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9月末的一天下午，父亲回家后一脸不高兴，我问他怎么不吃饭呢？他说日本鬼子侵略东北，要搞“满洲国”，今后没有平稳的日子了！我当时11岁，是小学3年级学生，听了父亲的话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936年后，日本增兵华北，占领了平、津，直逼山东，山东省政府韩复榘毫不抵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要求坚决惩办韩复榘。这一件件日军的暴行，加深了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那时我在博山洗凡中学三年级读书，面对危急形势，同学们常在一起议论，秘密串联，我们几个同学还自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进行宣传活动，写标语、发传单、在城里张贴，引起不少人围观。也到农村进行宣传，激发群众抗日情绪。我们学校校长翟洗平，看到学生闹得很厉害，就决定提前放假，学生被迫回家。
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博山，我和母亲、妹妹就到离城里不远的郊区乐疃村大姨家躲避。学校“放假”了，日本侵略者在博山城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学校“抗日救国会”也不能活动了，我和王树元、孙可权、孙逊等几个人商量，他们都表示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听说八路军在淄川马棚一带活动，马棚离乐疃不远，我们几个人密议，决定到马棚参加八路军，坚决不当亡国奴。母亲听说后，多次劝阻，不让我去，说太危险，但我们决心已定，我就瞒着母亲，在3月份的一个夜晚，带着几件防寒服，悄悄地从窗户跳出去，走了一宿路，到了八路军四支队驻地马棚，向支队政治部要求参军抗日，受到热烈欢迎。有些先到的同学和我们紧紧握手，热烈拥抱，说我们的队伍又扩大了。政治部负责人要我们学习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八路军的纪律，要向群众宣传，要能吃苦，并教我们学唱抗日歌曲，第一首歌是“大刀进行曲”。把我们编入宣传队，和老队员一起下乡宣传，受到群众欢迎。
我们在四支队学习一个月，以邹平、长山为活动中心，清河地区在马耀南的号召下，建立了八路军第三支队，派人来要干部，四支队政治部派王若杰同志带上孙逊、孙可权和我去三支队工作。我们入伍才一个月就被派到三支队，成了“老干部”。王若杰同志是共产党员，他到三支队当组织科长，我编入宣传队。经过几个月锻炼，王若杰同志向我讲解共产党的性质、作用，要我在抗日斗争中吃苦耐劳，起模范作用，坚持抗战，不怕牺牲，我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不怕牺牲，抗战到底，这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一条。我表示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7月，经王若杰、孙逊二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就调到支队政治部当技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文书）。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他30多岁，个子不高，但很健壮，很精神，他一边指导我们工作，一边和我谈心。他是湖北人，家中几口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什么人都没有了，他对日本鬼子很仇恨，但毛主席说，抗战胜利了就可以结婚，他希望在山东解决这个问题，建立新的家庭，从这件事看出他很坦诚。他像对小弟弟一样照顾我，交给我的工作都告诉我怎么做，我对他很尊敬，我们像兄弟一样相处。
1939年初，鲍辉奉命带一批干部到鲁南学习，临行前的晚上他对我说，这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你也去吧，我听了很高兴。但第二天早晨他又变了卦，说政治部有一些具体事别人不熟悉，你这次先不去，以后再去吧。我虽然失望，但还是服从组织留下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鲍辉主任带的这批队伍，在太河镇遭到国民党秦启荣所属的千尚志部队的偷袭，鲍主任受伤被俘，护送部队的营长吕乙亭与一个战士当场牺牲，60余人突围，其余200人全部被俘。当天夜里，鲍辉主任、潘建军团长、宣传科长邓甫晨等8人被敌人秘密杀害。我们听到后失声痛哭，极为悲痛。霍士廉政委迅速率领部队反击，但敌人早逃跑了。直到5月上句，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率领第三、第四、第一支队各一部分，遵照中央指示，坚决反击王尚志这支反共的顽固部队，打得他们溃不成军，我军攻占了太河等地，解救出了被俘的指战员。太河惨案是国民党反共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我们更清楚地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不久，我调任霍士廉政委的秘书，向他学习了很多党的知识，以后我要求直接参加战斗部队，他就派我到特务团二营当副教导员。不久，部队改组，又调回支队政治部当秘书科长。
当时敌人的烧杀抢掠，战斗日益激烈，部队生活非常艰苦，经常吃不饱、冬天也没有棉衣，常常是白天睡觉，夜里打仗，身体异常衰弱，加上缺医少药，在1939年夏秋之交，部队流行伤寒病，传染得特别快，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病倒，从连队又传染到机关，我也得了这种病，连续高烧40度，不能吃饭，不能行军，机关给我配了个通讯员照顾我，不几天他也病了，又配了一匹马，但骑上去就掉下来，这样跟着部队是个累赘，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派个担架把我抬到老百姓家养病。老百姓家里养八路军伤病员，要担很大风险，敌人知道要杀头的。老太太看我是担架抬来的重病号，不愿意收留，同去的同志再三说服，老太太也不点头，这时我从担架上抬起头来说：“大娘，你不要害怕，我死不了。”老太太看我意识还清楚，再加上同志们的劝说，就勉强收下了。
在老太太的精心照顾下，我的病情得到了康复。我告别老人家后先在表哥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找到了三支队，向支队政委徐斌洲汇报了养病情况，向党支部交上党的关系。徐政委看我身体还不太好，就说你现在身体还不太好，你先住两天，跟部队行军打仗怕吃不消，恰好山东纵队要各支队选调干部去延安学习，你准备一下，就去延安学习吧。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是党中央所在地，能到延安学习是做梦也没想到的，我就高高兴兴地说：“是，我到延安一定好好学习，回来再和大家一起打鬼子。”这时是1940年春末。
（二）
1940年春，我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各支队调集的干部共50人，从沂水县孙祖出发，经过半年的艰苦奔波，于1940年9月到达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鼓励我们说：“山东根据地贡献很大，八路军发展很快，但国民党力量也很大，太河惨案就是秦启荣制造的，他们听蒋委员长的，蒋委员长是个反共老手，要和他斗，但不要小看他，他是委员长嘛！你们在延安学习马列主义，回去要和日本人斗，和蒋介石斗，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延安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哲学、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毛泽东思想。我在延安军政学院学习不久，又调到联防政治部机关工作，在延安整整过了五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四十几位山东来的干部，在张子明同志的带领下返回山东。但到晋东南后，中央电令，已出发到各地的干部，一律到东北，和国民党争夺东北，我们奉命立即转向，于1945年10月到达沈阳。按组织上的安排，我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治部干部科科长，东北银行造币厂政委，东北银行信贷处长、区行副行长，辽宁省人民银行行长，辽宁省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厅长。1977年12月，被选为辽宁省副省长，1983年改任辽宁省政府顾问，1993年离休。总之，我从1938年参加八路军闹革命，在山东只待了两年，从1946年起一直在东北工作、生活。
（三）
在外奔波多年，如今年事已高，饮水思源，我非常怀念生我、养我、哺育我的博山，我到东北后，曾经两次回过博山，但时间短促，没有待够又走了。
人到老年总想念家乡，想年轻时的事，我想在博山念小学时的北亭子小学，念中学时的颜山中学，听说现在没有了，孝妇河、颜奶奶庙、小顶山还是老样子吗？听说小顶山已扩建成著名风景区，我真想回去看看。我小时候去过多次的乐疃、马公祠（是我舅舅家），听说都通高速公路了，变化真大呀！总之，我对博山的亲人、博山的山山水水都有一种怀旧的思念，但是我年老多病、行动困难，只能用笔表达我对博山深情的怀念。
作者简介：
王纪元，又名王瑞孚。1920年1月5日生于山东省博山县城西冶街。1958年5月参加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同年5月调入三支队，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历任：四支队宣传员，三支队技术书记、支队政委霍士廉同志的秘书、特务团二营副教导员、支队政治部秘书科长等职。1940年被组织派往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后任学院教育长张如心同志的秘书、留守兵团直属部队政治部干事、巡视员、联防军政治部干部科科员等职。离休前任辽宁省政府副省长、辽宁省政府顾问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