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家乡一一博山区北博山镇五福峪郑家峪，民国六年1917年博山县行政区划郑家峪属于第四区德化乡（驻下庄）。传说五福峪因山势走向有五条山峪，故得名为“五福峪”。地处南坪山下，由八个自然村组成，即：李家庄、岭东、郑家峪、西崖头、东崖头、崔家庄、马家庄、小杨庄。从庄头郑家峪到庄尾小杨庄约有五华里左右的路程。郑家峪位于五福峪的中部，过去有37户人家，167人，耕地127亩。清道光《创修郑氏世谱》载：“自始祖十公迁入邀土崖，至今五百余年矣。四世祖讳洪，迁于五福峪郑家峪。”据村里71岁的老人郑玉强讲：该村各户都是从郭庄迁来垦荒谋生的。因郑氏祖人迁来最早，居于峪口，故名“郑家峪。”而郑兴的父辈们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以农为生，日出而作，繁衍生息。尽管村头树下聊天的老人们总是羡慕山下淄河滩上那排石人石马的主人公，传说着翟尚书少年得第，科举进士，为官清正，戍边安民的故事，但却无法打破村民固守田园的平静。直到公元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人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国，博山城里的地下党员下乡发动，组织抗日武装，闯关东打过鬼子的郑兴带头响应，五福峪村举起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的大旗，一批批热血青年蜂拥而至，从而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声名鹊起，为后人所铭记。其代表人物郑兴，更为她在鲁中抗战史上留下凝重的一笔。
青年逃婚闯关东
郑兴，又名郑汉卿，1885年生（属马的），姊妹二人，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身高l米65左右，比他的弟弟都矮，四方脸，浑身充满活力、刚健、性格开朗，不笑不讲话，年轻时身穿军装很英俊很威武。一家人以种田、放羊谋生。郑兴自幼家境贫寒，幼年时曾在当地读过私塾。在他18岁那年，按旧的婚姻习俗，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托媒人为他找了一农家姑娘作媳妇。从小脾气倔犟的郑兴，因对这门亲事不满，不应自己的心意，个人婚姻终身大事，应由自己选择如意的生活伴侣，就是不认这个账。这在封建礼教盛行的年代，那还了得，真谓“大逆不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以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听父言就是不孝不敬，一气之下，被祖父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些道理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哪里还听得进去，尽管你们怎么讲，我有一定之规，一赌气，决定离家出走，一走了之，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当夜他偷偷地离开了生活十几年的家乡——博山，孤身一人下了“关东”。
1903年，郑兴离开家乡只身一人外出自谋生路，来到了东北——奉天。从小没出过远门，人生地不熟，年仅18岁的山村孩子在外谋生，茫茫人海举目无亲，只好凭着自己的一身力气出卖苦力来维持生计。后来经过当地的山东老乡介绍，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电话局当了一名电话工，后又当了邮差，成了一名邮递员，走街串巷，把邮件、信函、包裹送到千家万户。这期间，通过和社会各阶层的接触、了解，思想观念逐步走向成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生活道路上的酸、甜、苦、辣，生活道路的磨难。不想卖一辈子苦力的他，不久又从奉天来到了吉林——长春，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山东老乡叫孙墨佛，因他在家时上过私塾，有文化底子，就跟着孙墨佛先生开始学习书法，钻研学问。1921年，他考取了张作霖的吉林警官学校，毕业后，于1925年被派往中朝边境图们江边二道沟警察署担任外事警官。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考验，因其办事干练，处事果断，忠于职守，被L司看中，提升为警察署署长。
此时，早已超过谈婚论嫁年龄尚未成家的郑兴，在友人的关心帮助下，与在铜佛寺小学担任教员、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的满族姑娘常泽敏相识，两人一见钟情，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满汉通婚，入乡随俗，满族人讲排场，“摆谱儿”，汉族人看重礼节。娶亲是人一生中的大事，讲究点的人家，有娶亲前三天就在自家门前亮轿的习俗，执事们头三天就得里出来外进去地忙活，要的就是那种人来人往喜庆热闹的气氛。1915年，已30岁的郑兴与27岁的常泽敏结为夫妇。终于实现了他外出躲婚，按照自己的理想，自由择偶的愿望。
“马鞍子事件”替罪羊
1926年，在日寇占领下的朝鲜警方，不断对我进行寻衅，制造事非，被我警署警员将朝鲜警方人员痛打一顿，发生了“马鞍子”外交事件。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延吉二道沟位于中朝边境，早在清政府前中朝两方面就在此各设官吏，以维护双方边境社会治安，管理边民往来及通商事宜。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双方正式设立了警察署。一个是中国管辖的中方警察署，郑兴担任署长。另一个是朝鲜警察署，所长由金瞎子（朝鲜人）担任。日寇侵略朝鲜后，操纵朝鲜警察所所长“金瞎子”，向中国方面经常制造摩擦，挑起事端。郑兴对这种野蛮的行为，非常反感。对方一次次有意挑衅，引起了他的警惕，但是，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郑兴担任警察署长期间，通过他的关系调进了部分山东老乡当巡官。其中有一位巡官名字叫柴世荣（后为东北抗日救国军督战指挥官），此人就像《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样江湖义气很浓，有山东大汉的劲头。对日本人支持的朝鲜警方多次制造摩擦，柴世荣多数都在现场，可是朝（日）方面却很少从中占到便宜，十有八九是狼狈而归。有一次，“金瞎子”的马鞍子在中朝边界巡逻时丢失，经过寻找也没找到，他就诬陷是中国人偷去了，便通知中国警方为其查找。事隔几天之后，恰巧被一位中国农民在山沟里拾到了一个“马鞍子”，他认为可能是我边防军警人员丢掉的，便交给了中方警察署。署长通知朝鲜警察所来认领，可是“金瞎子”却有意进行讹诈，硬说他的“马鞍子”是用“金票子”制作的，非常贵重，是被中国人偷走的，必须给予赔偿。他的蛮横不讲理，使双方发生争执，动起手来，将椅子摔坏，郑兴一看有意拂袖而起，从外室退入内室，柴世荣等警佐一看时机已到，便把“金瞎子”和随从人员一起给教训了一顿，导致了一场“外交”事件。日本和“朝鲜”当局向当时的中国东北政府张作霖进行交涉，提出“抗议”，要求“严惩肇事者”。因此，郑兴被撤职，调往珲春东沟（中俄边境）任警察署长。这是一个只有几人的小警察署。
郑兴虽因“马鞍子”外交事件被撤职后，又被调往中苏边界警察署任署长，比原警察署的管辖权限、区域都小多了，但此处与苏联接壤，双方接触较多。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传到中国后，更激发了郑兴的爱国思想。期间，他还结识了当地的律师李延禄和驻扎在延吉的山东老乡王德林。在珲春东沟任职一段时间后，心情非常郁闷，总感自己的报国激情无法施展，才能难以发挥，1929年便辞去了官职到汪清县小城子赋闲。
小城子，当时是逃荒到“关东”的山东人集中地点之一，山东人在此垦荒的较多，有的好几代人都在这里谋生。当地地主、土豪劣绅对山东垦荒的农民进行剥削，残酷压榨，经常欺负山东来的所谓外来户，不发给他们“地照”，辛辛苦苦垦荒的土地被霸占，百般刁难。一次，山东农民与当地地主豪绅李二横子发生冲突，垦荒农民通过亲朋关系，登门找上曾经当过警察署长的郑兴为他们想法子，帮着打“官司”，为山东老乡出口气。他将事情的原委前前后后调查了解清楚后，找上当地有名气且有正义感的律师李延禄（共产党员、后为东北抗联四军军长）帮忙助一臂之力，两人以警官和律师身份，为山东垦荒农民与当地地主豪绅李二横子打“官司”。经多方奔波，在中共延边地下县委的积极支持下，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李二横子被国民政府司法机关判了刑，狠狠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正义。通过这件事，使他逐步认识到了旧制度的黑暗和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长白山下斗敌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不久，李延禄同志受党的委派到王德林部队中去工作，巩固其部队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在游击战中建立党的革命武装。因李延禄和王德林之间友谊深厚，派他去便于开展工作。王德林是山东人，有爱国思想，在苏联淘金时参加过苏联红军，曾参加过苏联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回国当了张作霖的警卫营长。我党通过多方做争取工作，国民党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七团三营营长王德林，正式打出“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旗帜。此时，正在汪清县小城子赋闲的郑兴因与王德林早就相识，又是山东老乡，两人来往密切，成为挚友。王德林对郑兴的学识和才能颇为推崇，应李延禄和王德林的邀请，他欣然就职，出任东北抗日救国军法官兼第五旅旅长，为东北抗日救国军整顿军纪，筹集粮饷傲了积极的工作。他积极支持我党在东北抗日救国军中的工作，和东北抗日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二人，化装成商人，到宁安县城筹款。
3月14日黎明前，他们两人化装后，为预防不测，分成两路走，集合地点约定在宁安县“官银钱号”。计划安排之后，两人分头离开房身沟王德林大本营驻地。这一天出发前，天色阴沉，风也刮的很大，走在路上，嘴里老是不住的嘀咕“天气可不要变”！若能保持一两天风高日暖的天气，那就好了。总之，希望天公作美，在两天之内不要变天。
宁安县，是原东北军第二十一旅赵芷香部队的驻防区，第二十一旅大部分兵力，都驻扎在横道河子、密山和绥芬河一带。在宁安附近驻守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县城内就是郭芙奎伪警备旅所属的一个团，此人是东北讲武堂出身，与他们熟识。而赵芷香所领任的镇守使公署也设在这里，李延禄他们曾代表王德林和他谈过一次话。第二天李延禄到达宁安县城后，与刘万奎取得了联系，得知赵芷香的警卫连连长项元英已带头反正，协同炮营三连连长么印清、刘万奎部的徐祥贵连长等于十四日晚拉出去了，并在牡丹江的乜河一带集结。由于宁安县的部队和市民，经常受到县第四中学地下党散发的抗日传单的影响，又闻讯“墙缝”大捷的喜讯，暗地奔走相告，因而影响到大批伪军反正，如同干柴，一点就燃。听到这些消息，使他们感到兴奋，充满了信心。于是，李延禄马上给伪“官银钱号”挂通了电话，电话筒里传来了商会会长范玉明讲话的声音，他问对方，现在你们是持什么态度呀？会长一听非常熟悉的声音，知道是他们来了，马上说，我们欢迎你们来，都是自己人嘛！接着说，你们派来的代表，已经到我们这里来了，现在正与我们谈着呢。李延禄说，随后即到，并告诉郑兴他要到赵芷香那里走一趟，最多一个钟头就能到你们那里去。一个钟头之后，李延禄到达伪“官银钱号”。在这之前，郑兴提前一天到达宁安县城，就直接到了伪“官银钱号”，将伪县长、伪税务局长、伪公安局长和伪教育局长及农会会长等人员召集在“官银钱号”，向他们阐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次提款是为了解决抗日救国军几千人的吃饭、穿衣和作战需要的枪炮弹药问题。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救国出点力。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镜泊湖”这一仗，你们打得太好啦，但是所有在“官银钱号”的敌伪存款，最好现在不要提，因为你们的部队没有开进来，这样提走，我们怎么交代呢？你们是否给我们点时间考虑考虑。他们两人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如果硬要坚持提款，把关系弄僵了，就会空手而归。于是便对他们讲，要让我们的队伍开进城来，也很简单，可是这样一来，部队就要攻城；如果守城的郭芙奎伪警备团不撤，一攻城双方势必发生枪战，宁安县的市面和市民百姓就会受到损失，希望大家能从自身安全来考虑。若接收我们的提议，“钱号”的经理和襄理，尽可以回关里去，我们发给遣散费，如果愿意跟着我们上山打日本，那我们双手欢迎。反之，真要打起仗来，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再说，现在城里也没有日本人的军队，难道就为了保住几个人的社会身份和敌伪财产，就让抗日救国军与伪军打一仗么？那好吧！我们可以考虑。十六日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三天来，他们两人与宁安县的伪官吏人员进行了斗争，他们沉着机智，晓以大义，据理力争，使“谈判”有了进展。第二次“谈判”继续在伪“官银钱号”进行。他们都说现在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说心里话希望把所有款项都交给抗日救国军。但是，经理和襄理都带着家眷，哪能就那么容易的说声走就走得了呢？正在犹豫不决时，从伪县政府打来电话，传来了我军火烧松已沟二次大捷的消息。又说，天野部队只从火网里逃出了四百余人，正朝东京城方向奔窜。另外，一支约有200人的敌寇，已从宁安县东兴镇出发，增援天野部队。敌情紧急，必须先把存款提出来，大势所趋，他们终于同意了。“官银钱号”的经理和襄理等人员，大部分决定跟随部队参加抗日，有个别的遣散回关里去。所有敌伪公款约20万元，其中有11万元是贷出的借据，只有现金9万元左右，全部装上卡车，由伪警察署派来的20名警察随同郑兴押赴到王德林抗日救国军总部驻地一五虎林村。这批提款，及时解决了抗日救国军万名将士吃饭、寒衣的燃眉之急，有力地保障了部队粮饷的供应。
1932年，抗日救国军左路总指挥马宪章密谋投靠日本人，抓捕杀害我穆棱抗日会会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干部群众多人。不久，在穆棱车站召开的抗日救国军穆棱首脑“秘密会议”上，郑兴揭发了马宪章的种种罪行，在他和参谋长李延禄的极力主张下，最后，会议决定由第四旅旅长刘万奎部解除马宪章的武装。同年9月，刘万奎在犁树镇处决了刽子手马宪章。
1932年的冬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围剿下，自卫军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在绥芬河投降日寇，护路军首领丁超乘机飞抵长春，就任伪满洲国内务府大臣，公然认贼作父。王德林率部与日寇遭遇，在日寇强大兵力的残酷围剿下，敌众我寡，兵力悬殊，但仍然坚持战斗，奋勇抗敌，最后不得已郑兴随王德林他们退到了苏联境内。
重返故乡举义旗
1935年，郑兴由苏联回国后，因东北沦陷，他被日本关东军通缉捉拿，无法在此安身，被迫离开他战斗过的地方，先到了青岛又从内地化装去北京山东公馆，馆长是孙墨佛，由于过去跟他非常熟悉，所以才投奔此处。不久，妻子常泽敏也绕道回国，乘船到达天津塘沽。尔后，他们全家又一起由北平经水路返回原籍博山——五福峪村。
在家赋闲不长时间，便听到了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郑兴曾凭一腔热血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军，在白山黑水间同日寇进行过一番苦战，不得已漂泊异国他乡，今日眼看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呼吁抗战，国民党军队抵抗不力，溃退千里，到底抗日救国的出路在哪里？他不甘心俯首当亡国奴，思想极端苦闷。便同返乡结识的挚友、博山县政府联庄会训练大队大队长徐化鲁彻夜畅谈，欲发挥各人社交能力，广泛联络原联庄会训练骨干和五福峪村及周围热血青年，准备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博山特支负责人张敬焘来到五福峪村，找到了正在徘徊思忖的徐化鲁和郑兴，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他们同中共一起合作，公开建立一支抗日武装，由党组织领导。这时省委又派谭克平前来协助，俩人共同做郑、徐的工作，郑兴和徐化鲁欣然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意见，春节后把组织起来的人带到莱芜县常庄一带集合，部队大部分和总队部驻到了响水湾的三官庙小学。在社会各界群众的支持下，部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定名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番号，这支部队编为第一总队，徐化鲁任总队长，郑兴任参谋长，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张敬焘任副主任。不久，党组织还动员部分党员和民先队员参加，池上村爱国人士鹿墨林和他的儿子鹿清津带领30多人也赶来参加部队。到3月间部队发展到300多人。在联合博山县保安大队李兴唐部和第五军吴鼎章部攻打博山城之后，党组织及时识破并粉碎了李兴唐等的阴谋诡计，由徐化鲁、张敬焘率部200余人编入四支队。郑兴闻知徐、张的动向后，也率部100余人投奔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编为一个连，郑兴被任命为三支队参谋长，从此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革命征程。
1938年的秋季，王京亭同志在滨县参加了吴化文的部队，被编在手枪旅当兵。吴化文部队在沂水与日军作战时，被日军击败，王京亭和另外两名弟兄从沂水县想逃回老家滨县，当他们走到博山县下庄时，被杨国夫率领的八路军三支队查获，杨国夫问明了他们的情况后，知道他们是吴化文部手枪旅的逃兵，就问他们还愿不愿当兵，当他们听说是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表示愿意留下来继续当兵，王京亭等就留在三支队参加了八路军。杨国夫把王京亭领到郑兴那里，介绍他当了郑兴的警卫员，这大概是因他年青又是手枪旅的缘故吧。发给他一支“二八”匣子枪，并给郑兴和王京亭每人一匹枣红马，郑兴使用的是一支手枪，王京亭的任务就是负责保护他的安全和传送信件等。由于战争和环境的缘故，郑兴的脾气在部队显得有些暴躁，有人这样说：“好汉子不愿跟他，赖汉子跟不了他。”
1939年的秋天，因环境恶化，日寇封锁，三支队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物资补给极为困难。当时，南边有国民党四师，北边有鬼子汉奸。便由郑兴和三支队驻博办事处主任张仲三带一连武装，在鲁中山区的莱芜、沂源、博山五福峪和淄川、益都一带活动，为三支队筹集物资。他们一行对百姓和蔼可亲，深受百姓的欢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敌占区驴驮、人担，运了很多粮食、鞋袜、电池、药品和物资。他还通过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在博山太河、池上和口头等地设立了给养筹备处，为三支队征集了大批的衣服、鞋子和数万斤给养，他还通过博山城里的上层社会人物筹集了一批款项，使三支队在日寇残酷围剿和严密封锁下，有了必要的物资保障，为巩固清河平原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只身一人到敌占区，为三支队的兵工厂购买了大批的钢材，通过地下关系运往我兵工厂供部队使用，为对日作战创造了条件。
1940年春天，一天，郑兴与警卫员王京亭俩人准备从池上去郭庄为部队筹集给养，因为是夜间，天黑看不清道路，又是走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夜黑难行。因夜间翻山走路，道路凸凹不平，又加上郑兴这一年已55岁，不慎一脚踏滑，脚下蹬空，从山上滚入山沟，将腿部摔伤，不能行走，警卫员王京亭这下可吓得不轻，这可怎么办，他摸索着将郑兴轻轻的扶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深一脚，浅一脚的终于把郑兴送到五福峪家中。经组织批准，在家养伤。为了使郑兴安心养伤，尽快康复，也为了人身安全，预防不测，便悄悄地从家里转移到山上一个场院的一间小草房子里住了下来，这样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若有情况也便于迅速转移。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他的伤势也一天天的好起来，转眼间就到了四、五月份。根据抗日形势的需要，鲁中区党委准备调郑兴回区机关工作。这一天的黄昏，据警卫员王京亭讲：郑兴正在场院小屋里披着上衣，坐着一把旧椅子，在一张破桌子上面写什么……，突然来人找郑兴同志，我当时在场院草屋后面，忽然听到一声枪响，直觉告诉我不好，立即跑过来一看郑兴已倒下，回头看时，人影已消失在黑暗中，这时天色已黑了，没看清是谁……。由于当时环境恶化，派去的人员和他发生误会，不幸中弹身亡。值得庆幸的是，在郑兴蒙冤遇害近40年后，党组织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中共山东省委派员认真调查核实，于1979年2月12日作出决定：“为郑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之后，省、市有关史志资料均记载了郑兴烈士的事迹，1995年省、市政协编纂出版的《山东抗日英烈》和《淄博抗日英烈》也专门作了收录。历史终于让这位从九一八后便投身于抗日战线的民族英雄真相大白于天下。
（王济世、蒋衍岗根据郑良琛同志口述及有关史料整理）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战火纷飞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在人们记忆中日渐远去。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现在这美好的日子，是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1943年4月2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公布的《山东省抚恤抗日阵亡将士、荣誉军人暂行条例》规定：“几抗日阵亡将士，不论其属于何种部队，均确认为烈士”。从1981年3月起，根据国务院发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与民政部发出的《关于编好烈士英名录等项工作的通知》，博山区成立了“革命烈士事迹搜集整理编写办公室”。依靠烈士家属和当地干部群众，当年完成了《淄博市革命烈士英名录》的编写工作。之后对县团级以上、荣立二等功以上和当地从事革命活动，影响较大的著名烈士及其英雄、模范事迹进一步进行搜集整理。
在《淄博市著名革命烈士英名录》中这样记载：郑兴，男，1885年生，山东淄博市博山区郭庄乡五福峪村人，1931年参加革命，牺牲时所在单位：山东纵队三支队，牺牲时职务：参谋长。牺牲时间地点：1940年4月，博山县被误杀，经中共山东省委派员认真调查核实，于1979年2月12日作出决定：“为郑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1985年，通过调查了解，根据知情人霍士廉、王京亭、张仲三同志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得知郑兴的长子郑良琛在北京工作的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调查线索，于是马上与其联系，之后郑良琛同志给我们回信介绍了他父亲郑兴的一些情况。这一年的夏天，我们乘坐青岛——北京的特快列车，经过6个多小时的旅程来到了北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广播电视部基建处的办公地址，很幸运恰好郑良琛同志没有外出，因为他经常外出工作很忙，这次也是从国外刚回来不久。借中午吃饭时间，约两个小时，在他的办公室里，满怀深情地回忆讲述了郑兴同志在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