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莱芜县寨里区边王许村一个贫农家庭，边首之是我的同胞兄长，他比我大七岁，是我的二哥。我就是在他和我的大哥边振泰（位鲁）的教育影响下，脱离家庭参加了革命。我们家境贫穷，全靠父兄全力维持。一年下来，收成不足全家半年的口粮。祖父、祖母和父亲已经有了大哥，就不太喜欢后来出生的二哥。他小时候，没人抱，没人管，受尽了苦难和磨炼。由于人口多，母亲的家务活很重。看二哥饿的哭，要去给他喂奶，祖母便骂母亲偷懒，只管孩子不干活。母亲看二哥在屎尿里浸着，十分心疼。所以宁可挨骂也要去给二哥挪挪地方，喂喂奶，并气愤地说：这孩子从生下来就没有人疼，就像是个“臭子”。自此，家里人人都唤二哥为“臭子”。我记得二哥长大后在县立师范读书时，他的同学们到我家玩，听到家里人喊他“臭子”，感觉十分好笑。回到学校后都以此名和他开玩笑。他认为很不光彩，回到家里和我祖母、父母吵闹着说：“你们不要再当着外人叫我的小名，人家听了和我开玩笑，真使人难为情。”引得在旁边听了这话的人都笑起来。从此，长辈们认为二哥长大成人了，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叫他的学名“振魁”。
我父亲是个独子，小时曾读过几年私塾，在我们村里也算是个能写会算的文化人，邻居给亲友写信，逢年过节写对联等，都来找父亲。记得父亲年轻时还在本村当过村长、小学的校长。我兄妹共五人（三哥五岁时夭折），父亲规定我们每人六岁时都得入学读书（当时本村小学是义学，不用交学费），但是只能上到小学，便无力再供我们升学。父亲培养我们小学读书的目的，仅仅是能达到写写信，打打算盘，会算账即可。二哥自小聪明伶俐，说话口齿清楚，说起事来也是有声有色，处事干活果断伶俐。因此，在同学中很有威信。还记得我六岁后上小学一年级时，二哥在本村小学也读完了最后一年。他一心想继续求学，但由于家贫，祖父母和父亲都不允许。他就在家拼命和家里人闹。家人无奈，只好同意他参加了在寨里组织的高等学校考试。家里人不希望他考上，没想到，他却真的被录取了。他高兴地跳着，跑回家报告好消息，可是二哥得到的不是一家人的欢喜，却是祖父母冷冷的面孔：“考上也不能去！”这可给二哥当头一棒。他愣了半天才猛醒过来，他像疯了似的痛哭起来。母亲难过的陪着流泪：“不是不让你去读书，咱们太穷了，交不上学费，你怎么上学？”后来，还是父亲不忍心，到外面设法借钱勉强给他凑齐了学费，好歹供他上完了高等小学。
二哥上学的寨里高等小学离我家六华里，每个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再背着一个星期吃的糠菜、煎饼和成菜回到学校。 在学校里吃饭，因为许多同学带的饭菜都比他的好，他就拿着煎饼和成菜躲到旁边去吃，有时连口开水都喝不上。但是他勤奋苦学，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身上仅有的一身衣服，往往是周末回家脱下来，躲在家里，待母亲洗净晾干后，周一穿上再回到学校。一次，他腿上长起了疥疮，一瘸一拐地走不成步，祖母和母亲发现后，逼着他卷起裤子。一看，才知腿上的疥疮连成了片，粘在了裤子上。祖母和母亲心疼的哭了起来。家里人死活不让他去，说等他调养好了后再去，他坚决不干，提起包煎饼的包袱就要走，大哥只好用独轮车将他送到了学校。有时星期六不回家，大哥便将煎饼给他送到学校。就这样，二哥坚持读到了高小毕业。
寨里高小毕业后，家里又是一场风波。二哥仍然坚持继续升学，但要到县城去读书，衣食住行加学费，这在我家里又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时他已能理解家里的困难，不哭不闹，可却是天天没个笑脸，板着个脸，吃不下睡不着。母亲也劝他死了这个心。他对母亲说：“咱家里地少，一家人靠种地有什么出路？只有上学，有了文化才有出路，哪怕是当个小学教员，对家里也有点帮助。”母亲听了也觉得有些道理，可家里确实没有这个能力。为了他升学的事，家里人一筹莫展。二哥天天闷在家里，也许真是为升学的事愁的，才10岁头发就有许多变白了。这时的二哥在家里的地位已不是从前。父亲看到二哥长出息，不忍心荒废他的学业。于是，又外出借贷筹款，好不容易才又供二哥上完了县立师范学校。
二哥在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本来还想去泰安或济南继续求学，但此时，家里已是借贷无门，他无奈之下到莱芜县城参加了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了李家封邱小学任教。他打算先当几年教员，用挣来的钱再继续求学。他的想法是很好，可万万没有想到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彻底打碎了他的梦想，他的任教生涯也被迫结束。一天下午，一辆黄包车将他和他的行李一起拉回了家里。一进家门，他阴沉着脸，气愤地和家里人说：“我连教员都当不成了，日本人打进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不抵抗，步步退却，要叫我们当亡国奴了。”他的这番话，大家听了十分惶恐。
其实，二哥这时已经参加了革命活动了。他在县立师范读书时，认识了余秉琛，1935年至1936年间，余在邻村赵家官庄任小学教员。二哥只要在家，余就来我们家，有时吃饭走，有时就在我们家过夜。他们谈得很投机。余一到我们家，大哥也很欢迎，而且跑前跑后地忙个不停。有时他们谈到深夜，余要走，大哥、二哥就一起送他回赵家官庄小学。
他们的那段接触中我得知余秉琛是共产党。后来我的父母也知道余是共产党了。我母亲很害怕，就对二哥说：“余秉琛看样子是个老实人，他怎么成了共产党，不是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到处杀人放火吗！”我大哥、二哥听了都笑着向父亲、母亲解释说：“这些话都是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一夫一妻制，还主张男女平等，真到共产党得了天下，人人都有地种，有饭吃。”并对我母亲说：“你可别听这些胡言乱语。”1936年的夏天，听说余秉琛被捕，要由莱城解往济南监狱。大哥、二哥一度很沉闷，母亲担心二哥会不会被捕，让二哥不要去学校教书，先躲藏起来时，他说：“你们放心，我在学校消息多，听到有事再躲起来不迟。”
卢沟桥事变后，中断了他的教员生活。在他徘徊的日子里，随着我们家里人到北山亲戚家逃难。大哥、二哥和堂兄振辰等来来往往，还常在一起谈论：日本帝国主义想三个月内吞并中国，五个月过去了，他也吞不下这样大的一个中国。有一天二哥从外面高高兴兴地回来对我母亲说：“中国有救了，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步步退却，不到半年，致使大半个中国沦为殖民地，现在好了，有了共产党，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战，打倒日本侵略军，我们不要光避难了，回家去。”我们家距交通要道近，消息比较灵通。我们全家人就在他的主张下，由偏僻的山村回到老家。就在这年的冬季，他不避气候寒冷，和他的同学、老师们往来频繁，看他情绪也乐观起来，性格也变得开朗了。不管对外人，对家里人，只要有空坐下就有说有笑，大谈中国人不能等着做亡国奴，要站起来，要团结起来，打击日本侵略军，我们抗战是正义的，日本人到中国来打我们是不人道的，只要中国人齐心协力，就会打败日本侵略军……。看他谈的津津乐道，我的叔婶们都说他：“振魁，看你说的，像真的似的。”他很有信心地说：“你们看嘛，终会有那么一天，会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是不会做亡国奴的。”
这年春节过后，家中有十多口人吃饭，自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除父亲、哥哥坚持下地做农活，母亲和嫂子们都到野外挖野菜给一家人充饥。父亲为穷口子愁的吃不下饭，母亲看着一家人干活还得挨饿，有时就一边流眼泪一边做活，他就说：“娘，你别发愁，听说共产党不仅领导人民打日本，还要组织成立人民政府，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政权，穷人就得救了。”有一天晚上，他很晚了才回到家里，母亲还在微弱的油灯下做针线活。他推开房门，兴冲冲地走到母亲身边坐下来说：“听说共产党的队伍开到南山了，我要去南山找共产党，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出路了。”母亲一听，儿子要去当兵，那怎么行，就对二哥说“可不行，咱在家挨饿也不能去干那个。”二哥这天晚上和母亲谈了很久，他一直在劝说母亲……。他终于说服了母亲，才高高兴兴地去休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背上一把大刀离开了家，与他一起的还有边振辰、边恩培等。
二哥参加队伍不到两个月，在淄川的马棚村，因四中队的旧军人想叛逃，被我军包围缴了械。在此次事件中，二哥不幸负伤，被送回家里养伤。家里人十分心疼，母亲跑前跑后，问长问短。二哥劝慰母亲：“只是擦破一点皮，组织上派人给上药，还送吃的，我要不是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哪还有人管，再换几次药就好了。”在家休养了一个月，伤势还没有痊愈，他再也待不住了，便常常外出。一天，他忽然对家里人说：“我的伤口全部好了，我要去找部队了。”
母亲看他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样子，不让他走。他说：“不行，明天必须走，我这样一天走百十里路没有问题。”二哥决定的事，大家知道谁也阻拦不了。后来，我大哥才对我说：“你二哥负伤时的一颗子弹头还留在肉里，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无法取出来，直到他病逝，这颗弹头仍埋在他左胯部的骨肉里。”1940年冬，二哥在博山县任县委书记时，我已参加革命，在莱芜县八区妇救会工作。他去泰山地委开会结束后，和几位警卫人员转道来我们家住了一天一夜。这时又恰逢我由八区调到六区妇救会工作还未报到。知道他回家的消息后，我也赶回了家和他见面。他知道我要去六区工作时，便让我和他同行，这样家里人也放心。临别时母亲还一再唠叨，外出要小心，碰上小鬼子怎么办？二哥拿起匣子枪笑着对母亲说：“你看，有这个，我们怕什么，我们碰上鬼子就打，打不过就跑，我们地形熟，没关系的，你放心吧。”这是二哥最后一次离别父母。
在他回博山县的路途中，我在莱芜县六区的苗山村留了下来，他则和警卫人员继续前进。分手时他对我说：“我走了，你在新的岗位上要好好工作，多学习。这里距我工作的地区不远，有机会多通信。”
1941年的冬天，我在鲁中区妇联工作时，日本鬼子大举出兵对我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区党委机关立刻疏散到各地区，我随机关部分人员到了泰山区地委驻地——文字现，后又随泰山区妇联的梁超同志到了博山县。这时博山县委驻东邢家庄（现博山区南博山镇邢家庄），在县委我见到了二哥。这是我们兄妹的最后一次会面，也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次会面。看得出他是在病中，身体十分虚弱，但精神依然很好。当时他正在主持会议，散会后才领我到了他住的房内，关心地问这问那。我焦急地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说：“我也说不清，不过不要紧，已经好多了。”我们这次分手都依依不舍。他拿出一件土制的粗羊绒背心说：“你要走了，我没有啥送你，这个你穿上吧。”你记住：“回去后要好好工作，要听党的话，环境再艰苦也要坚持下去，家里有当地政府照顾。”说完示意我可以走了，他站在院内望着我走出了大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二哥的形影和话语总在我眼前和耳边萦绕，我也曾几次去信询问他的病情，但却一直没有接到他的回信。1942年春天，我在新甫县知道了他病逝的消息，我悲痛欲绝。二哥年仅二十五岁，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的去世，使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让母亲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二哥死后，他的遗体由组织上设法送到了离我们村八华里的鱼池村暂时掩埋。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秋，村里的乡亲们在博山县委和组织上的支持下，重新将二哥的遗骨葬在了老家边王许。
就这样，他默默地伴随着自己热爱的家乡和父老乡亲，长眠于地下。全国解放后，我每次有机会回家，都会到他的坟前看看，以此来寄托我的哀思。
人物简介：
边首之，又名边振魁、边利鳌，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寨里区边王许村。1957年11月组织参加香山抗日游击队；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历任博山县委组织部长、博（山）莱（芜）蒙（阴）三县边区联防办事处副主任、博山县县委书记等职。1942年1月因病去世，年仅25岁。
边玉莲，边首之妹妹，1924年出生，抗战时期在莱芜县六区妇联、鲁中区妇联等单位工作。为国资委系统机械部离退休干部局离休干部。
局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