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前夕，故乡编纂《博山抗日烽火》专辑，邀请我们写点纪念文字。我们兄弟俩在91岁老母亲的支持下，含泪挥笔，追忆抗战时期忍辱负重、深入虎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老父亲——温传恭。
我的祖辈是何时到博山区北博山村落户已无从考证，但偌大的北博山村姓温的只有我们这单门独户一家。我爷爷弟兄四人，他排行老大。爷爷、奶奶都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因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父亲在十几岁时就跟着我的三奶奶过。我的三爷爷去世的早，三奶奶与三个姑姑相依为命。在那贫穷偏僻的山村，日子本来就过得非常难，吃了上顿没下顿。三奶奶收养我父亲，又添了一个吃饭的，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为解决生计问题，三奶奶就叫父亲去学石匠，以贴补家用。父亲以他的聪明和勤奋，很快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细石匠”，能够承担一般石匠干不了的刻字、刻碑等精细技术活。父亲虽没有多少文化，却能写的一手好字，原因可能也在此。父亲常说，石匠就像铁匠，都是搪搪一千斤，动动一万斤的力气活。20岁左右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常常吃不饱饭，但又要出力气。懂事的父亲知道家中困难，在外干活，除了拼命干活挣钱外，对送多少饭、送什么饭，父亲从不说什么。家里每天给父亲送晌饭，不论是多是少，都是点滴不剩。为此，三奶奶经常埋怨说，家里人吃不饱，给你送饭，你却不管送多送少，从来不剩回来，言外之意是说父亲把剩饭送了人。此话说多了，父亲也是非常委屈。
父亲为人不争不吵，有怨有屈也总是一个人扛着，忍耐力特别强。对一些事，他会静静地用行动、用事实去说明。一天早上，下雨不能出工，三奶奶在做一家五口人的饭。博山山区自古传统是吃煎饼，天不亮就要起来推磨，将发好的玉米等杂粮推成糊子，这一盆糊子摊出的煎饼就是一家人一天的饭。旧时的盆比现在的脸盆要大，陶做的，很厚很沉。父亲一个人蹲在鏊子旁边，三奶奶摊一个煎饼，父亲就吃一个，三奶奶再摊一个，父亲再吃一个，一个一个摊下去，父亲就一个一个吃下去。三奶奶的一盆糊子摊完了，父亲也就吃完了。直到这时，三奶奶才明白，孩子不是不懂事，把剩饭送了人，而是根本就没有吃饱过。全家五口人一天的饭叫父亲一个人一顿吃了，还不够，从此三奶奶再也不说送多了。
晚年的父亲，最大的愿望是能晚上煎点咸鱼，喝点小酒，他酒量不大，地瓜干散装白酒一二两足矣，是所谓的那种自斟自饮。这种待遇，在我们幼小的记忆中是父亲像过节一样高兴的事了。但是非常遗憾，现在看来好像很平常很简单的事，在当时却是一种奢求！
上世纪70年代，父亲每月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还要维持五口之家，生活过得很拮据，经常是捉襟见肘。母亲没有工作，却以她的善良和勤劳，给邻居看起了十几个孩子，多少挣点钱以贴补家用。现在已长大成人且有些许成就的当年的孩子，每每谈起我们的母亲，还是动情地说：“我小的时候是温大娘看大的。”父亲年轻时做地下工作，生命危险自不去说，生活也是饥寒交迫。建国初期，父亲曾先后担任山东淄博窑厂副厂长、博山北岭窑厂厂长。这对于一个从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党员来说，忘我工作已成了他的生活全部。正因如此，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以至于积劳成疾，怀着对美好生活的眷恋，对儿女的期望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每每想到这些，我们总是感到心痛不已。儿欲孝，亲不待，悲哉！痛哉！
上世纪50年代末，父亲任淄博电瓷厂厂长。当时，该厂是属于国家电力部的大厂。电瓷厂建在昆仑苏王庄路西的一个山坡下，厂区在下边，生活区、宿舍在山坡上。下班后要沿山坡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回家。父亲是厂长，工作非常忙。厂里有个五级电工名叫宋金元，心灵手巧，生产上的小创新、小改革常常出自他的手，很受领导和职工尊重。我们一直称呼他宋大叔。他少言寡语，不善言谈，但心地善良，为人厚道。上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时，宋大叔妻子在桓台农村，他一个人在厂里住单身。每天中午、晚上打饭回宿舍都要经过我们的家门口。那时吃饭，一碗飘着油花的菜汤，两个窝窝头。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这种饭也是叫人羡慕不已的。宋大叔每次路过我们家门，都会拿出一个窝窝头，对我母亲说：“嫂子，生活困难，但不要把孩子饿坏了。”在一个窝窝头救一条命的生活困难时期，宋大叔勒紧自己的腰带，每顿省出一个窝头接济我们，天天如此，帮助我们家度过了两年多艰苦的岁月。1965年，父亲因工作调动，带我们举家来到张店，宋大叔每年都用自行车给我们送来一袋自磨的面粉。在生活略微好一点后，父母亲常对我们说：“你两个长大了，不要忘了你宋大叔，他对你们有救命之恩！”父母亲的话，我们弟兄俩几十年来一直铭刻在心。时至今日，宋大叔已80多岁高龄，我们每年过年过节都要去看望这位可敬可佩的老人。
1987年，父亲病重住院。50多岁的宋大叔得知后，急忙从桓台老家骑自行车赶到市中心医院干部病房。两人相见无语，默默对视。突然，宋大叔一下跪在父亲床前，拉着父亲的手，默默地看着父亲2个多小时，不说话也不撒手。那景那情，叫人撕心裂肺，肝肠欲断。一个工人，一个厂长；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困难时期回乡务农想生活好一点的农民，能将这种纯朴无瑕的情谊保持终生，父亲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慰了。
父亲病重住院后，在他的病床前，父亲和我们常常谈起人生，谈起社会，谈起以前地下工作的点滴和一些日常家事。在父亲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因病情加重，痛苦难忍，拒绝吃饭，只稍喝点水。医生、护士和看望他的老战友、老同事多次劝他：“你的身体本来就弱，不吃饭，光靠药物是不行的。”父亲只是听着，但依然如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想起了党员这面旗帜。于是对父亲说：“你是不是党员？党员这个时候的模范作用就是好好吃饭，配合医生治疗。”听到这里，父亲微微睁开眼，流露出像做错事的孩子般的眼神说：“那我吃点。”知父莫如子，可敬可爱的父亲，战争年代，党要你去从事危险，有可能死了都要背骂名的地下工作，你义无反顾。现在，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听的还是党的话。党在你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品格。
父亲临终前，把我们叫到床前嘱咐了两件事：“一是要照顾好你的母亲，她为了我的工作、为了咱们这个家吃了不少苦，做出了很多牺牲；还要照顾好你病残的姐姐。二是工作上不要挑三想四，一定要好好地干，听党的话。”父亲不仅临终遗言，更用他一生的践行风范为我们做人做事树立了楷模。他生前因为早年的特殊经历，建国后被人误解或遭冷遇，但心底坦然，无怨无悔。无论在政府机关干办事员还是到企业当领导，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名利，讨价还价。他终生不会骑自行车，在昆仑工作时，要经常去淄川等地开会，他总是邀上一位老友，推着自行车步行往返，边走边谈。在发展生产中，他还注重发挥那些学有专长的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关心教育他们为建设事业出力献策，至今仍为其后辈们念叨。
父亲去世20多年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做人的高尚品格，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终生不渝的崇高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