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天，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孙惠忱（又名孙逊、崔绍曾）是樵岭前村人，因在外抗战患上了“大头热”病，全身浮肿，皮肤腐烂，流黄水，且病情日趋发展。在他病重之际，便托人来找我当镇长的祖父王复泰帮助求医治疗。这时的山头镇已是敌占区中心，岗哨林立，防查甚严。对孙在外跟共产党抗战，我祖父早有所闻，但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当即慨然应允，将其接来山头，安排在河南村关帝庙大殿西头一间小北屋里养病。孙惠忱同志的到来，打破了我失学后自修自习的生活。祖父亲自授意由我照顾、掩护他，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并让我请郇子墚大夫（博山大街人，在山头圈门里开设子墚诊疗所）秘密为其医治。大概一个多月后，他的病就接近痊愈了，由于当时外面风声很紧，若再继续留在这里休养就会有危险，孙惠忱同志即将这一情况转告了上级。没过几天，来了两名农民打扮的人（据另一位老干部回忆，一个是孙即俊、一个是孙即瑞，是接受了李东鲁、谢伯望的指示来执行此任务）将他秘密接到了樵岭前村。
在我和郇子墚为孙惠忱治病和护理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时常开怀畅谈，而且谈得很投机，感情也日加深厚。我与郇子墚，特别是我在与孙的交谈中，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增进了对抗战时局和共产党的认识，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同情抗日，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的信念。
这年秋，孙惠忱同志又秘密来到山头，热情邀我一同去二区的水峪村去玩。我欣然随他启程，来到了一户姓栾的家中，经一番交谈后，由他介绍我参加了党组织（没有什么仪式，只填写了一个简单的表）。从此以后，我们之间不断联系，秘密传送一些消息。在联系中他还特意要我在山头这个窑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力量。我接受任务后，大约秋末时节，就在关帝庙北禅房我自修学习的地方，按照孙惠忱同志意见，由我介绍了郇子墚、赵光耀（本镇人，中小学同学）参加了党组织，并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会上由我宣布中共山头（落广）支部正式成立，我任书记，赵光耀任组织委员，郇子墚任宣传委员，由孙惠忱同志单线领导。当时支部初步确定的主要任务是：一、继续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二、观察了解敌占区的情况，及时报告上级；三、通过我祖父的关系募捐，筹集抗战经费，支援抗日活动。
支部成立不久，因孙惠忱工作调动，改由孙兆丰同志与我们单线联系。经和孙兆丰同志商量，又由我先后介绍了王延全、周尔歌、周允燧、王化同4人入党。
1940年夏，敌人在其统治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宪兵特务对我有所觉察，曾到窑神庙（当时我教书的地方）抓我，因我有所警惕，才得以幸免。我们就从这时起和孙兆丰同志断了联系，为了不暴露组织目标和个人身份，我们党员之间就暂时停止了来往。1942年冬，我被驻博山的日军宪兵队逮捕，在狱中，敌人威逼利诱，妄图要我说出党组织和活动的情况，我闭口回避。就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之下，我也始终未吐真情，严守了党的组织秘密，使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出狱后，在敌人严密监控下，我再也未能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山头支部也就停止了活动。
作者简介：
王延洪，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第三区山头镇，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曾在博山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共山头支部书记。离休前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社会处副处长，享受厅局级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