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抗日战争在山东战场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时,泰山地委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决定恢复建立博山县委,并组织了一支十几个人的武工队。我是这支武工队其中的一员,亲身经历了这一段斗争生活。
巧过关卡进博山
那是1944年的冬天,为了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斗争意志,县委要求我们武工队把宣传品送进敌人的心脏地区 博山城。
一天夜里,由队长赵子明带领我们8名同志,从远离博山70余里的柳河村出发了。这时的博山城,驻有日军宪兵队、警备队、警察所、矿警队,真是五毒俱全。城区周围岗哨、炮楼林立,电网、壕沟纵横,戒备森严。
出发后的第一关,是岳家庄,这里是通往八陡、博山的必经之路。敌人在这里修了炮楼,挖了壕沟,有警备队防守。要通过岳家庄,必须通过敌人炮楼旁边的壕沟。当我们快要接近炮楼时,队长要我先去与敌人通话。炮楼上问:“干什么的?”我回答说:“宪兵队!”接着说道:“昨晚我们去源泉办案,路过这里,告诉你们队长给留着门,为什么把门关了?”说着顺手拣起一块石头用力向门砸去,并生气地骂道:“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耽误了事,拿你们是问!”炮楼上的警备队听到这些情况,又看到这伙“宪兵队”如此厉害,就赶紧找钥匙开门。谁知钥匙被上一班的岗哨带走了,他们急忙把炮楼上的梯子搭到壕沟上,让我们搭着梯子过了壕沟。过沟之后,我们又狠狠地把敌人训斥了一顿,然后才扬长而去,就这样过了第一关。
过了岳家庄,我们研究了一下,担心岳家庄的敌人向八陡通话,反映刚才的情况,就决定扮成煤矿工人,撇开八陡,走苏家沟。苏家沟的炮楼在路旁的小山上,又是月亮天,敌人远远地就看见我们了。炮楼上问:“干什么的?”我们回答:“矿上的。”他们又问:“为什么回来这么晚?”我们说:“账房算不出账来,就耽误了时间。”因为工人常有晚下班的情况,敌人对我们没有怀疑,就这样又顺利闯过了第二关。天亮前,来到了敌人控制严密的西河镇。
西河镇是一个5000多户人家的大镇。镇上驻有日军、宪兵队、警备队、伪警察,情况复杂,但我们之中本地人多,亲友多,地形熟,有许多有利条件。到西河后,我们分散住下来。有两个同志住在舅舅一西河镇镇长的家里。我和史青山同志住在队长的一个侄子家里。这家的南屋住着鬼子的宪兵队,我们住在一间小北屋里。这是正房和厢房交错的夹道里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屋,平时无人居住,只放些零碎什物,不容易被敌人注意,但和敌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不能有半点马虎。进屋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外出,子弹推上膛,两人轮流睡觉,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就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一夜无事,第二天拂晓,队长命令我和史青山化装成宪兵队进博山散发宣传品。在敌人那里,宪兵队比别的部队吃得开。警备队、矿警队是不敢得罪他们的。我们从西河到博城的二十多里路上,一直大摇大摆地过了福山、两平、秋谷三道卡子没有人敢问。快到博城东门时,迎面来了一个汉奸中队长,后边跟了一个卫兵。史青山和我示意“干掉他!”,我未同意。就在我们与这个中队长擦肩而过之后,紧接着来了三辆满载日本兵的汽车,从我们面前呼啸而过。史青山伸伸舌头:“幸亏没有动手,不然就麻烦了。”
进城之后,我们到了北关同祥烟社,这是史青山的姨家,在此落脚听了听动静,就乘黎明前散发起了宣传品。我们走街串巷,迂回曲折的与敌人的巡逻队、岗哨兜圈子,把一份份宣传品从门缝里塞进一些汉奸、商行、平民以及保长的家里。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回西河住了一天,连夜回到了县委驻地。
奇袭敌伪矿警队
1945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夜晚,我们武工队的8名同志去八陡执行任务。离八陡还有三里多路,突然发现路上有两个行人,他们肩扛沉重的东西,迈着急促的步子向我们走来。当他们发现我们之后,扔下东西,拔腿就跑,我们赶紧追了上去。他们两人一见我们追上来了,非常恐慌,对我们的问话回答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见此情形,我们说明了身份,交代了政策,动员他俩说实话。原来他俩是凤凰岭煤矿工人,因为生活困难,趁夜间到矿上搞了点碎铜破铁,到解放区卖了维持生活。他们诉说了在井下劳动的艰难:一个班要干24个小时,才挣8斤混合面,一家老小几口人就靠这几斤面熬日子。就是这样,动不动还要挨日本人的棍子,汉奸的鞭子。尤其是那些矿警队,狗仗人势,专和工人作对,看着谁不顺眼,就找谁的事,愿打就打,愿骂就骂。两个工人越说越激动,恳切地要求我们除掉这些地头蛇,为穷人出口气。听了两个工人的诉说,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要求队长下命令搞掉矿上的警备队炮楼。队长思考了一下,然后问两个工人敢不敢带路去打炮楼。这两个工人对敌人有切肤之恨,听说要去教训敌人,勇敢地答应给我们带路。
凤凰岭矿警队的炮楼在八陡火车站西北方向约2华里处,距离鬼子据点3华里。夜深了,我们在两个工人的引导下,越过了八陡火车站两侧的岗哨,翻过一个陡坡,接近了凤凰岭煤矿。矿的周围有一道鹿砦,出入口有两个工人站岗。他们白天下井,晚上站岗,筋疲力尽,早已倒在岗棚里睡着了。我们悄悄地越过了他们的哨位,接近了电网,这里的两个岗哨也睡得像泥人一样。在两个工人的协助下,我们轻易地打开了铁丝门,通过了滑车道,来到煤矿的账房。账房先生一见我们吓得筛糠似的抖个不停,我们告诉他不要害怕,但要听指挥。我们让账房先生把井上的工人都集中到他的办公室,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来为民除害,消灭炮楼上的矿警队,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乱动。工人本来就恨透了矿警队,听后个个喜形于色。
把工人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就设下了埋伏,切断电网电源,做好了战斗准备。然后让账房先生叫炮楼上的敌人班长来接电话,就说“总部”来电话命令他亲自来接。果然敌人班长听说“总部”二字,乖乖地带着一个士兵下来了,他一进账房就当了我们的俘虏。敌人都是些怕死鬼,尤其是这些矿警队,他们是不想为日本人卖命的。这个敌人班长被我们俘虏之后,磕头如捣蒜,嘴里连说:“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们叫他带我们到炮楼底下,让他把炮楼上的岗哨叫了下来。我们立即登上炮楼,收拾了全部的弹药武器,才把打着鼾声睡大觉的士兵叫醒,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声枪响也没有听到,就全部当了俘虏。我们撤离之前向账房先生作了交代,要他等我们走后一小时再给鬼子打电话报告。账房先生一一照办了。当我们登上南山,踏上凯旋的归途时,才远远地听到敌人为我们送行的枪声。
随机应变夺武器
八陡日伪武装自卫队的几个头头很坏,群众要求县委教训教训这几个家伙,县委指示我们武工队去执行这项任务。1945年麦收后的一个夜晚,我们武工队8名同志去八陡敌人武装自卫队部找那几个头头进行教育。队长命令我和尹玉发为前哨,遇到情况先由我们两人对付。
八陡是个大镇,东西长约5华里,分东镇和西镇,敌人对这里控制的很严。镇上驻着日军、警备队、宪兵队、警察所。武装自卫队设在镇东头的关帝庙里,与警察所相距四、五十公尺。刚到村头,就遇到了自卫队的岗哨向我们喊话。“干什么的?”我们回答:“南庄自卫队来送信的。”边答话边向前走,没等他们再问什么,就到了他们的跟前,等他们发觉不对劲想跑已经晚了。我们问清他们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说明我们是武工队,要他们就地站岗,不要管别的事。因为这些自卫队都是老百姓被逼出来站岗的,他们听到这种情况就连连答应说:“是,是。”过了这道岗哨,不一会就到了自卫队队部——关帝庙前。从庙门旁边忽然传来一声问话:“干什么的?”借着月光我们看清这是一个手提驳壳枪的传令兵。我们仍然回答是南庄自卫队来送信的,一边回答一边向庙里走去。谁知事情这样凑巧,我们刚踏上庙门的台阶,警察所长于代可从里面出来了。这家伙身材高大,上穿白衬衣,下着军马裤,腰里佩带一支左轮手枪,后边跟着一个卫兵和一个警长。情况是这样突然,又是这样紧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一个箭步窜上去把于代可的手枪夺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也飞身上前抓住卫兵的步枪,一脚将他踢翻。后边的警长被这突然的情况吓呆了,他手里的手榴弹也吓得掉到了地上。三个敌人随着我们的厉声命令,一起举起了双手。就在这时,那个庙门旁的传令兵向我们开了两枪,我们随之还了两枪,传令兵看势不好,向西逃跑了。枪一响,从警察所里跑出来三四十个警察,和我们搅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你问我,我问你,出了什么事?趁着敌人慌乱,我们叫于代可下令叫他们回去。于代可赶快喊话:“没有事,你们都回去!”敌人听到所长的命令,一个个都迅速地龟缩回去了。
我们把于代可等3人带到一个小巷口,与后边赶上来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开始向敌人交代政策。要于代可管辖的警察所全部缴械投降。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于代可苦苦哀求说:“我在这里没有做什么坏事,您是知道的。我若全部缴了械,即使你们放了我,警察署也饶不了我。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弟弟。是不是今晚先交20支枪,这样我可以向警察署说与你们交手被俘虏了,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交代。等明天我把老母亲和弟弟接出来,再全部投降。”于代可这番话分明是缓兵之计,但是,我fI'J人太少,全部吃掉他们是有困难的,队长就答应了于代可的恳求。我们留下2个同志看押卫兵和警长,2个同志在外围放哨,其余的同志和于代可一道到炮楼底下喊话。于代可叫着炮楼里的一个班长的名字喊:“快拿出20支枪来!”炮楼上的敌人是能够看清月光下的于代可当了俘虏,可是也能发现我们的人数不多。所以,喊了一阵,炮楼上用绳子只送下来l0支步枪,一粒子弹也没有。还提出条件说,另外10支枪要等放回他们的所长再交。敌人是狡诈的,这时已是半夜之后了,再拖时间对我们不利,队长决定立即撤退。我们押着3个俘虏,带上缴获的11支步枪,迅速离开八陡,返回了驻地。
敌穴除害逞英豪
1945年8月15 日,日军投降后,8月25日我军解放了博山城,9月18¨我军撤出,由国民党军队占领博山、八陡,从此,这一带开始了蒋敌伪合流的统治。所以这时鬼子虽然投降了,但在此为非作歹、欺压群众的还是原班人马,只是有的伪军换上了国军军装。因此这期间与我们武工队打交道的还是那些老对手。1945年深秋的一天夜里,我同张云基同志有事到了八陡镇。群众向我们反映,宪兵队经常来镇上敲诈勒索,有两个宪兵每天要镇上交3万块钱,害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乡亲们都盼着八路军来除掉这一害。我们返回驻地后,把在八陡了解到的情况向县委领导作了汇报。县委指示武工队做好准备,为民除害。
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一天夜里我们武工队的6名同志进入了八陡,选择了宪兵队去镇公所必经之路的一个姓陈的大娘家里。这家大娘的儿子和儿媳在博城教书,家里只有她和一个长工。大娘一见我们这么多人来到她家,十分不安。一再说,你们在这里吃喝我全包了,千万不能外出,万一让汉奸知道了,俺这个家就完了。为了不给群众找麻烦,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天,第二天夜间转移到宪兵队去镇公所必经的另一条路的观音阁里。这是一座有香火的庙宇,不断有人来求神拜佛,封锁消息是件难事。我们来到这里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来了个求神的老太太,下午有一个带孩子的妇女来烧香。不管谁来,我们都要详细地问清她们的姓名、住址,说明我们是武工队,是来为民除害的,并忠告她们一定不能对任何人讲。
这座观音阁横跨在八陡大街上,阁下有一拱门,可通行来往行人和车辆,这是观察敌人的有利条件。从上午到下午我们一直在阁子上观察敌情,已经是下午三点了,还不见敌人的踪影。有的同志沉不住气了,担心烧香人走漏了消息,多数同志还是主张耐心等待,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进一步作了准备,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如果敌人来的多,就从阁子上把手榴弹投下去,在慌乱中活捉敌人并突围出去。
时针指到3点40分,敌情出现了。2个宪兵,身背马盖枪,一步三晃地从西边过来了,我们迅速从阁子上撤到小院里,准备出其不意地从庙门窜出去把敌人干掉。谁知眼看他们要到阁子底下时,后边那家伙不往前走,拐到路边小摊子上买烟去了,而在前边那个已经走到阁子底下的拱门里。这时我们再不能迟疑了,必须迅速出击。可是庙门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岳立君冲在最前头,等他出了庙门,前边那个敌人已经过去了,岳立君顺手打了一枪,那个敌人踉跄了一下,向南一拐顺着小巷跑了。后边那个家伙没等岳立君开第二枪,他就开了枪,这时我们几个人都冲出来了,一齐开枪,那家伙应声倒地,一命呜呼了。
大白天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必须迅速果断。任务已经完成,不能久待。我们沿着一条小巷直奔南山。事后了解,这两个宪兵一死一伤。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再不敢在镇上为非作歹了。
获取冬装喜洋洋
1945年冬,鲁中大地已开始飘落雪花,我们武工队还未穿上棉衣,怎么办?县委明确指示,鲁中解放区的人民在经济上极端困难,要吃、要穿就得进博山城,向敌人要。
根据县委意图,我们决定进博山城,向敌商会要。一天夜里,我们4个武工队员化装来到了博城南关,到了一个姓汤的警备队中队长的姨太太家里。姓汤的不在家,我们对他的姨太太讲:“我们是八路军,来博城办事,要住在你这里,你看着办吧。”她听了连说:“好说,好说,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吃喝一切都伺候好。”在蒋敌伪合流的情况下,敌人之间钩心斗角的事越演越烈,有些人没事找事,动不动就给对方加上个私通共军的罪名,这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条件。这位姨太太唯恐走漏风声,专派勤务兵在门口放哨。
在汤家住了2天2夜,姓汤的没有回来,我们找不到商会的人。因为那时博山住的敌军部属很多,各自为政。商会为逃避各部队的麻烦,经常转移办公地点。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到北关兴隆街去找宪兵队的一个班长舒洪城。不巧,舒不在家。我们又决定到神头去找宪兵队的便衣史庆禹。此人民愤极大,捉住他作为人质,给他个赎罪的机会。
晚上9点多钟,我们到达了史庆禹家的院墙外边,2个同志从正门翻墙进去,2个同志从后边屋上进去,4支枪一齐堵住了史的房门口,恰好史庆禹正坐在屋里喝茶。我们进去不由分说就把他绑了起来,然后对着他的全家说道:“史庆禹在博山干了些什么事,你们都清楚,我们也清楚,但是八路军一贯坚持宽大政策。只要他能立功赎罪,他的生命就可以得到保证。”他们一家人听了一齐磕头求饶,连说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把联系的地点、时间和方法告诉了他家里人,就把史庆禹作为人质带走了。
第二天,史的二哥史庆来果然按时来到了指定地点。我们把写好的三封信交给他,要他立刻送到商会和东西镇公所,让商会和东西镇公所速赶来谈判。第三天,商会就派人来了,我们即把冬装问题向来人作了说明,指出我们已经在博城住了3天,找不到商会的人,所以才让史庆禹立功赎罪。商会来的几个人满脸堆笑,一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他们回去连夜为我们筹备了布、棉花、鞋袜和棉帽。我们武工队的冬装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1946年初,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武工队合并到了博山公安局。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这些同志一直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履行着保卫群众,保卫县机关,打击敌人的光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