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末夏初，博山县独立营特派员王玉林同志，带着博山县委的指示，潜回博山城里他的家中，经一番联络后即在一个晚上组织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先由王玉林向大家讲了当前敌我斗争的形势，传达了中共博山县委关于铲除铁杆汉奸、博山县伪警察所长王文泗的指示。然后，大家一起酝酿了如何执行县委的指示及分工。
因为我就住在大街姚家胡同王文泗的后院，观察、了解王的活动较为方便，交给我的任务是：一、迅速摸清敌人的武装警卫力量及他们的活动规律（包括王文泗的行动），画出王文泗及其一伙的住房地形图；二是在行动时迅速切断敌人电话线路，打开大门做接应。
会后，我想方设法，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情况，写出了报告，画出了地形图，交支部转到了博山县委。
正当同志们日夜盼望早日行动，除掉人民的害虫时，却发生了孙黎叛变的事件。孙黎是博山县独立营营长兼教导员，县委委员。他经受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生活腐化，作风败坏。为了挽救他，县委决定调他离队学习。但他拒绝了党的挽救，不仅密谋带队投敌，还把中共博山县委铲除王文泗的指示和我画的王文泗住处地形图一并拱手交给了敌人。
博城泷泉支部虽归王玉林单线领导，但因孙黎是县委委员，对该支部也比较了解。经他20多天的密谋策划，一手制造了轰动山城的“八七”大逮捕。
1942年8月7口午夜，乌云笼罩着山城，夜静得令人窒息。这时，驻博城的日伪军大举出动，妄图将博城泷泉支部一网打尽。
猝不及防下，泷泉支部遭到严重破坏。除了我和蒋衍芬外，其余人全部被捕。
蒋衍芬是中共泰山地委组织部长蒋方宇同志的妹妹，敌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没有惊动她。我则是侥幸脱险。
那年，我在离城8里地的南坨子义太煤矿，以矿上职员为掩护进行丁作。7月上旬，由于患重感冒，不能起床，一直在家养病。6日上午，因我20多天没去矿上，工友们的伙食账早已过了月，无法结算。于是，我就不顾父母、妻子的劝阻，拖着重病初愈、还十分虚弱的身子，用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走完了这8里地，回到了矿上。恰好遇到开饭，我疲病交加，头晕眼花，只喝了碗饭汤就倒头睡下了。第二天凌晨，家人送信告诉我出事了，我心中明白，于是立即离开了煤矿，在亲戚家躲了起来，过了些F1子才与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事后听说，为了抓我，敌人还演了一出狗咬狗的丑剧。。
8月7日午夜，敌人包围了大街姚家胡同，鬼子不相信伪警察，让他们守在大街上，不准他们进入胡同。当一些黑影在伪县警察所长王文泗住宅前停下，一阵小声嘀咕后，鬼子宪兵望月便跃身翻上了墙头，企图越过前院，潜入后院抓我。当望月刚刚闪动在墙头上时，院里“呼”的一声枪响，他应声摔下墙来。鬼子见里面开枪，认为确有共产党，便一齐向里面打起枪来。院里的伪警察见火力猛烈，认为八路军真的打来了，也全力还击。一时，内外枪声大作，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守在大街上的伪警察赶来，这一场狗战方才宣告结束。
大门开了以后，日伪合二为一，哄拥着冲进我住的后院，点名要我。他们如狼似虎，一边向我家人威吓，一边搜查，折腾够了，没抓到我，便将我年近古稀的老父亲带走。
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许多同志，都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本色。他们不畏刑讯逼供、利欲所动，理直气壮地表明了共产党人的立场，痛斥了敌人的卑鄙阴谋。他们中除共产党员郑桂祯同志被敌人杀害外，其余均被押送至东北当劳工。这些同志在鬼子投降前，经过艰苦斗争，均逃出了虎口，回到了战斗过的山城。
作者简介：
蒋劭行(1917.7.1 -2008.7.14)又名蒋衍恺、光磊，1917年7月1日生于博山县大街姚家胡同。1957年前加入博山地下党组织，在报恩寺等地秘密聚会宣传革命理论。日军侵占博山后，1959年不幸被捕，先押在西寺，后转到四十亩地日本宪兵司今部拘押，被担保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继续从事秘密工作。身份公开后，即离开博山随部队转战沂源等地。离休前曾任淄博矿务局生产学习大队党委委员、干部科科长、东方红总厂办公室主任等职。
附录：
王玉林给蒋劭行的信（节录）：
劭行同志：
时间长了，有些事情的情节记不大清楚了。再加上近来脑子多少有点迟钝，精力也集中不起来，因此考虑的问题一定不周到，我想根据我记得的（情况）告诉你。另外，记不清的不妨请你把你记得的情况寄来告我，再回忆一下也能想起，这样两下一凑，就能想的清楚了。
一、当时，我们博山敌区党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在1958年10月，我到博山县委（驻小峰）去由张希周同志（当时宣传部长）给我填表入党，介绍人是他与张敬焘同志，那时，县委决定在博山敌区设5个支部：一是落广（山头）支部，由王延洪负责；一是孝感支部（西围）由张导负责（编者注：此支部待查）；一是泷泉支部（是特别支部），即我们的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当时发展的党员有蒋正睦、张益洲、吴树声、张敬璞等，这些人的手续都不严格，只有我是正式填表，手续严格。没有候补期（后来又增了5个月的）。但那些党员县委都承认的。我走后停顿一个时期，县委又决议重新整顿。于1940年冬又派我回博山，我在山头与张益洲接头后，又重新整顿组织，发展了党员。那时由张益洲任支书、吴树声任宣传委员，大约是张敬璞任组织委员吧？ （记不清了）。后来又派郑贵桢同志做交通。这时，据我所知就发展了薛希正、赵炳镐、蒋衍芬、赵经常及你，手续很简单，只是由支部向县委用信报告后，县委就承认了，介绍人也不甚明确。我在家时发展那一些，应当是我做介绍人的。我走后是张益洲和吴树声吧？树声说曾安排他与你谈话。那么，你也应是介绍人的，这一点我们再与树声联系，肯定就对。这个组织曾一度交蒋方宇同志领导，蒋方宇同志是地委组织部长兼淄川县委书记，因靠博山近，即由他领导。
离开博山县委，这大约是1941年至1942年的事情（这时交通是崔纪富——桃花泉村人），一直到支部被破坏，这些情况你就记清了。
下略
以上仅系我所记得的情况。
王玉林
1952年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