呼唤惊醒了：“吴先生，你起来。”我睁眼一看，一个陌生人面无表情地望着我，站在他身后的是我的家叔，这时我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刚起身，见门口有一个日军军官和两个宪兵，教师们惊愕地望着这个场面，仿佛在咒骂鬼子：“鬼子们的蹄子怎么伸到学校里来了？”“走吧。”我穿上校服（一身白色的制服），向那陌生人说道。
我被带回到家里，家门口也站着一个宪兵，家里人都被关进一间房子里，由宪兵看守着，他们走进我的住房，翻箱倒柜地拿走许多照片和书籍，然后将房门加上封条，将我带走了。在去宪兵队的路上，路过义泰煤矿门口时，我看到几个宪兵在拷打一个职工。“是蒋劭行？”我担心地靠近一看，并非是蒋劭行同志，我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走到宪兵队门口，我愣住了，一条麻绳拴着我最熟悉、最亲切的战友们：张敬璞、薛希正、赵彝庐、李家春、翟绪荣和最年轻的青救会员赵得生。我们彼此望了一眼，那神情仿佛在鼓励我说：“不要怕，鬼子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敌人在我们身上翻腾了一阵，抽去了腰带，脱去了鞋子，然后一起被关进了三号监房。
当夜初更时分，忽然二号监房传来呼唤“薛希正”的声音，薛希正先是一愣，继而望我们一眼，答道：“我是薛希正，你是谁？”“我是郑桂祯。你们上午进来，我都看到了，我们被捕，是孙黎出卖的，现在的情况是：承认自己，不咬别人，不要讲认识我啊！”听了郑桂祯的讲话，我们议论了一番，统一了口径，只等敌人定为政治犯去东北下煤窑了。“去东北下煤窑”，也是郑桂祯讲的。不久，敌人对我们各自问了一遍就定案了。“何时才能押解到东北下煤窑呢？”饥饿和闷热的天气令人窒息。
这天，一位八路军战士被塞进了我们的牢房，他疲倦地朝地上一躺，自言自语地说道：“他妈的，该死该活由他吧！”或许是这位战士的话引起了度日如年的难友的共鸣。“一天两顿饭，不到四两煎饼，还不如去青龙山填煤井筒呢！”
“太阳出来了！”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穿过铁棂，照进了三号监房。“来啊，大家轮流晒一晒，要不然可真要发霉了！”大家互相招呼着走到窗边。像阳光走进了牢房一样，一件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在三号牢房接连发生了。
不知什么人偷偷地将赵彝庐、赵得生的衣服送进来了，而且在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仁丹、万金油之类的东西，不知什么人冒着生命危险，竞将热腾腾的大米干饭送到了监房门前；也不知什么人在一个深夜里，从窗外喊着我的名字：“吴树声，你放心吧，你叔叔在外面托人情了！你们需要些什么啊？”“我们需要一支铅笔。”我回答说。果然第二天，当薛希正和我去厕所倒马桶的时候，发现了半支铅笔。无疑，这些事情是由我们家庭成员活动的结果，可是那一桶热腾腾的干饭，那搁置在厕所的半支铅笔，据我所知并非我们家里人的嘱托……
40多年后的今天，我骤然听到当时宪兵队确有地下党员，他们是谁呢？活在人间，还是早已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呢？就像郑桂祯在敌人监狱里各自为战的一段，虽然没有文字记载，虽然他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在祖国上空飘扬，但是在人们的传说中，个个都承认在那壮丽的红旗上有他的一滴鲜血。
1985年5月16日写于庐州
作者简介：
吴树声，山东省博山县城里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博山地下党工作。解放后，曾在安徽省文联工作，是作家、书法家，主编《江淮文艺》刊物，创作出版了《在狱中》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