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引路人一一怀念马骏
在我的革命生涯里，有一位永远值得我怀念和敬重的人。是他，把我和与我有着同样志向的一批青年引向革命之路，投身民族救亡的斗争中。他的名字叫马骏。马骏是我的同乡，原名生坤，字骏厚，博山区南博山镇青杨杭村人，1938年2月入伍，牺牲前任淄博独立营副政委。原本是一介书生的马骏，从1931年至1938年间由一名进步学生变为一名爱国教师，最后在民族危亡之时，毅然弃笔从戎，投身革命，成为我军一位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指挥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妄图一举灭我中华。仅半年时间，日军即侵占了山东各大城市及重要交通枢纽。博山的国民党政府没有组织力量抵抗，先后闻风逃窜。1937年底，日军的铁蹄踏进了博山城，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民族危亡时刻，每 一个爱国志士无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拯救中华，赶走侵略者？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然而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日寇大举侵华，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我们这些青年人当时一直在想：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么就让一个小日本百般欺凌，堂堂政府为何连抵抗一下的能力都没有？难道我们就这样当亡国奴吗？1938年3月，铁的事实又一次教育了我们。一个黎明前，一百余名日军和汉奸，突然将我们青杨杭村团团包围，从南山开始，逐户搜查、抢劫。枪声、哭喊声连成一片。我邻居的一个弟弟马修积被鬼子当场枪杀。眼前血的事实，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怎奈我们手无寸铁，没有自己的武装，眼看着小鬼子和那些中国人的败类胡作非为。这件事给我们很大的震动，尤其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绝不愿意再这样束手待毙。也就在这前后，附近的几个村相继成立了旨在抗日保家的道会组织。这些组织中的道友，大都深受反动势力压榨，具有爱国热情，积极要求抗日，我村在马汝忠、马汝耀的倡议下，也组织成立了“罡风道”，号召19岁至25岁的男青年自愿参加。现在看来，该教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如号召青年人教自会有“神灵保佑”，吞符念咒便可“刀枪不入”等等，但在当时，我们还尚未找到先进的思想，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为把全村青年人调动起来，投入到抗日保家斗争中，这一组织还是有着积极进步作用的。我记得1938年夏季，郭庄一带的顽军吴鼎章部多次骚扰平民，我们应约前去支援当地道会。途中得知，其他道会已将顽军打退，虽未直接参战，却也受到了一次锻炼。后来听说那次战斗敌我双方互有伤亡，也正因为如此，“刀枪不入”的神话开始不攻自破。
我们青杨杭村的老百姓历来有着不屈不挠的传统。然而，愚昧和闭塞，也使得他们不能很早就懂得革命道理。当时村里虽有个别青年参加了革命，却都极其保密，甚至连本家都不知道，马骏就是其中的一个。从1938年的春天到秋天，我村开始有八路军过往，但当时看到的大都是穿着不整、武器杂乱的队伍。后来也听说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同国民党的队伍不一样，可到底如何，说法始终不一。在这同时，村里的“罡风道”也由于道友们过于分散，力量渐渐显得单薄，难以应付突发事件。要使抗日斗争真正持续下去，则需要一种真正强大的推动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任何一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道会组织所无法凝聚的。1938年秋末的一个晚上，马骏从部队回来了。当我们从他的三弟马生震那里秘密得知这一消息后，别提多高兴了，很快便有十几名青年汇集在本村大庙的一所小学等候他的到来。好一个马骏，身材更加魁梧了，长方形的大脸，衬托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上身穿着一件半新的白衬衣，下身穿着一件蓝色的细布裤。一见面，先是微微一笑，这一笑仍然像他当教师时那样和蔼可亲。“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大家都好吧？！我在部队，大家多次托人让我抽时间回来介绍一下八路军的情况，我这次就是特意请假回来看望大家的，更重要的是，还想同大家商量点事情。”一听说有事情同大伙商量，大家情绪更高了。他看了一眼大家接着说，“你们知道，自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吞并了我华北，目前又步步逼近，从北平到广东沿省，华夏土地也没有一块完整的了。我们山东也早已被日军占领。日军的大炮已打到了我们的家乡，屠刀已砍到了我们头上，国家到了最危急的关头！”马骏越说越激愤，“大家还记得吗？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惨遭沦陷，人们流离失所，灾难深重，荒山野地留下了数不尽的尸骨，仅辽宁一个叫阜新的煤矿，就被日军活埋了上万的矿工啊！”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亡国始知亡国恨，无家方晓无家愁，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呀，凡是进步青年，有志的青年都应该踊跃参军，为民雪耻，为国报仇，这也就是我今天要同大家商量的事儿。”一席话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里，我们这阵子所想的、所议论的、所关心的不正是这些吗？我们因国民党腐败无能而愤怒，又为自己报国无门而焦急。一时间，憋了一肚子的话全都倒了出来，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停。这时有人问到了八路军，希望知道八路军的情况，马骏不无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参加这支队伍的都是像我和你们这样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都是胸怀大志，不怕牺牲，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性男儿。我们要抗日，要赶走日本侵略者，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队伍。国民党腐败投降，汉奸恶霸投靠日寇，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担当起救国的重任。是的，尽管这支队伍目前人数少，装备差，比不上国民党正规军，但他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是代表了中国的广大民众的，因而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你们说对吗？”
“对，太好了！八路军真是好样的！”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八路军中有你马骏，我们猜也错不了！”
时间过得真快，已是子夜时分，大伙仍未有一点困意。马骏原打算第二天再同大伙细谈，没想到大伙情绪这么高。
“骏哥，你不是说，没有三天三夜的饿肚子就不能当八路军吗？你就是讲三天三夜我们也坚持得了。”
“是啊，我们一直在盼着你回来，平时只要有八路军过往，我们都跑向路边，挨个看，挨个找，可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说实话，我们对村里的“罡风道”早已不抱信心，私下里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但又不知出路何在？多么盼着能有人讲讲道理，指指救国之路啊！”
“对，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偏偏被小日本侵略？我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大伙七嘴八舌，小小的教室一下子又像开了锅似的。马骏听完了大伙的议论干脆站了起来，“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你们还没有参军就准备饿三天肚子了，精神可嘉啊！”大伙一阵大笑。接着，马骏单刀直入，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开展抗日救国的道理，从发动群众共同抗战讲到如何搞好村里的抗日宣传。马骏在谈到自己时说：“我原来也和大家一样，虽有爱国之心，却找不到革命道路。后来我在石马村小学教书时，一个姓张的老师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尤其是卢沟桥事变更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国家将不复存在，我焉能安心教书？就这样，我投身了革命，加入了救国救亡的队伍。尽管有牺牲的可能，可我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
大家被马骏的话语打动了，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生怕漏掉一个字，目光中带着深深地敬佩和信服。
这时，有个青年担心地问道：“可是眼下八路军力量小，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吗？”
“当然，敌人的表面是强大的，但他们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我们眼下力量虽小，可一旦唤起民众，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这股力量是不可阻挡的！眼下也有人在等，在犹豫，甚至日本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了还不思反抗。你们说，是坐吃等死当亡国奴，还是拿起刀枪和敌人拼？即便是死，也要死得其所！”
“骏哥说得对，要想活，只有抗战，只有参加八路军！”“觉悟的提高需要有个过程，不能凭一时的冲动。而且光你们这些人提高觉悟还不行，还要让全村、全国的老百姓都提高觉悟，都懂得抗日的道理。我这次回村，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多结交一些像你们这样头脑清醒、有志向、有爱国心的青年，并通过你们更广泛地接触村里那些有为青年，使之逐步走向抗日之路。”
大伙十分激动地听着，有人开始当场表态，要说服家人参加八路军。还有人干脆想这次就跟骏哥走；也有的一时还拿不定主意……马骏微笑着对大家说：“不要着急，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很迫切，可参军毕竟不是儿戏，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况且还有你们的父母，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怎么做他们的工作？这些都要考虑周到，再说，觉悟的提高要有个过程，有的人思想通了，有的人还要再想想，这是很正常的。八路军不能做强人所难的事。不过，一旦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就要树立起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做到义无反顾，不取得胜利绝不罢休！”说到这里，马骏又提高了嗓门，更加自信地说：“中国的历史决不能再重演，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四万万同胞作可靠后盾，有一支正在发展壮大的八路军武装和地方武装，日本鬼子的野心是不会轻易得逞的，他们国家小，兵员少，战线又拉得长，难免胃口吃不消。前不久，我们在八陡打了一次伏击，把日本的一个小队包围后全歼，而我们却无一伤亡。实践证明，日本鬼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
深秋的夜又凉又长，但我们却感到浑身暖融融的。推开教室的门，我们仿佛看到了喷薄的日出。天就要亮了…
从1938年9月至1940年2月，在马骏回村动员青年参军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全村80多户人家，有43名热血青年参军参政。我也于1939年参加了八路军山东四支队。
也就是从那个深秋起，我与马骏再未见面。1945年12月5日，在解放博山城战斗中，马骏光荣牺牲，时年32岁。
作为把我领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人，我将永远怀念马骏同志。
军民情深
1941年，我们鲁中四支队一团一连，经一夜行军到达莲花山北面约40户人家的小山庄——杨家庄。连长王纪武站在队前，大声问：“同志们累不累？”同志们一致回声不累，又问大家饿不饿？大家又一致回答不饿。这时，丁兆启举手回答：“连长，我的肚皮和后背快贴在一起了，腰带按连长的要求也勒得很紧。我是真饿了，背的粮袋子里的一点地瓜干早就吃完了。”王连长笑着说：“同志们一致回答不饿，这是精神食粮，要发扬饿肚子的精神。小丁同志说实话，是好同志，应向他学习。”小丁又举手问道：“你饿不饿？”连长答：“和你一样。”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值班排长刘京东带头大喊一声：“向连长学习，向连长致敬！”这时，司务长已找到村干部借粮。村长说，因去年天旱无雨，又遇大批蝗虫，庄稼严重受害，粮食歉收，特别是日伪军多次扫荡，对根据地破坏很大，老百姓常年清室空野，仅有的一点种子埋在田野，我可以扒出10多斤玉米给部队。司务长谢绝后，便又到附近村找，仍没粮食。返回后，村长送来了10多斤玉米，司务长再次婉言谢绝。村长无奈中将玉米种子带回，便将自己的两棵榆树锯掉，一棵留给老百姓，另一棵将树皮剥掉，由司务长带领炊事员拿回，将粗的外皮弄掉，里面的白皮用刀剁碎，用石碾子压成饼，再用磨磨成条子，煮熟后分到各班。吃到嘴里，既黏又涩，战士们咬着牙吞下，一点也没有浪费。
当炊事员将两碗煮好的榆皮粥端给营长和通讯员时，营长生气地问：“为什么砍了老百姓的树？我们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不准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是怎么搞的？”营长又将连长叫来询问。事情被村长知道，也赶到营部，连长说：“我们再三相劝……”连长的话未说完，村长插话说：“我们有拥军任务，一棵榆树算不了什么，送给你们的玉米种已经被你们拒绝了，我们实在过意不去。”营长还是批评了连长和司务长。然后代表部队向村长道歉并表示感谢，感谢老百姓对军队的支援和拥护。连长回到连队，转达了营长的态度。全连同志们也非常感动，集体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老百姓是一家”的歌。战士爱军鞋
抗日战争进入到1941年和1942年，鲁中的形势更加恶化。日军对我根据地轮番扫荡，实行残酷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许多村庄被烧毁，塌陷的房屋长满了野草。部队途经之处，有许多被野草覆盖着的被日军杀害的老百姓尸体，战士们目睹惨景，悲愤异常。此时，城镇各较大的村舍均被敌人占领。日伪据点林立，路旁挖深沟，山区筑高墙，根据地日趋缩小。
我军为了坚守这“弹丸之地”，积极寻找战机并消灭之。由于部队常在山区与敌人周旋，所穿的布鞋都是由政府下达任务到各村委会或妇联组织，再由村民昼夜赶制，供应部队。包括地方区中队、县大队的鞋子也由各村老百姓供应。
为了提前完成任务，老百姓们常在敌人扫荡的空隙加班加点，昼夜赶制。那时农村没有电灯，也买不到煤油，有的就弄点蓖麻籽串在一起，点燃照明。有的村子被烧毁了，老百姓仅有的一点家当都藏在野外，时间久了，都已腐烂。当时的布料和绒麻等十分紧缺，只能大家凑些旧布片，洗好晾晒后，再用做缝鞋帮、纳鞋底。有的老百姓找不到碎布，就将自己穿的衣服或被褥剪掉做军鞋。若是遇到敌情，便将鞋子迅速收藏起来，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造成家破人亡的惨祸，甚至全村都会遭殃。但即使这样，老百姓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部队的支援。军鞋做好后集中起来，再由民兵负责护送到各部队。
我们鲁中军区后勤部在收到成批成篓的军鞋后，马上会下发到各连队。这些鞋由于赶制、运输期间会遇到各种情况，因此只有80%的鞋能够配成对，另外的已经散乱，大小不等，花色不一。连队便将这些鞋集中起来，再认真挑选，同样大小的算一对；鞋的花色不一样，可以用墨水统一染成黑色，相差不太大的就算作一对。由于鞋子都是老百姓在敌人眼皮底下，担惊受怕、克服重重困难千针万线制作出来的，来之不易。因此，战士们也异常珍惜。发到战士们手中的鞋子，党员干部带头穿次等的。如果两只鞋子不一般大，便将小点的鞋子前面挖个洞，脚上再包块布；大的便将鞋的后面用绒绳子缝一下。战士想，鞋子是老百姓冒着危险和困难为我们做的，我们克服困难多穿一个月，就能让老百姓少做一双鞋，少一点困难和危险。
有的战士深有体会地说：“一双好的鞋，跑起来动作快，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快速杀敌！”因此，战士们爱惜军鞋就像爱护自己的枪、自己的眼睛。当脚上的鞋子穿到八成新时，就脱下来，白天捆在背包下，开会或上课时放在背包上，夜间睡觉当枕头；遇到连阴雨，有的战士就打赤脚；有的则用旧衣捻成的布条打草鞋穿，在夏天赤脚和穿草鞋就更普遍了。
部队常住山区，战士们经常亲眼看到老百姓们做军鞋。老百姓们非常热情和细心，想一切办法让战士们满意。譬如对脚特别大的战士，老百姓就一次做两双。看到有的老大娘两手被麻线勒出一道道血口子，还有的为了赶时间累的晕过去。战士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因此，对脚上的鞋子更加爱惜。
说起军鞋，还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战士们在收到的鞋子里面发现许多写着字的小布条缝在上面，另外还有绣着字的鞋垫。连里的文书便到各班将这些短文抄写下来。其中有位莱芜的老大娘在布条上写道：“我们的村子自抗日战争开始，被鬼子包围了三次，两次村子被烧掉。在最后一次，我的大孙子被鬼子抓住绑在大树上，被用刀活活地扒出了心。我的二孙子仅仅13岁，看到我大孙子疼的大声叫喊，就跑上去用嘴咬鬼子，被鬼子用大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我给八路军做的这双鞋是含着泪、怀着恨做成的。希望八路军同志们，紧握钢刀勇敢杀敌，要为我们老百姓报仇雪恨！”战士们读到这里，都泣不成声。誓死杀敌的叫喊声响彻云霄。
从营部领回的几十双鞋子中，还有一双是一名未婚女青年制作的花鞋。绣字的鞋垫上写着：“这双鞋我已经做好两、三年了，我的未婚夫是莱芜十区圣井村的，他姓亓。1938年徂徕山起义他参加了八路军。1941年，组织送他到延安学习，在途中遇到敌人，听说被杀害了，至今无准确音信。 我很悲痛，这鞋我留给八路军，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亲人。今后我还会多做军鞋送前方，希望八路军多打胜仗，早日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人民得安宁。”这双花鞋一时成了连队战士议论的焦点，有的提议交给上级保存，有的建议作为连队纪念品。因为战斗频繁，军鞋也十分紧缺，最后这双鞋还是被染成黑色发给了战士，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我们所穿的每一双军鞋都是解放区人民用生命和心血浇灌而成的。虽然它们没有名字，也不会说话，但却伴着我们的每个战士打下了无数的胜仗，为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们早已化做尘埃，但却不会被历史所湮没。我们这些经历过战火硝烟的老战士仍然深深地怀念着它们，我们是不会忘记当年咱们老百姓是冒着怎样的风险，克服怎样的艰难为我们做出了一双双军鞋。
鲁中兵工厂的战斗生活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山东各地爱国青年，在我党领导下纷纷组成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保证前线作战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鲁中兵工厂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成立。兵工厂开始设在博山南部的上、中瓦泉和莱芜东部交界处，后来因日军频繁“扫荡”，环境恶劣，兵工厂只好化整为零，不断分散转移。1943年下半年，我所在的兵工厂分厂部带领木工组、子弹组和翻砂车间，转移到了博山西部山区四县（博山、莱芜、淄川、章丘）交界的珠宝峪、黄连峪和章丘东南部的上白秋村一带，在敌人“扫荡”、“蚕食”的缝隙间坚持边战斗边生产，为前方部队制造弹药。我是1943年3月分配到分厂工作的。当时分厂已大量精兵简政、压缩编制，分厂部有官无兵，各部门基本上是单打一的编制，主要依靠团结协作和一兵多用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任务。厂部的编制是：厂长一名，何凤鸣；协理员一名，肖杰；供销采购股长2名，邹金三、李廷正；保管员一名，刘子廉；会计一名，翟铨绪；管理员一名，王绪东；支部书记一名，马汝良。其次还有卫生员、通讯员、炊事员各一名。驭手是一名非编，他是自愿带一匹骡子来分厂帮助工作的。厂部共12人。所有人员都实行供给制，没有发工资。分厂下属3个单位的编制是：翻砂车间主任一名，王德宽（兼车间支部书记）；工人45名。子弹、刺刀车间主任一名，李玉良（兼车间支部书记）；工人40名。木工组组长一名，冯玉玺（兼党小组组长）；工人5名。全厂总人数105人（含一名非编）。
分厂的技术骨干大部分来自城市的专业人员，又是经过精简整编后留下来的得力人员，个个都具有独立的操作能力，基本上都能看图纸，半数以上的人还能绘制图纸。生产中遇到技术上的难题，都是厂长召集他们研究解决。工人也是大部分来自城市，有一定技术基础，在城里也有不少秘密联系，对工厂采购材料、开展生产起过很好的作用。
分厂的生产任务是制造子弹、手榴弹、地雷、刺刀、枪榴弹筒、炸药和修理各种枪支。弹药主要供应鲁中军区三个团（一、二、四团）和各县大队、区武工队，有时也转运到滨海军区供应兄弟部队。地雷和修理的枪支大部分供应地方民兵，修理的短枪则分配给地方干部。由于分厂人员少、任务重，加上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物资短缺，生产中的困难很大。
首先是生产设备简陋、不足。我到分厂工作时，分厂只有一台人力摇动六尺车床，以及一些锉刀、搬牙、锤子、钳子、刨子、三角尺之类。为了解决设备不足，我们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发动工人自己制造。翻砂车间用的小高炉、大风箱、制造手榴弹的木质模子、炒黑药的大铁锅，都是工人们制作的。甚至连马鞍用具、工作服都是自裁自做的。虽然这些设备十分简陋，数量也不足，但工人们苦干加巧干，利用这些设备基本上能满足生产的需要。
生产中另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原材料十分短缺。当时原材料的供应有三条渠道：一是前线部队缴获的战利品，如子弹壳、旧坏枪支等。二是地方政府供应，如焦炭、木材、铜钱、生铁等。但靠这两条渠道只能解决一部分材料，其他大量的紧缺物资如雷管、镪水、水银、钢、铜、铅、锡、焊条、铁丝、炸药、松香、布匹等，全靠第三条渠道获得，就是到敌占区采购。当时敌人在平原地区深挖“防共沟”、在山区高筑“防共墙”，交通要道均修建碉堡、设立关卡，封锁十分严密。分厂的几位采购员每次到敌占区去，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许多秘密关系才能买到物资。由于物资数量较大，人背马驮，目标明显，行动前要事先与当地政府部门、武工队、民兵取得联系，由他们与敌人打通关节或把敌伪碉堡监视起来，物资才能通过封锁线。一旦与敌人遭遇，只好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因此物资经常受到损失。
全厂职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刻苦工作，努力搞好生产。由于设备简陋、不足，生产基本上靠手工劳动进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很大。翻砂车间的两个风箱，每个长二米五、高一米五，使用时要16个人轮流换班。为了使火势旺、铁水质量好，每次化铁、拉风箱的同志十分辛苦，就是在冬天也累得大汗淋漓。地方政府送来的材料中，有些粗大、坚厚的铁炮、大钟、炉鼎之类，需要人工砸烂才能放炉烧化。工人们抡起大铁锤一下下地砸，铁锤木柄断了一个又换一个，人人手上都砸出了血泡。大家从事这种繁重的劳动早已成为习惯，为了前方部队的需要，没有人叫过一声苦。
虽然生产条件很差，但全厂职工对工作精益求精，生产的弹药和枪械，质量不断提高，受到了前方部队的欢迎。翻砂车间的工人在生产手榴弹的过程中，经常到部队去征求意见，不断改进工艺。例如原来生产的手榴弹是平头，投掷阻力大，后来改为椭圆形，比平头的能远投3到5米。为了增加手榴弹的爆炸威力，工人们又将弹壳表面的平纹改为花纹，爆炸碎片从30块左右增加到70多块，杀伤力提高了一倍。又如原来的手榴弹在导火线上没装雷管，有2%是哑弹，后来工厂想法采购到雷管，装上雷管的手榴弹就没有哑弹现象了。制造子弹也是分厂一项重要的生产任务。子弹体积虽小，但制作工序繁多、工艺精度高。厂里没有制造弹头的冲模工具，工人们在没有旋床的情况下，将笨重的铁块煅成铁坯，烧红后冲上小洞，再用刮刀和砂纸精心磨光，做成模具。冲弹头的材料是地方政府收集来的铜钱。第一遍先把铜钱冲成伞形，第二遍冲成半撑开形，第三、四遍冲成闭合形，然后灌入铅汁。弹体是用前方收集回来的弹壳。这些弹壳先用碱水烧煮除锈，再重新压进装好底火的铜片。燃烧药是用从敌占区采购回来的电影胶片代替的。胶片也要用碱水除去杂色，然后剪碎，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剪碎2斤胶片，而且质量难于保证。工人们研制了一台剪碎机，才解决了人力不足问题，保证了燃烧药的质量。
刺刀车间制作的刺刀，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条件下要达到质量要求也不容易。例如刺刀卡子上的弹簧，当时没处买得到，工人们只好用钢丝自缠，然后烧红淬火，淬火老了易断，嫩了又卡不住，大家想方设法，经过实验，定好时间，一串一串地淬火，才达到了质量要求。刺刀容易生锈，但当时没有电镀设备，工人们就在制成的刺刀上涂上蜂蜡和油脂，后来又改为将刺刀加热后涂上豆油和大蒜泥。这样处理后的刺刀黑紫发亮，不易生锈了。
生产出来的成品，我们暂时存放在仓库里。说是仓库，事实上是工人们在山里秘密挖掘，经过伪装的山洞。进厂的物资一时用不完也放在这些山洞里。每天夜间，工人们身背肩挑，沿着险陡的小路把弹药和物资送进山洞，隐蔽后还要在四周下好地雷。这件工作日复一日，已成了全厂同志的自觉行动。保管员刘子廉一人负责全厂的物资登记和保管、发放工作，他经常爬到悬崖峭壁，寻找隐藏物资的地形，两手在常年挖洞工作中生起一层厚厚的茧子，双肩被扁担压得隆起两个肉疙瘩。存取物资也是一件危险的工作。通讯员小丁有一次取东西，不慎踩响地雷被炸伤，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伤势才好。有一回驭手病了，我替他赶两头牲口去驮物资。下山时我担心物资滑落拽住牲口整理鞍具，结果被牲口踢倒昏了过去。两头牲口走回厂部后，同志们没见我返回，沿路找到山上，我还昏迷在路旁。
发放弹药和物资进厂都是秘密进行。为了保密，我们在离厂十里外设立了个联络转运站。由于从厂里到转运站走的偏僻小路，要翻越两座大山，每次转运弹药、物资，总是一场很紧张的战斗。1944年7月的一个夜晚，暴雨倾盆、山洪暴发。当晚我和翟铨绪会计在转运站的小石屋里值班。半夜12点，部队一个排的战士带领100多名民工前来领取弹药，路上已有两个民工被洪水卷走。看到他们带来的介绍信说前方有紧急战斗任务，需要弹药，我立即让会计留在转运站值班，我一人冒雨回厂部报告。当时回厂部的小路已被洪水冲没，上山时我摸索着向上爬。爬到山上后我不顾碰伤摔伤，顺着陡坡往下滑溜。有一回下滑时被草丛绊倒，我手里还拿着一颗挂着线的手榴弹，幸亏及时扔出去爆炸了，否则很危险。我回到分厂后立即向厂长和协理员做了汇报，我们动员厂部机关的干部和部分民工，于第二天清早6点将4000枚手榴弹、15000发子弹和半吨炸药，如数送到转运站交给了部队。后来部队在对沂水城进行攻坚战中，这批弹药发挥了作用，使部队取得了全歼沂水敌人的胜利。
在敌人不断实行“扫荡”、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我们分厂全体职工不仅要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还要随时对付敌人的骚扰，许多同志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付出了宝贵生命。我们分厂四周都是敌人的据点，近者如博山的龙门、淄川的磁村、章丘的文祖距分厂都只有三四十里。为保卫分厂的安全生产，所有干部、工人均编成战斗班排，每人配备一支枪。经与地方政府协商，附近民兵也归工厂统一指挥，共同对敌。工厂驻地各山头都修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昼夜设哨巡逻，并对交通路口布设地雷。淄川、博山一带敌人曾数次侵犯我们兵工厂，均被我们和民兵击退。1944年后我军对日作战开始转入反攻，但当地日军和土顽仍十分嚣张，更加紧了对我兵工厂的破坏活动。这年冬初的一天，章丘顽军高松坡部50余人从文祖长途奔袭，于深夜12点包围了我们驻大上白秋村的木工组和联络转运站。当晚，我和会计翟铨绪住在转运站那座独立的小石楼上，木工组住在离小石楼约200多米、处于低洼地的三间草屋里。我们这座小石楼的四周角落和门里门外都埋有地雷，墙根下面也设了拉雷，楼上有枪眼，楼里有一挺机枪和两筐手榴弹，我们还配有手枪。虽然翟会计没有作战经验，心有些慌，但我在前方部队战斗过。我带领翟会计先用手榴弹轰击敌人，然后用机枪猛扫，敌人在小楼周围躺倒了一片，却始终未能打进小楼。但木工组住的草屋地形不利，敌人从四面发动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草屋起火，敌人冲了进去。木工组冯玉玺组长带领大家与敌人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负伤被捕。冯组长和他爱人黄莲玉以及其他工人被敌人押到文祖据点严刑拷打，后来送到垛庄据点活埋了。只有当晚同木工组住在一起的管理员王绪东一人幸免于难。事后我们到草屋去看，只见地上、墙上到处是血迹，地上还有许多带血的斧头、木棍。木工组的同志和敌人搏斗的情景十分惨烈。他们的英勇行为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兵工厂的生活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厂房除少部分借用老百姓的闲房外，大部分是自己修盖。所有生活用具，都由个人自备。只有部分给养由地方政府统一划区供应。常年很少有细粮吃。我们在山里开荒种菜，自养猪、鸡，以供食用。1942年前后，敌人加紧“扫荡”、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生活非常困难。地方政府供应不足，我们到了冬季没棉衣穿，还经常断绝口粮，缺油少盐更是常事。最困难的时候，大家吃过花生皮、地瓜叶，甚至吃过树皮。夜间遇有敌情，一声令下，不分老少都得跳墙越沟，躲进深山隐蔽，常常有人摔个半死。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和敌人遭遇过多少回，已经记不清了，我自己就曾经和敌人进行过两次肉搏，险些遭到敌人的杀害。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凭着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付的生产任务，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兵工技术骨干，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作者简介：
马汝良，1921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青杨杭村，1959年秋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一团战士、班长，山东四旅十团六连青年干事，鲁中兵工厂机关支部书记等职。离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军马局政委，正师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