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刘家台，与博山城相距只有五六十里路，地处城南山区，鲁山西麓，博、莱两县交界的地方。我村依山傍水坐落在一个土台上，周围丘陵连绵，北山松柏成林，南山桃梨满坡，村前小河四季流水。
1937年的时候，村上共有70来户人家，300多口人，200多大亩地。就是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七七事变的炮声也把它震动了。当时，村卜人们瓦相议论，“日本侵略中国了，今后咋办？”有的老年人悲观的说：“要是日本鬼子占了济南，咱就先把猪杀掉，吃了赚起来。”有的青年人则说：“他来了，就同他拼，老婆孩子齐上阵，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咱没有洋枪洋炮，鸣枪菜刀照样干。”那时，许多人感到国难临头，焦虑不安。不久，韩复榘不战而退，国民党的省政府躲进了鲁山的东里店一带，济南沦陷了；国民党的县政府也闻风而逃，狼狈地撤出了博I JJ城。一时之间，整个社会动乱了。土匪杂牌军四起，全县境内大大小小近-r-股，到处起枪，催粮逼款，欺压老百姓。各村地富及有权势的人物，也纷纷组织各种道会门，逼迫每家每户都要有人参加，为其保家护院。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村组织了罡风道，乡亲们天天背着大刀，扛着梭镖，日夜祭坛，与反动势力对抗。一直到1938年春，我的家乡一带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1938年的夏初，我们村上来了一个陌生人。他身材高瘦，衣着朴素，举止庄重，笑貌可亲，后来知道，他就是我们党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张敬焘同志。敬焘同志到村上以后，住在小学的北屋里，这里原是小学老师的住处。那时，我才十二岁，记得当时有许多青年人经常到小学去找敬焘同志聊天。我和一些同学有时跑到学校里去玩，就躲在他住的房门外头好奇地瞧他们说话、写东西。有一次，敬焘同志从屋里走出来，其他同学马上都跑了，我没跑，敬焘同志就问我，姓什么，住在哪里，老人叫什么名字，我一一做了回答。说罢，他就又回到屋里去了。我祖父国斗南是个穷秀才，敬焘同志一到村上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爱打听点新闻，经常向敬焘同志问这问那。他一谈到敬焘同志就十分敬佩。记得我丹城兄到鲁南去受训时，行前，祖父对伯父讲：“让他去吧，敬焘讲得有道理，不会走错路。”
不久，敬焘同志的住处，又从外地来了几位同志，其中有边首之、王毓臣、刘华南、于澄清等同志。这时，敬焘同志是八路军驻博办事处主任的名声，也家喻户晓了。小学的情况也与过去大不相同了，从早到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特别是傍晚，王毓臣同志在学校的院子里教大家唱歌，记得歌词是：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英雄的八路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抗日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这是八路军驻博办事处的同志，在我们村上教唱的第一首抗日歌曲，也是我们村上青年、儿童第一次学唱抗日歌曲。当时，敬焘同志也经常亲自教大家唱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3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小学南屋教室里，敬焘同志教歌的情形。屋里都是年轻人，靠墙站的整整齐齐，只有我是个小孩，站在排尾。敬焘同志教的歌词头一句是：“噢！我们队伍，发源在那徂徕山上……”他一面教唱，一面用手打拍子指挥。因为他唱的声音很洪亮，所以大家也放开嗓门学。一个晚上就把这首歌学会了。
1938年秋收以后，村上建立了青救会的组织，负责人是刘统瑛同志。原来小学的教室也改成了俱乐部（小学迁到村东头另一处房子）。那时，村E有一部分青年，如刘惠之、刘圣邢、刘统钵、国丹城、国都君等同志，已到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一分校（驻鲁南岸堤）受训去了。当时青救会的工作很活跃，一到晚上就开会、唱歌、练操。我们许多儿童也随着青救会一起活动。他们在俱乐部唱歌，我们就在窗外学；他们在广场持刀练操，我们就在广场周围三五成群的模仿；他们开会，我们就在旁边悄悄地听。我们有时影响到他们的活动，就受到批评。在儿童当中，我年龄是大一点的，总想参加青救会的活动，但又不够资格。我一看到俱乐部有活动，就想进去。初次去时，思想顾虑很大，怕被赶出来，所以进去以后，就小心谨慎，特别守规矩。以后，我每次去就自动站在排尾，跟他们一块学歌、听讲话。有一次，青救会每人发了一个学习本子，还给了我一个。本子是粉连纸的，三十二开折叠起来用线装订的，封面是粉红色的包装纸。这本子是春城兄交给我的，并代我在封面上写了我的名字。我拿到本子以后，高兴极了。我在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了青救会出的讨论题：“日本侵略中国为什么必然要失败？”
当时，驻博办事处通过宣传、组织、动员等工作，村里的青壮年在抗战初期，先后脱产参加抗日工作的就有20多人。其中，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如刘学山、刘化兴、刘崇新（女）、刘帼巾（女）、刘统瑛、杨锡美、国银城、国振华、国春城、国禹城等同志，都是那个时候参加革命工作的。
1938年冬，办事处的王毓臣让刘持勤和我两个人组织儿童团。以后办事处又来了钟毅、刘皆二位女同志，她们也在村上酝酿组织妇救会。我们儿童团组织时，只有30多人，白天上学，晚上集会活动，主要是学歌、练操。那时，我们唱歌，大部分是从青救会那里学来的；练操，没有人专门教练，也主要是从青救会那里模仿来的。开始，站队站的像条弓，走起步来拉拉杂杂，步伐也不齐，跑起步来不是乱了队形，就是有人掉队。以后，我们逐步练得很整齐，不论是稍息、立正，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还是齐步走，跑步走，向后转走，都能做到令行禁止，十分整齐。那时，我们最爱一面走着一面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抗日救亡进行曲》。我们儿童团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抗大校歌））等二、三十首抗日歌曲。
那时，不管是召开村民大会，还是区、县召开群众人会、军民联欢会，都是把我们儿童团安排在会场的最前面。正式开会前，大家都唱歌，我们儿童团往往是打头一炮，经常与青救会、妇救会组织拉拉队，互相赛歌，直至宣布开会，歌声才停下来。
那时，不管在小学、识字班、夜校学习，还是下地干活、上山拾柴，随时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革命歌曲，既教育我们广大少年儿童树立了抗战思想，也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
1939年至1940年，是我村儿童团的兴盛时期。这时，驻博办事处已经移防，由我村搬到了下瓦泉。1939年夏秋之际，在国民党旧政府溃不成军的情况下，我们这一带相继成立了夏庄区区公所、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的县长是敬焘同志。区里有三个组织，即区委、区公所、区动委会。区动委会下面配备有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的干部。区里第一任儿童团长是王毓培同志，王调走以后是郑良新同志。当时，我当儿童团长的任命书就是良新同志交给我的。他经常到我们村上去检查儿童团的工作，布置任务。这个时期，我们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儿童念书识字，组织儿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对适龄儿童，能上学的就上学，白天不能上学的，晚上参加夜校识字班学认字。我们当时参加的抗日救亡活动，主要是站岗放哨，拥军优属，以及减租减息运动等。
站岗放哨是我们儿童团的任务之一。那时三十里路以外的八陡就有日本鬼子的据点，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奸细混入根据地，各村都成立了自卫团，实行昼夜站岗放哨。成年人白天都上坡干活，我们儿童团就一边上学，一边轮流到村头站岗放哨，还负责送信，传递情报。当时我们主要跑三条路线，东至青杨杭、南至邢家庄、北至盆泉。每天几乎都有情报报告博山城敌人的动态，兵力的增减，出城骚扰的情况。我们凡是接到插有鸡毛的或写着“火速”二字的情报，就立即送走。1939年冬，有一天下午快放学了，由青杨杭送来了几封三角折叠的情报，上面写着“火速”二字，并在字旁划了两个圈。孙向东老师看了下，对我说：“快放学了，你赶快送去吧！送下就回来，不要在路上磨蹭。”我把信往口袋里一装，拔腿就跑。老师看我有点着急，追到校门口喊了一声：“你不要急，别把信丢了。”我回头嗯了一声，用手捂着口袋就往邢家庄跑。跑到邢家庄东头的老槐树下，天就大黑了。我把情报交给站岗的以后马上向回跑，走到孙家林旁边时心里有点紧张，过了南河崖，走到泉水沟，心脏一个劲地跳，一直爬上和尚台才算松了一口气，回到家里老人已吃过晚饭。拥军优属是我们儿童团的经常活动。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些军民联欢会和到集市募捐慰劳八路军的活动等。当时搞募捐活动是区里郑良新同志布置的。由我们年龄大点的儿童组成宣传队，拿着红绿小旗，到附近的西邢家庄集上去宣传为了抗战救国，要“有人出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革命道理。我们募捐来的东西，主要是手巾、肥皂、铅笔等。
在优属方面，我们主要是帮助家中无劳力的抗日家属打水垫圈，上山砍柴。这些活动，有的是儿童团开会布置以后，按抗属的情况分户去做，有的是统一行动，集体一块干。上山砍柴，就是集体活动，大家一起上山砍，统一背回学校，然后再分配给抗属。同学们上山时，就像部队出发打仗一样，可自豪了。一个个带着扁担、绳子、镢头、镰刀等工具，一出村先在野地里打一阵“游击”，戏耍一阵子才上山。大家干起活来，你追我赶，互相比赛，干劲可大呢，每个同学的额上、两颊都流着汗迹，好似唱戏的大花脸。有的同学衣服被刮破，手被刺破、磨出血泡，也从不叫苦。大家都想为抗属多砍回一些柴来。
我们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开展得比较早的。在运动中，我们儿童团可积极哪，每到晚上，我们就集合到学校的院子里，不是帮助妇救会催人上夜校，就是帮助农救会找人开会。同学们每晚总是先东跑西窜地完成某些传令兵的任务之后才开会。开会时，活跃会场的事也少不了我们，歌曲，我们唱得最多，口号，我们喊得最响亮。记得当时唱的歌曲是“谁养活谁呀？”呼的口号是“坚决实行二五减租！”有时开到深夜才散会。
在其他政治活动方面，我们主要是参加了区、县组织的一些群众性的集会活动，如庆祝“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及军民联欢会等。这些大会，当时一般都在瓦泉、下庄、杨峪等地召开，我们儿童团都翻山越岭地去参加，特别难忘的一次活动，就是1939年春天，我们儿童团和妇救会一块出发到莱芜县的古德范附近去欢迎从铁路北过来的八路军。那次，我们头一天准备好了红绿小旗，第二天一清早就出发，迎出去了二十多里路，在大路旁边，从早晨一直等到中午，才迎到了日夜盼望的老红军。一共来了二、三十人，其中有三四个骑马的首长，向我们挥手致意。这次欢迎活动是驻博办事处的同志组织的。那时，各村的妇女、儿童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去欢迎的群众只有我们一个村的人。
从1941年至1943年，是少先队的活动时期。抗战初期的儿童这时已成了少年，组成了少先队。那时，与我村相距十二里路的北博山已建有敌伪据点。日寇对我根据地经常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逐步蚕食，到处建筑碉堡。根据地许多变成了敌占区或游击区，对敌斗争十分艰苦。1942年，与我村相距不远的青杨杭村和南博山村，也先后被伪军建立了碉堡。在这个时期，虽然敌人近在咫尺，环境十分险恶，但是，我们少先队与其他群众组织一样，既没有向敌人屈服，更没有被困难吓倒。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少先队有的披红戴花参了军，有的报考了我地、县设立的抗日高小、泰山中学；有的跟随村里的民兵、自卫团坚持了抗日活动。讨吴战役时，我们参加担架队到蒙阴县的钓鱼台割敌人的电线；向日寇、伪军开展政治攻势时，我们随同民兵、区中队，在夜间出发到洪山口村的敌伪据点去喊话，争取伪军反正等等。
由于党在我村开展工作比较早，群众组织比较活跃，抗日工作开展较好，参军的同志也比较多，所以被敌人看成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就在1941年7月的一个夜间，日寇宪兵队突然从博山城出动了一二百人，层层包围了我村，企图把这个驰名远近的抗日堡垒村一举摧毁掉。敌人清剿之计，蓄谋已久。他们这次偷袭，为避开我联防岗哨，不走村东公路，而从村西盆泉岭山路摸下来，一接近我村，即四面设岗布哨，然后悄悄地进村撞门抓人。当时，我民兵、自卫团虽毫无准备，但临危不惧、英勇突围。民兵刘化远同志，被敌人堵在屋内，他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向敌人开枪，冲出屋外，乘机跳越院墙而脱险；刘化庆同志在突围时与敌人迎面相撞，英勇牺牲在大街上；刘孝全、刘统兴、杨锡田等同志，被敌人抓住之后，面对枪口，宁死不屈。敌人逼他们去博山城，他们坚定地说：“打死也不去。”当场被敌人枪杀在盆泉庙子岭上。这次，我村损失比较大，除牺牲的同志以外，男女老少还被抓走了七、八人。当时，幸亏青纱帐起来了，人们突围后都隐蔽到庄稼地里去了。同时，也幸亏区中队和邢家庄的民兵及时支援，迫使敌人迅速撤退了，否则，天亮以后，损失还会更大。
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件事件，人们提高了警惕性，加强了战备观念。民兵实行劳武结合，白天持枪下地干活，夜晚外出隐蔽，随时都作战斗准备。自卫团在少先队的协助下，也增加了岗哨，昼夜轮班警戒。许多人自动在家里挖墙洞，架木梯，设置联防通道；在野外挖地窖、垒堰屋，作为疏散隐蔽点，随时准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1941年秋后，日寇连续大扫荡，曾把我村火烧三次，打死好几人。记得其中有一次，敌人从我村一直烧到上瓦泉村，所到之处，见人就打，见物就抢，见房就烧，村村不留，真是惨不忍言，罄竹难书。当时，老百姓被糟蹋的缺衣少食，生活无着，困难重重。
苦难教育了人民，人民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和信念。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民兵组成游击小组，昼夜活动在各个山头上。自卫团、妇救会、少先队等都动员起来，开展空舍清野活动，不论家里或野外，凡是能疏散、隐蔽的东西，统统都疏散、隐蔽起来，甚至在草房顶也抹上了泥巴，使敌人想抢找不到，想烧烧不成。为了度过艰苦的岁月，1942年春，我们少先队随同自卫团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武装征粮运动。当时，全村共去了十几个人（其中少先队三、四人）。头一天下午到莱芜县响水湾集合，当晚100多人在区中队、县大队的掩护下，急行军走了几十里，到达敌占区王村。一进村，狗就狂吠，敌人马上打枪。当时，我与伯父国斯晋、大伯刘允本是一个小组。我们按指定目标跑到一个漆黑的西大门，叫门不开，想越墙而入。因门楼高上不去，我们急中生智，找了一根很粗的杠子，三人用杠子一起向门上撞，刚撞了几下，里边有个女人答话开门了。我们进去一看，好家伙，从房屋建筑到屋内摆设，真是个大财主。她的粮仓五谷俱全，我们只装了三口袋麦子，并告诉她：天明以后，到村公所去算账。我们紧张地赶到集合点，敌人还在打冷枪。第二天中午返回响水湾，在国库过秤时，数我扛的少，只有40多斤。
经过党数年工作基础的刘家台，是经得起斗争考验的。环境困难了，人心没有散。民兵照样坚持边缘对敌斗争，各群众组织照样进行抗日活动。敌人蚕食了南博山、青杨杭，刘家台的小河就是敌人越不过的雷池。我村没出过汉奸投降派，一直和敌人硬拼硬干，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1943年春，青杨杭、南博山的伪据点拔除了，我村同邻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立即开展了生产自救，整顿组织，恢复学校的工作。人们在敌人“三光”政策的废墟上，重建了家园，开始了新的生活。
（本文摘录于《淄流滔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