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我开始参加中共博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在村里由朱家乡党总支书记兼北博山村党支部书记魏春起和党员王和盛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党领导下的一名革命战士。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制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出中国的全国抗战总任务。1939年至1940年，是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时期，也是日伪、顽固派同我党、八路军尖锐斗争的时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为了发展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战，党组织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以适应新的抗战形势，我就是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接受了党组织安排的打入敌伪内部的特殊任务。打入敌营1939年下半年，组织安排我到五福峪村接受一段时间的训
练，准备伺机打入敌人内部。在训练中主要学习一些地下斗争的常识，锻炼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危急时刻自我保护的本领，还要考察睡觉时是否说梦话等。训练内容很多，很细致，要求很严格。来年2月的一天，博山县委组织部长李东鲁同志找到我，说：“传恭同志，博山伪保安队现在正四处招兵买马，你马上利用这一机会打进去，并争取尽快站稳脚跟，顺利开展工作。”他还叮嘱我：“这一任务非常艰巨，也很危险，要时刻保持谨慎，注意见机行事。”在县委的安排下，我顺利地打入了博山伪保安队。
伪保安队内部成分复杂，互相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了尽快取得敌人的信任，在伪保安队站住脚，我除了注意从各方面取得几个当官的信任外，同时还注意从“感情”上联络大多数当兵的。时间不长，我给伪保安队的几个头目留下了机灵、勤快的印象，大多数当兵的也认为我义气，够朋友，把我视为“好兄弟”。这年5月，驻博山的日本宪兵队到伪保安队要人，进一步充实其力量，我便乘机进了宪兵队。1941年初，宪兵队一部分由博山搬到八陡徐家胡同时，我就又到了八陡。
到八陡不久，我即假借到根据地边缘侦探八路军情况之机，秘密地潜回根据地上庄，向李东鲁同志汇报了打入敌人内部的经过，以及博山、八陡地区敌人的兵力布防和活动规律等情况，并请示下一步如何
开展工作。东鲁同志听后说：“传恭同志，你第一步棋走得很好，‘八陡是鬼子骚扰我鲁中根据地的前哨据点，活动比较频繁，对我们威胁很大。你到了那里，对我们及时掌握敌人的活动
情况非常有利。为了保证情报的及时传递，我马上给你配两个情报交通员。”几天之后，北博山村地下党员张廷永、白怀亮同志就与我取得了联系，从此我们三人就组成了一条与县委联系的秘密情报线。张廷永以北博山伪村公所情报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跑敌占区同我联系，白怀亮跑根据地，将情况直接交东鲁同志。
叫敌人扑空
1941年，日军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八陡及其附近的日伪军也频繁出动，对博、莱、蒙边区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同时也对其占领区加强了特务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为能及时将情报送出，并不被敌人怀疑，我就把爱人刘翠芝从北博山接到了八陡，住在距我驻地不远的一个商人家里。
这年秋天，敌人因为在南博山一带“扫荡”吃了亏，便密谋乘南博山大集之机突然派兵包围，抓捕我军人员，进行报复。我得知这一情报时，距大集还有两天，刻不容缓。更令人着急的是，八陡日军为封锁消息，一律不准人员外出或回家住宿。我爱人见我晚上没回去，第二天一早就同张廷永轮流躲在宪兵队驻地旁观察动静，寻机同我接头。当我抽身出来上厕所时，张廷永穿一身商人的装扮跟我进了厕所。他接到上述情报后，立即报告了县委。
到南博山大集那天，天刚蒙蒙亮，200多名日伪军就乘着四五辆大卡车扑到了南博山，可偌大的一个集市上，只有一老一小两个打铁的。
此后不久，八陡宪兵队派驻北博山伪警察所的一个姓郑的突然来队上报告，说发现北博山有十几个干共产党的，现在都在村里，要求马上派兵去捉人。我当时在场听了为之一惊，但马上以平静的口气说：“北博山的情况我比较熟悉，怎么没听说呢？要是情报不准确，去了抓不到人，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呀！”我本想以此来吓唬一下姓郑的，不曾想这家伙一一说出了这些人的名字。日军小队长起初还半信半疑，经他这么一细说，便立即集合队伍赶往北博山。到北博山时已过中午，为了拖延时间，我建议先到警察所吃了饭再动手，那姓郑的为了讨好鬼子，也在一旁极力相邀。这时鬼子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地说：“好的，快快米西米西的有。”一进伪警察所，我与前来相迎的廷永同志使了个眼色，趁敌人忙着吃饭之机把情况告诉了他。午饭后，由姓郑的领着逐户抓人，可一个也没抓着。鬼子起初怀疑走漏了消息，一查，行动时无一人离队，便对姓郑的一顿臭骂，悻悻地回去了。1943年，八陡宪兵队获知博山县委在五福峪村召开会议，遂紧急集合部队赶去围捕。面对这突然的情况，我只好随队而行，见机行事。为了争取时间，寻机暴露敌人的企图，当敌人走到五福峪西山后时，我想，根据五福峪的地形，如果敌人从村口进村，不容易被我方发现，如果从西山后进村，则正好在我方哨兵的视线范围之内。遂跑上去向鬼子小队长说，山那边就是五福峪，翻山过去，路比较近，还可抢占制高点，对付八路的反击。当队伍在日军的催促下爬山时，被我军的哨兵发现，敌人气喘吁吁地从山上扑进村时，县委的同志早已无影无踪了。
瓦解敌伪军
1945年8月，我军解放八陡前夕，县委派张廷永同志把我接回北博山的家中，一进家门，博山县工委书记刘惠之同志热情地迎了上来，我急切地说：“这里离村公所这么近，你来这里太危险了。”刘惠之听后哈哈一笑：“这叫灯下黑，在这里反而最安全。”刘惠之的警卫员斜挎双枪，与我爱人刘翠芝在院内警戒。我爱人对警卫员说：“如果有情况，你们就翻墙出村，只要出村后过河就安全了，这里我来对付。”刘惠之详细地了解了八陡地区敌人布防情况和活动规律，研究了如何协助我军解放八陡、博山等问题。鸡叫头遍时，刘惠之才悄悄出村。
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伪军，迎接解放，两天后，县委要求我把几封瓦解敌伪军的信件送到八陡的几个伪军据点去，刘惠之同志提醒我I兑：“你现在再回去虽然危险性很大，但八陡敌人的情况你熟悉，估计其他据点的伪军还不了解你现在的情况，县委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派你去。”
我接受任务后，即翻越石马北山返回八陡。到距八陡不远的南山沟时，突然路旁窜出几个便衣，把我拦住了，有的用枪口对着我的胸膛，有的用枪口顶住我的后背，并从我腰里搜出了手枪，其中有一个嚷道：“这是八路的探子，打了算了！”我看这些人不是宪兵队的，就说：“别慌，让我说完了再打不晚。”另一个家伙插嘴道：“少啰嗦！”说着就把枪口触到了我的胸口上。这时，我不客气地随口喝道：“你们打死我，误了事，宪兵队饶不了你们。”接着我把证件掏出来摔了过去。那个当官的拾起来看了一阵，又详细地询问了宪兵队的一些情况，见我对答如流，无一差错，就马上堆上笑脸说：“老兄，真抱歉，险些坏了事。现在八路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们不能不提防，请老兄多原谅！”说着就把枪和证件交给了我，让我走了。
我甩开那帮家伙后，立即避开宪兵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和路线，来到了八陡郊外，隐蔽在一处草丛中。等到天黑后，我才摸进八陡镇的几个伪军据点，以宪兵队的名义，把信交给了他们。等他们明白后，我已消失在暗夜里了。
完成任务后，我避过几处岗哨，摸出了八陡镇，沿着一条熟悉的小路爬上了南山，踏上了返回根据地的路。
回顾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是博山县委及李东鲁、刘惠之等同志亲自领导，及时给予指示，还有担任秘密交通员的地下党员张廷永、白怀亮等同志机智勇敢地配合，才使我完成了潜入狼窝虎穴探得情报的特殊使命。尤其是1942年7月孙黎叛变后，我北博山一带党组织遭到破坏，魏春起等同志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秘密，使我与张廷永、白怀亮等同志都没有暴露，秘密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解放后，我们幸存的、一块出生入死战斗过的战友还经常相见，回忆起抗日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谈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和同志，真是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刘惠之同志经常对我说：“老温啊，地下工作，没死就是好样的。”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我的爱人刘翠芝，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我从事地下工作的危险岁月里，她既是我的伴侣和妻子，更是我的同志和战友，除了支持和掩护我的工作外，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充当我的交通员和联络员，出生入死，无怨无悔。解放后她多次放弃参加工作的机会，全力支持我的工作，照顾家庭、老人和孩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被怀疑、审查的日子里，她除了经常地劝慰和鼓励我外，还始终陪伴在我身边，无微不至，悉心照顾。我真的十分感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