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鲁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涌现出像马鞍山保卫战、吉山战斗等许多名标史册的抗日英雄，但也有无数战斗在城乡敌人刺刀下、据点里的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直到牺牲，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曙光，更没有享受到建国后的荣誉和幸福生活，有关党史资料也见不到记载，成为默默无闻的名符其实的无名英雄。魏春起等八烈士，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和典型范例。
2002年清明节前夕，地处泰沂山北麓的博山区北博山镇北博山、洪山口两个小山村热闹起来，人们奔走相告：咱庄魏春起、马得志等八位老爷们的烈士证发下来了1200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又在《社会广角》栏目，以《迟到了60年的烈士证书》为题，刊发长篇通讯报道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牺牲于1943年的八位共产党员追认烈士；之后，《大众日报》、《中国国防报》、《中国档案报》、《山东国防报》、《联合日报》、《淄博日报》等数十种报刊都相继报道，在鲁中地区发行量最大的《鲁中晨报》还作了一周的连续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历经60载风雨，澄清尘埃迷雾，抗日英烈终得正名，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为广大老区父老乡亲带来欣慰，也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长卷，重温这些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热血男儿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
“钻山迈岭不觉累，保家卫国乐陶陶”
辰巳山又称博山，雄踞于淄博市南部崇山峻岭之中，耸立在滔滔淄河岸边，南眺鲁山群峰，北瞰两山夹峙一溜村落，即是今天的博山区北博山镇北博山村和洪山口村。由博城通往沂蒙山区腹地的公路从中穿过，历来是鲁中通往鲁南沂蒙的交通要道。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日伪军在山上筑堡垒墙，在村口设卡盘查，四周深挖壕沟，妄图封锁和隔断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联系供给。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我中共朱家乡党总支及两个村党支部的共产党员，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同鬼子汉奸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成为博莱边界地区的一面旗帜、一座钢铁堡垒。
魏春起，1913年3月出生于北博山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至1943年任北博山村党支部书记、朱家乡党总支书记。
马得志，1917年4月生于北博山村，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北博山村党支部组织委员。
刘汉之，1916年6月生于北博山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北博山村党支部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支部书记等职。王化鲁，1918年3月出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北博山村党支部副书记。
邵长来，1914年8月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北博山村党支部宣传委员。
王玉泽，1920年3月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北博山村党支部委员、青年书记。
翟修讲，1920年出生于洪山口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洪山口村党支部组织委员。
翟涵厚，1922年7月出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洪山口村党支部宣传委员。
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热血青年，在日寇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之际，毅然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抗战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以及“全中国同
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伟大号召，义愤填膺，走上街头，奔走呼号，点燃抗日火种，开展抗日救亡斗争。被敌伪汉奸逮捕入狱后，宁死不屈，直至壮烈牺牲。牺牲时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年仅21岁。
魏春起，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魏作贵是个老实巴交的种地人，生育七个子女他排行老五，自幼聪慧伶敏，深得父辈喜爱，全家省吃俭用送他与六弟春柱去南博山的博山县第四高等小学读书。他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且毛笔字写得也蛮有功力，曾为村旁九龙山上的庙宇写过碑文。这时在学校任教员的王省吾，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经常利用机会向魏春起、刘汉之、马得志、邵长来等进步学生，灌输新思想，介绍进步书刊，启发学生们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救国的觉悟。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省吾按照党组织指示，于1938年3月秘密发展魏春起等青年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发动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魏春起入党后，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抗日热情高涨，工作更加积极，不久便被任命为北博山村党支部书记，后又担任朱家乡党总支书记，负责洪山口、谢家店等五个村的地下党工作。他在谢家店以小学教员为掩护，在堡垒户谢家森家一间屋里挂上一块黑板，摆出一副教书的样子，实际上在五福峪——谢家店——北博山村之间奔波，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发动群众参加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组织，为八路军、自卫团递送情报。翟修讲、王玉泽、王化鲁、翟涵厚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小青年，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干脆利索。他们积极带领党员骨干发传单、贴标语，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领导妇救会为八路军筹备粮食和衣物，动员上百名进步青年参加八路军。党支部还带领党员们配合根据地反扫荡，夜间出动破公路、炸桥梁、割电线，干扰破坏日伪封锁线。王化鲁等党员还利用参加爱国民间组织“白旗会”的公开身份，参加讨伐土匪吴鼎章的战斗和洪山口抗击日伪军的战斗。
后来，北博山一带先后被日伪军侵占，辰巳山上修起了碉堡，村里有日军大院，还驻有伪军警备队、警察所，日伪军日夜设卡站岗，盘查过往车辆行人，妄图封锁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同敌占区、游击区的来往联系。在白色恐怖之中，魏春起和党支部的党员们，坚守党的机密，严守地下活动的纪律。工作上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支委开会经常把地点选到村头北山坡上，像是下地干活歇晒样子，几个人凑在一起研究工作。在家里，有时他也利用妻儿帮忙，因为是妇女儿童进出不太引人注意，让她们送点东西，到其妻舅的果园里。有一次，他知道敌人部队路过村口，就派儿子魏成高装着小孩子在路边玩耍，暗地偷数路过车辆情况，然后密报我上级党组织。儿子七、八岁开始懂事了，他有空闲时间在家时，就教儿子哼唱抗日爱国歌曲，至今68岁的魏成高还能回忆起几句：
“啃着干尖饼，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老一套。
钻山迈岭不觉累，
保家卫国乐陶陶……”。还有一首，大体内容是：我家有个胖娃娃，
今年才三岁，人人都爱他。猛听鬼子来，吓得哭连声，“哇呀！哇呀！”
有时，魏春起在坡里干活，小成高送饭去，山坡上没旁人，魏春起每哼到末尾，还调皮地学着婴儿啼哭，逗得儿子笑起来。在谈笑中为幼小心灵播撒革命火种。
“认准了的路，俺要一直走下去！”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博城后，山头、八陡、西河等近郊城镇相继沦陷敌手，但大片农村仍然是我党领导的根据地或游击区，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中共博山四区特支和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四区民主政府都建立起来，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很快，为后来沦为敌占区后仍坚持持久战、地下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当时朱家乡属四区特支领导，后来又称夏庄区，区委书记和区长就是祖居洪山口村的翟翕武，洪山口村党支部书记翟修悦是其亲二哥。由于祖居此地，人熟地熟，他与魏春起、刘汉之、翟修讲、翟涵厚等大都是博山第四高小的同窗好友，现在是上下级领导，工作配合起来得心应手，一呼百应。朱家乡的工作跑在前头，曾多次被上级表扬为“博莱边区优秀党总支”，成为四区乃至全县出名的坚强战斗堡垒。由于四区出色地工作，区长翟翕武后来升任博山县县长、博莱县县长。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和博山县委各方工作的努力下，党组织秘密团结教育掌握的“堂天道”洪山口村坛主王寿卿带头表态接受八路军四支队改编，被廖容标司令员委任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团长，推动了博山广大农村爱国道会群众“向八路军看齐，到八路军里去！”的全民抗战热潮，这是我党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创造性成果，在当时的鲁中泰山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与朱家乡北博山、洪山口村广大党员深入道众之间，做耐心细致的团结教育工作是分不开的。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坚定地指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此时，环境恶化，斗争残酷。日寇对我沂蒙山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蚕食分割，疯狂“扫荡”。同时，对活动在敌占区的我地下党组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择手段，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等各种方式，腐蚀拉拢，分化瓦解，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我抗日军民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在敌人的刺刀和眼皮底下，魏春起和战友们不屈不挠，千方百计，机智灵活地开展了隐蔽斗争。辰巳山上日伪军的碉堡据点，对我过往军民威胁最大，他们就乘夜暗点燃玉米秸造势，再让本村地下党员张廷永利用两面情报身份，谎报军情，说“小股八路游击队来了”，诱使敌人出动，遭我埋好地雷的袭击，炸伤日伪军十余人。后来，鬼子下山驻防，让伪军上山，敌人强迫群众在北博山庄南修碉堡，他们派党员混进民工队伍，乘站岗敌人不注意，在墙基下方暗留空洞，外面砌好，以备反攻时开洞放炸药。为了能及时掌握敌情，党支部挑选忠诚可靠的党员打入敌伪内部工作，温传恭被魏春起安排混入八陡日军宪兵队，每周回来借看家为名秘密向我方汇报工作，一直坚持到鬼子投降；地下党员苏万发、白怀亮为日军驻扎的大院打扫卫生，干苦役，偷回一支枪，敌追查时，由于俩人异口同声说没见，又无破绽，日寇也无可奈何。魏春起还在区委指示下，配合打入敌伪警察所的党员白怀义，做伪所长崔某的工作，教育其不丧失中国人的良心，少干坏事，多做对抗日有利之事。有一次，该所查扣了50多辆运白布的木轮车，这是为我根据地军队赶制军服用的，通过他们上下串通，第二天一大早便放行了。
1940年的一天，他们获取情报后，配合县大队在村外截获了汉奸唐玉祥一伙从夏庄抢来的一马车木材和其他物资；1942年8月，他们获得了人称绰号为“爱市票”的伪北博山警备队长艾国奎要换防的消息，魏春起召集两个村党支部成员，连续三个晚上在洪山口山上商量对策，最后摸清了敌人换防的确凿时间，由洪山口村党员报告八路军独立营，郇振民副营长派两个班打伏击，缴获了两头骡子的物资和一箱钱，打击了敌伪军的气焰，支援了我根据地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由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大举向我根据地进攻，使根据地日渐缩小，又加连年大旱，粮食歉收，抗日军民面临严峻困难。就在非常时期，泰山区受极“左”思潮影响，引发了一场“肃托”扩大化的灾难，在7个县先后错捕了十几批革命同志，滥杀无辜，最后一批落在博山县委头上，一两天内，地委社会部竞采取秘密逮捕办法抓走了包括县长翟翕武在内的11个领导干部，这个来自党内自我摧残的悲剧，一时弄得干部人心惶惶，群众啧有怨言，客观上帮了敌人的大忙，乘机进攻根据地，安设新据点，迫使博山南部这块小根据地难以支持下去，只好与莱东行署合并成立了博莱县，坚持斗争直到鬼子投降。当时任博山县委委员、军事部长、独立营教导员的孙黎，人生观、价值观未改造好，“一天一只鸡”玩女人、吃大烟图享受，在艰苦斗争面前产生动摇，又担心“肃托”横祸临头，经不住敌特拉拢腐蚀、威胁利诱，终于1942年7月21日夜，在盆泉村南庙带领70余人和枪支，叛变投敌。敌寇委任孙为“鲁仁公馆调查室博山分室”主任、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特务营营长、“剿共”大队长等职。孙为讨好主子欢心，取信于敌，四处网络部分革命意志衰退、蜕化变质分子攀附敌人，极力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利用叛徒带路抓捕我党员干部，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期间，他曾派伪村长把魏春起找去并殷勤招待，借同窗叙旧之名，行劝降拉拢之实，反复表白说“过去咱俩合作的很好，期盼往后再度合作共事……”。面对叛徒的丑恶嘴脸和花言巧语，魏春起不动声色地委婉应付：“你走这条路，可能被逼无奈，人各有志，认准了的路，俺要一直走下去！”魏春起大义凛然，孙黎无言以对，碰了一鼻子灰，但碍于情面不好马上下毒手，只好又放魏回村。见来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先是由本村同伙、叛徒苏同武在街上放风扬言威胁，咋呼什么“干八路孙黎就是好样的，他都投降了。谁和八路有联系，快来自首吧！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后来见无动静，他们便凶相毕露，赤膊上阵了。1943年7月11日（农历六月初十日）傍晚，孙黎特务组织的汉奸便衣、叛徒苏同武、王化月、郑治一等人伙同城里来的日本宪兵队，由苏同武领路，采取突然袭击，对北博山和洪山口村党支部成员进行抓捕行动。这天下午，魏春起刚从坡里劳动回来，一碗水还没喝完，就被冲进家门的敌人抓走，紧接着刘汉之、王玉泽又从家里被抓捕，夜间又抓了王化鲁，又以翻屋跳墙和破门而入的办法将马得志和邵长来从屋里逮走，押往北博山伪警察所关押。为防止走漏风声，敌人马不停蹄连夜赶赴洪山口，抓了一名群众带路进庄，支委翟涵厚听到狗叫声，赶忙起床出门探听情况，刚走到街上正好碰到郑家佑、苏同武一伙，无法逃脱，当即被敌绑住。这天早晨，支委翟修讲的妻子正在推煎饼，突然，一阵狗叫人喧，翟修讲急忙跑出屋外躲藏，但已来不及了，敌人闯进家门，一拥而上用绳子把他捆走了。村支书翟修悦由于警惕性高，晚上睡在村外麦场屋里，早晨下了点小雨，天晴日出，他正准备走回家吃饭，发现敌人四处寻找抓人，知道大事不妙，又赶紧往庄稼地里躲了起来，幸免被捕。但他做小生意的大哥翟修忠却被敌人抓去了，都被押上汽车，送到北博山伪警察所审讯逼供，连续三天，轮番折磨。但八名党员坚贞不屈，无一人招供屈服，汉奸特务们一无所获，妄图将朱家乡党组织一网打尽的阴谋没有得逞，恼羞成怒，只好把被捕党员交给日军宪兵队，押往博山四十亩地监狱继续审问关押。
提起宪兵队，博城老百姓都叫它“阎王殿”、“鬼门关”，被逮进去的人凶多吉少。这时的博山宪兵队长是古泽善太郎准尉，年近50岁，小矮个，满脸络腮胡子，此人心狠手辣，阴险狡猾，他曾与宫琦准尉指挥特务汉奸策反了我博山县崮山区委组织委员郑家佑和我军连长朱鸿达率部百余人投敌，多次利用叛徒引路，疯狂抓捕我党员干部群众数百人，这次又捕来朱家乡两个堡垒村成员，急欲寻根问底，将其一网打尽。魏春起等八人押来后，分别押在3号、4号牢，从第三天起就开始过堂，审讯用刑，残酷折磨。曾一块被捕的群众翟修忠在自己的监房里多次听到惨叫声和呐喊声，从临房的小窗口里，也看到他们每人被鬼子灌肥皂水，再用杠子猛打狠压鼓胀的肚子，使其呕吐难忍。鬼子的酷刑迫害，并没有动摇八名党员的信念，他们每次审讯受刑回来，都互相通报审问内容，统一口径，商量对策，互相鼓励宁死不屈，不当软骨头、卖国贼，决不泄露党的半点机密。在牢房被日寇折磨了六七天，先后有六人摧残至死，另两人也奄奄一息，不像活人样了。在一个个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面前，鬼子没捞到一根稻草，无计可施了。于是，在7月22日深夜，鬼子汉奸们用汽车将他们拉到离四十亩地不远的青龙山黑山沟东坡，不管死活全部掀进了号称“万人坑”的枯井里，八名烈士壮烈牺牲。据说，这口枯井口小肚大，深不见底，丢进去是甭想出来了，因而诸多遇难者尸骨难寻。由于八同志宁死不屈，捍卫了党的尊严，维护了战斗堡垒的安全，使朱家乡党组织从此未再遭破坏，一些打入敌伪内部的地下党员，也能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如被县委和魏春起派进八陡宪兵小队的温传恭等同志，使他们圆满地完成了隐蔽战线的工作任务，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如今，昔日的杀人荒井野坡，已成为一片绿荫楼房，烈士们的忠骨像巍巍青龙山一样，永远耸立在山城的北大门、孝妇河畔。
“追认八烈士，暖了咱老区人的心”
光阴荏苒，捷报飞来。鬼子投降后，被捕的八名党员亲属及北博山村村长魏春柱、农救会会长李效和联名上书我博山县人民政府，状告北博山籍叛徒汉奸苏同武及同伙郑治一、王化月等勾结日寇杀我亲人，于是三犯被处决。另一名参与抓捕我八名党员的自首变节分子，也在解放后被判刑劳改，总算为烈士们报了仇、申了冤。但由于战争年代动乱、农村封建习俗及部分亲属存有幻想等原因，建国初准备批烈士时，家属们未引起重视，未同意办理。之后，运动频发，许多知情人调走或故去，个别知情人担心挨整，心存顾虑，具体经办人又调换，外调材料遗失等等，八位党员追烈问题一直未予妥善解决。
直到199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抗战时期曾担任博山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原山东省副省长张敬焘，原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翟翕武两位老领导，结伴重访故地，听到八烈士亲属及众多老战友反映，心情沉重，当即呼吁市、区领导关注。中共博山区委、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责成区民政局、档案局、党史委配合，抓紧调查落实。经过几年努力，内查外调，寻踪觅迹。在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敌伪档案中查到了原日军驻博宪兵分队长古泽善太郎和宫崎准尉杀害八烈士的供述，以及被处决的叛徒苏同武等犯罪案卷，在河东村年逾七句知情老人的引导下，找到了当年日寇杀人枯井遗址；针对一参与抓捕知情人顾虑重重的情况，动员其亲友帮助做耐心说服教育工作，终于使其口吐真言，如实写出了烈士被害前后的情况；年逾八旬的老领导翟翕武在浙江省西子湖畔的病榻上写来了上千字的证明材料。截至2000年初，共形成各种证据材料56份，长达6万余字，以确凿证据说明了八位党员英勇牺牲的真相。材料经市、区人民政府上报后，区党史委又应省民政厅优抚处要求，慎重审核查阅党史资料，写出《关于北博山魏春起等八同志死难情况的史料记载和认定说明》的补充报告，市、区民政部门领导专程赴省民政厅汇报，与此同时，诸多老领导、老同志也以各种方式关心过问，不断呼吁，终于盼来了公正结论。2002年3月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行文批准魏春起等八名同志为革命烈士。4月5日清明节，中共博山区委、博山区人民政府在博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了大会，为八烈士纪念碑揭幕，并为到会的烈士子女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喜讯犹如春风暖人心扉。当年侥幸脱险，年已90岁高龄的原洪山口村党支部书记翟修悦老人，手捧省府文件，笑不合口，连连对乡亲们赞叹：“省政府批文好，好，好！高兴，高兴，真高兴！追认了八烈士，暖了咱老区人的心啊！”
巍巍辰巳山作证，滔滔淄河水诉说。八位英雄的北博山男儿，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