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山东各地纷纷建立抗口武装，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1937年10月，在博山县七区的小口头村成立了博山县农村第一个基层党支部…一小口头村党支部，我的父亲张仲甫和我是当时党支部的成员之一。
我就出生在小口头村（今属淄川区）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型的农民家庭。父亲张仲甫是乡间闻名的郎中和小学教员。由于从小崇拜孙中山先生，父亲少年时便立志做一个革命者，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是全村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辍学后，他白天务农，晚上在油灯下苦读，自学成才。当时本地群众有病靠求神、拜佛、喝香灰……常有人丧命的悲惨景象使他下决心从医。由于勤奋好学，他竟无师自通，开始了尝百草、上山采药、送医上门的乡间郎中生涯。他服务周到热情，收费低，对家庭困难者免费送医送药，日益受到庄里乡亲的拥戴。
几年行医的实践，他认识到民众精神上的愚昧，更甚于身体疾患。他便将主要精力投在了平民的启蒙教育事业上，与乡里几个志同道合者把村里的庙宇改成了学校。由于缺少经费、桌椅等办学物品，他们将庙里几株百年古树锯倒用于办学，因此触动了周围的封建势力。他们一是妖言惑众，说这是破坏风水，将遭不测之灾……。二是上告公堂。但这些伎俩都没能阻挡我父亲他们的决心。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他们硬是办起了方圆十几个山村的第一所学校。学校办成后，他大力倡导女童上学，反对妇女缠足，主张男女同校。而我也有幸成为学校里的第一批女生。他还顶住外界的压力，率先让女儿不缠足。而我五岁丧母，从小是依偎在祖母的膝下长大的，父亲的教诲使我成为一个身体健美、能劳动、且识文断字的山村姑娘。
在接触到我党的主张和革命思想前，父亲充分利用饭桌、课堂、集市等场所不遗余力的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在自己的住房里挂满了孙中山先生的名言条幅，院内照壁上的“福”字被醒目的四个大字“唤起民众”所代替。为了提高教学水平，他报名考取了博山师范举办的师资短训班。在这里，他结识了张敬焘、蒋方宇等人。
1937年的夏秋之际，张敬焘、蒋方宇等人到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以与我父亲同学同事的名义到小口头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常住我家，又通过我父亲联系了我本家的伯父、叔父张喜高、张喜连、张福堂、张香甫、张喜惠、张喜蔺、张喜俊和我的哥哥张子贵、张子升等，他们经常在一起组织活动。父亲开始接触并阅读《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革命书籍，他完全彻底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抗战主张，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在小口头村，当时正值八、九月间，天气炎热，他们便以歇凉为借口在我家大门外场院边的一块适合乘凉的地方聚集。蒋方宇会拉胡琴，引来了不少群众。集合一些人后，张敬焘、蒋方宇等人便开始做宣传讲话，讲的内容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占华北，还要侵占山东，以至全中国。我们一定要起来开展救亡运动，不当亡国奴，保家保国等。后来到这里活动的还有黄跃华、王宗英（女、又名钟毅，现名王鲁芝）、王玉珍（女）等，张敬焘和我父亲在一起。王宗英、王玉珍等女同志和我住在一起，冬天就在我父亲住的屋里活动。
到了10月份，张敬焘等开始在小口头村开展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经张敬焘、蒋方宇等同志介绍，父亲张仲甫及张福堂、张香甫、董日升等4人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即成立了小口头村党支部，由董日升同志任支部书记。而我也于12月由钟毅（即王宗英）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小口头村迅速建立起了抗日自卫团、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口群众团体，我担任了妇救会主任。这期间，妇救会通过举办青年妇女识字班，利用扫盲识字，讲革命道理，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等方式，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开展抗日活动。
利用冬天农闲时节，我们在村里开办夜校，全村中青年几乎全部参加，夜校里主要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同时还通过开办妇女识字班，一方面学习文化，一方面进行抗日教育宣传。父亲主要讲政治形势，而我和王宗英则负责教授文化课。
小口头村党支部成立不久，根据形势变化，张敬焘等同志开始秘密组织动员参军。通过我父亲到东庄找李克英（我姑夫）和我村的张福堂、张香甫、张喜俊、张子北、张子贵等进行动员，前后有30余人参加了廖容标的四支队。父亲参军后开始当中队长。不几天，领导找到我父亲说：“你有社会地位，不仅建军需要，发展地方工作也很重要。”随即便派他以小学教师的合法身份，回博山做地方建党工作，任七区党的负责人。这时是张敬焘同志直接抓七区工作，李辉、梁钟也常去。
1938年春，党组织得到很快发展。到了夏秋之间，东庄子，上、下台，孙家庄、源泉等都发展了党员，后来杨家庄的杨保全、
李培芝，口头的孟宪功，南古村的孟杰也被发展为党员，而我家也成了县委的秘密联络站。村支部会，区委会，甚至县委的部分会议经常在这里举行。张敬焘、蒋方宇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家里的常客。我们一家也承担起了同志们（包括过往此地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的食宿和保卫工作。全家每一个部被动员起来，推磨、烧火、做饭、站岗、放哨，并负责带领大家转移……，当家里断粮时，还要及时到亲友家去借……。记得当时有一个交通员叫王成，经常经我家转运书报信件，夜间常来敲我家门，都是我起来给他开门，给他做饭。转送的书籍有《论持久战》等，也有文件和油印小报。有一次经我手转过一次重要信件，是关于“太河事件”的急件，需送达驻桐古的三支队，途经前怀、口头、马陵、南北峨庄和下册村等地。当时盘查很严，我就想法让我伯父张希修去送。他穿一件破棉衣，棉花露在外边一块一块的。我把棉花拆开，把信夹在棉花里头。告诉他装作要饭的，无论如何也要把信送到。他在前怀被汉奸抓住，汉奸问他是干什么的？并威胁说，不说实话，就枪毙你。他说：“我是要饭的，正不想活了，死了也就不受穷了。”敌人踢他两脚放了他。当天他就把信送到了。
1939年夏，组织上派父亲到博山三区开展工作，他是带病赴任的，两年艰苦的对敌斗争，他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到三区去，要借道莱芜，路卜遇到连续几天大暴雨，吃不上饭，又患上重感冒，他终于病倒。无奈之间，父亲只好暂且回家治病。不料小口头村此时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顽匪秦启荣、其部下翟汝鉴等300余人驻在小口头村周围，小口头村成了敌人围剿的中心。我们家也成了敌人每天搜捕破坏的重点。与父亲认识的亲属、村干部和群众被吊在院内树上拷打、审问，索要钱粮，追问父亲和我的下落。
越是危险的地方有时就越安全。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就藏在家中院内东北角柴屋内的柴草中，此时正值酷夏，高温、潮湿，蚊叮虫咬，加上缺医少药，父亲又牵挂转移出去的同志和我的安全，更忍受不了敌人对家属及同志们严刑拷打的惨叫声，几次想冲出去与敌人拼命，不想未曾起身，便因身体极度虚弱而昏厥过去，最终父亲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中含恨而逝。
作者简介：
张国锋，原名张莲香，1919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小口头村（今属淄川区）。195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历任：小口头村妇救会主任、峨庄区妇救会主任、博山县妇救会副会长，博山县、益临工委妇委会主任，峨庄区委书记等职。离休前为青岛市卫生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