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寿光县寇家坞一个贫苦家庭，受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又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因此，在高小毕业后，便于1938年1月离开父母参加了当时在牛头镇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从此转战大江南北。解放后，又长期在外地工作，难得回去看看，虽然我不是咱们博山人。但博山是我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愈加怀念故地。这块我们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战斗和保卫过的地方经常在我的眼前晃过。今天，我将这几桩往事记录下来，寄给我曾经共同在一起战斗和生活过的老区人民，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过去，更加珍惜我们深爱着的这块土地。
敌穴夺粮
1943年春，我被派到山东博山县大寨子山工作。当时此山寨南面约两华里处的一个山包和山寨东面约四华里处的一个名叫油篓崮的山上，驻有还未公开的伪军汉奸顽固派吴化文的部队；山寨西北约五至七里处有源泉的日军和西高伪军的两个据点。此山寨是我守山部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区公所活动的根据地；又是我山东纵队、山东分局通往渤海、胶东区重要的交通要道；更是我八路军抗日游击队与吴化文部队争夺的战略要地。日军扫荡时，我军化整为零，在山寨周围与敌周旋，绝不让日伪军占领，故此山寨一直为我军坚守。
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陷入民不聊生的境地。1942年秋，庄稼还未成熟时，就被日伪军一抢而光。剩下的是一些高梁、谷子秸和还长在地里的青棒子。乡亲们怒目相视，个个气愤填膺，无奈只好把它运回用碾子压碎，掺上野菜来充饥。这样，麻峪溜的乡亲老小、体弱多病者仍经不起饥饿的折磨，相继的活活饿死许多。而我守山部队，同样是缺医无药，缺吃少穿，不少同志亦患上了夜盲症和疟疾，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眼看我守寨的同志们越来越陷入困境，麻峪溜的乡亲们饿死人数逐日增加，我心急如焚，怎么办？与其饿死，不如与敌人拼搏一场，向敌人心脏——天津湾村日伪乡公所去夺粮。
战斗就是生命，一刻也不能延误。于是我就立即下山，与村长赵玉章同志取得联系，并一起去找当地政府和党组织商量研究后，决定由村长负责组织40名强壮挑夫随后接应。我带了两个武装班，抬着爬墙的梯子，在区委书记和两位同志的带路下，趁天黑之时，即向敌穴进发。
大寨子到天津湾村来回60华里，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飞速前进，很快就到了西高庄村南的大车道上停下。由我和区委书记闯进伪村公所，当时吓得村长和打更放哨的四个值班人员直发呆，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抗日游击队，今夜有任务，要从这里经过，天亮前返回，希望他们配合，不要死心塌地地为鬼子、汉奸卖命。同时还要求他们等我们返回后，可向汉奸炮楼报告。
我们顺利通过了西高庄伪军据点，扒开了当初强迫群众修筑的“防共墙”，然后翻越了两座大山，到了日伪乡公所驻地。此村比较大，围墙四门是被日伪乡公所视为最保险的防线，墙上四门有更夫巡夜。我们等着更夫从南门向东门去时，立即竖上梯子，人顶人的爬上围墙，迅速将更夫抓住，把南门打开，然后将四门的更夫全关进打更房里，并由我们的同志代替敲梆子巡更来迷惑日伪乡公所人员。另外叫一名更夫带路闯进伪乡公所，先切断电话线，把正在睡觉的、或在赌博的乡丁，趁他们还未回过神来，均把他们带进一间大房子倒锁上门，再叫一乡丁带我们到后院，将伪乡长从其姘头床上揪出，吓得他屁滚尿流，直喊饶命。我们告诉他，村子被我八路军游击队包围了，不准你向博山城鬼子报告，赶快把粮食交出来。他只好领我们到大院子一个晒酒糟的大棚里，大棚底下有三个大窖，都放着未加工的粮食，我们立即叫挑夫装运，共运回粮食2500斤左右。当我们撤离时，警告伪乡长不准破坏我们的抗日工作，才饶你这条命。然后就把他和乡丁们关在一起，并留下三名武装便衣看守，让他们于天亮前撤到天津湾的南山，后设法返回部队。
此次敌穴夺粮，我们未打一枪一炮，就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夺回来的粮食，我守山部队除很少部分给病号吃，其余大部分给了乡亲们，以解燃眉之急。
痛歼鬼子兵
1943年秋，日军疯狂地对我泰莱边区进行“扫荡”，惨无人道地实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抗日根据地大部村庄被烧，许多地方成了无人村，变成了杂草丛生的狼窝，边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泰莱大队（后改为泰北独立营）的根据地也日渐缩小，只限于核桃园、周家庄、藕池、店子、九龙窝、上下港等十几个村子。
边区人民缺吃、缺穿，又少医无药，生存环境极端恶劣。一天，我大队得到情报：泰安城的鬼子要往莱芜县的范镇日军据点运送过冬的军用物资。此时泰莱大队的大队长柯邦坤、政委张正德（我当时在大队部任政治干事）获取消息后，十分兴奋。经过研究，决定痛击该日军，夺取这部分物资，以振奋边区人民的精神。在勘察地形后，发现杨家林附近公路两边都是庄稼地，还有日军逼迫老百姓挖的所谓“防共沟”，隔段有一个供行人过往的路口。由于担心遭遇埋伏，敌人不准百姓种高的农作物。因此，种的都是豆子、谷子之类，部队埋伏在里面极易暴露。于是，决定在夜间就进入埋伏。由于是在敌占区埋伏，风险很大。要求战士绝对不能暴露目标，连大、小便都不能解决，有时憋急了只能便在裤子里。
我们当天夜里按指定的地点进入了埋伏。战士们静静地趴在庄稼地里，一动也不能动。夜色下显得格外清寒，冷飕飕的秋风直往战士们单薄衣物包着的身体里钻，大家努力地坚持着。
天亮了，太阳出来后，暖煦煦的。大家感觉时间太久了，敌人怎么还没有出现，战士们有点着急了。敌人是不是不来了，情报有误？战士们在焦急中等待着。大约十点钟左右，隐约听到远处传来了马达的嗡嗡声，敌人终于来了，大家一阵兴奋。很远处看到一辆土黄色的汽车由远而近。战士们立即精神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车越来越近，战士们看到的不是满车的物资，而是穿着土黄色军服、打着膏药旗的满满一车鬼子。这情况的变化是同志们没有想到的。但既然来了，就要打。汽车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早已在一边做好准备的几个战士，将放在一边老百姓耕地用的两个大铁耙抬到了路中间，然后迅速离开，汽车被挡停了下来。这时，指挥员发出了开火的讯号。顿时，战士们瞄准车上的鬼子，枪膛的子弹怒吼着射向敌群，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鬼子兵连滚带爬的跳下车，仓促应战。一声号令，战士们像猛虎一样冲向敌群。鬼子们哇哇乱叫着，纷纷逃进了两边的“防共沟”里，沟里到处是惊慌失措的鬼子，他们在深沟里，像一只只来回窜动的野兽，想爬到沟的另一面却怎么也爬不过去，真正成了“瓮中之鳖”。战士们站在公路上，凭借着有利地形，手榴弹、步枪子弹如同雨点一样洒向鬼子，鬼子一个个倒了下去。“防共沟”成了鬼子们自掘的坟墓。
激战中，只见三个鬼子从横穿公路口的地方爬了上来。第一个鬼子刚爬上来，就被我们一个身材魁梧、叫张大个子的战士用老套筒步枪上的三棱刺刀刺死，因刺得过猛，刺刀尚未拔出，眼见第二个鬼子又端着刺刀向他刺来，张大个子迅速抄起被他刺死鬼子的三八大盖，将其刺死。霎时，第三个鬼子又爬了上来，张大个子一个转身，将枪托重重地砸在了鬼子的脑袋上，这个鬼子也被砸得见了阎王。战后，同志们问他当时看到三个鬼子怕不怕？他说，我对小鬼子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剥他们的皮，哪来的怕；另一名叫任庆山的战士缴获了日军一挺歪把子机枪。32个鬼子除一个鬼子逃跑到了泰安城东的燕庄据点，其余的全都报了销。战斗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由于是在敌占区，我们迅速撤离了战场。当日军来增援时，我们已安全地返回了根据地。敌人只是向我们撤离的方向乱打了一阵枪，用麻袋将他们同伙的尸体装上车，便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泰安城。
这次伏击战，我们以较小的代价消灭了31名日军，尤其在事后我们得知，在我们消灭的鬼子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驻泰安、莱芜和新泰三个县的鬼子指挥官，是一个大佐。同志们闻听后，又高兴了好一阵。虽然没有取得过冬的物资，但对于取得这样的一个胜利，却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在庆功大会上，泰山军分区的刘国柱参谋长宣布将缴获日军的歪把子机枪命名为“任庆山机枪”。同时，也对张大个子进行了嘉奖。
作者简介：
赵春华，山东省寿光县寇家村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支队通讯员、电话员、排长，专职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县独立营政治干事等职。离休前为空军第一研究所所长、空军某航校顾问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