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之路
我1917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8岁时父亲病逝，勤劳的母亲拖着我们兄弟4个，大哥、二哥都到东北卖过苦力，后来他们相继回家，做肩挑小贩，弥补家庭生活。他们因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就决心让我读书求学，1936年我毕业于临淄县第一小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临淄西
关小学，在当时的教育界人士李人凤、陈梅川等与共产党人李曦晨的领导下，成了策动武装抗日的中心。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组织了临淄县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我抱着阶级仇民族 恨和本村的王凤阶、王新桂等一起报名参加了“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
志愿军训团名为国民党县长冯谦光兼任团长，当时约100余人，都是高中、初中、高小学生。原定训练时间为3个月，由于日寇占领洛口，不久又进入周村、张店，城内大小官员已大部星散，所以只训练了一个月。
在训练期间没有枪支。李人凤、李曦晨定了一条妙计，夜间去中埠地主王家起枪（夺枪的意思）。据说这姓王的地主家有20支步枪和10多支匣枪，但起枪必先有更多的枪，于是又通过国民党党痞李效文，说服张店的李某答应将他的武器暂借一夜。由于缺乏经验，当到达中埠进入地主院时，里头的人都跑光了。闹到拂晓，只搞出了一支马枪和一支手枪，但我们的情绪很高，原因是无论如何我们有了枪。正如有一个同学所说：“我们原来上军事课，只有‘枪上肩’，没有‘枪放下’，现在有了枪，这才能真正地抗日哩！”
清河平原抗日第一枪
起枪后，我们没有回临淄县城，也没有还所谓“借”的枪，而是越过胶济铁路，在一个叫矮槐树的小村停了下来。
1938年1月4日，夜里得到鬼子由张店东犯的情报，李人凤等带领我们100多人打埋伏。我和部分有枪的同学，把枪隐蔽在铁路南捅好枪眼的矮墙内，紧张地望着西方愈远愈窄的铁路线，静静地等待在晨曦之中。
田野里寂静如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深冬12月的冷风，一阵阵把村边的落叶衰草吹到人们的脸上，也没有人去拂它。初次临敌之战，并没有丝毫恐惧，只有说不清的神秘和兴奋。
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西方的路轨上，出现了摇车子（在路轨上手摇摇把子推动前进的小车）。一辆、二辆、三辆……扶着机枪、抱着步枪的黄橙橙的鬼子兵，看得越来越清楚了。500米、400米、200米……“打！”听到一声令下，40支步枪一齐打响了，接着是压倒敌人的排枪连放。当我初次看到子弹打起的土在鬼子的周围飞扬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前面两辆摇车子的鬼子几乎没有明白过来，就一命呜呼了。剩下后边的乱叫乱跑，跌跌爬爬，躲进路北坡去，开始向我们还击，对战起来。
有三个鬼子，从前边不远的地方，由涵洞穿路来到南侧，顺着道沟向我们放枪射击。小学教员于景和同志跪在平地里向敌人射击时，头部中弹牺牲了。就在同时，我们几个人由另一个涵洞，穿过路北，乘势一攻，占领了敌人的阵地，三个穿涵洞的鬼子被打倒了。其中一个小队长还没有死，当我们向他冲近时，他还绝望地举起小手枪向我们瞄准，被马洪贞同志（1943年任蒲台县县大队长时牺牲）一枪打炸了脑袋，这个鬼子的红白脑浆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们缴获了鬼子的手枪、战刀、战旗和一堆符号，还从死鬼子的上衣口袋里，搜出了小铜佛和一束头发。据说日本信佛教，头发是鬼子兵入侵中国时，妻子给他们做纪念的。午后，鬼子的增援到了，但没有前进，只是打炮，我们守在原地，相机还他们几枪，战斗陷入停滞状态，我们两顿没吃饭也不觉得饿。
据说，这次战斗，是日寇东犯以来受到的第一次打击，甚至连死尸也没有拖走，在当时实在是不可一世的日本武士道一件丢脸的事情。矮槐树村伏击战，打响了清河平原抗日第一枪。
入 党
矮槐树战斗后，部队开进了铁路南躲庄。王尚志发号施令，以“国民党鲁北地区第三游击区司令部”的名义，把部队编为三个大队。新收编了一股土匪为一大队，原国民党二区区长陈瑞甫领导的民团为二大队，我们学生志愿军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答应编他们统管为三大队，李人凤任大队长。
这时二大队的人因开小差的多，人马越来越少，我们三大队的人马则越来越多。在躲庄，我们吃的是酸煎饼，喝的是臭水（没有井，喝的雨水日久必臭），睡的是地铺，但没有一个叫苦的。古历十二月中旬（1937年），听说王尚志和他的“蓝衣社”分子，企图借助土匪一大队之力，把部队拉上鲁南。这是一个十分毒辣的阴谋，在这个问题上，二、三大队结成了统一战线，坚持开回路北，就这样我们回到了家乡。部队发展到300人左右，主要成员还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陈部驻县城，我们三大队活动在临淄二、五区，部队如鱼得水，迅速发展起来。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设立了政治处，这时也初步有了兵工厂（主要是修枪、造手榴弹）、医院。1938年初，部队已近千人，不断对胶济铁路进行小规模的战斗袭扰活动。
随着部队的发展，三大队的政治态度在王尚志的眼里，是愈来愈明了。自从他的所谓一大队变走之后，他积极抓取二大队，并建立自己的特务队，企图巩固他的地位。处处设法陷害三大队，并派其爪牙在连队中挑拨离间，企图搞兵变。在1938年l月末，我在古城村参加了为消除部队隐患的骨干会议，会后很快下了特务队的枪，然后迅速解除了王尚志司令部人员的武装，全部押解驱逐出境。
同年7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在临淄城北寇家召开整编大会，三大队正式编为三支队十团，由陈兴任政委、李人凤任团长。在整编军政训练中，我和王郁亭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在南京军事学院任系主任）受到物质奖励。同年10月，在驻地刘官庄，由连长许子敬同志（后在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介绍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岳家庄伏击战
1939年1月21日，古历正月初三，敌人占领了广饶县城，打通了辛（店）石（村）公路，相继占领寿光、博兴等县城。2月间在城北岳家庄辛广公路上，我军以三个连的兵力配合民兵抬枪队，设下伏击敌人的陷阱。那时我当班长，在排长王郁亭同志的带领下，埋伏在紧靠公路的土墙内，用刺刀挖好了隐蔽的枪眼。这时，有一个近40岁的民兵扶着抬枪，紧靠在我的身边。早上，11辆汽车满载着黄橙橙的鬼子兵从临淄城驶来。敌人完全没有发现我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埋伏圈。紧靠公路的土墙上，一眨眼间出现了密密的枪眼。枪从枪眼里伸了出来，几乎可以触到日寇的胸膛。步枪、手榴弹、老抬枪喷出的铁沙子、碎锅铁、耙齿头，像雨点般地倾泻在鬼子身上。敌人的前7辆汽车完全不能动了，前4辆汽车上的鬼子几乎原封不动地死在汽车上。我班打的是最前边的一辆汽车。一个鬼子从汽车上掷到土墙内一颗手榴弹没有炸，被我们的一颗手榴弹结果了他。鬼子的汽车开出几十米去，就被打得瘫痪不动了。紧靠我的那位中年民兵，因抬枪装药过多，在燃烧时挫伤了耳朵。当我看到他右耳边滴着鲜血，仍在坚持装弹药时，使我十分敬佩。有一个鬼子抱着一个汽油桶作掩护，吱吱哇哇地乱叫。一颗子弹穿过油桶，拱进了他的肚子里，他随着油桶仰面朝天倒下去。后3辆车上的敌人离我们火力点较远，尚有不到半数的幸存者，据车顽抗，用火力封锁了我们的出击口。最后四车鬼子兵，则借着一条洼沟，向我们背后迂回过来，以密集的自动火力向我们射击，迫使我们左翼撤退下来。由于领导估计到敌人很快增援，于是就带领我们凭借熟悉的地形，乘着浓雾，全部安全转移。
在这次伏击战中，我班高个子战士徐长海同志，被敌人打炸下额而光荣牺牲。他那高大勇敢、顽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敌人全部约200人半数伤亡，这是我入伍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参加的继辛店初战后又一次较大的战斗。
难忘的太河惨案
太河惨案是我党历史上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已载入（（毛泽东选集•二卷》），当时属博山县，因此《毛选》中是讲“博山惨案”。我是这次惨案的幸存者，把个人的经历和回忆记录下来是必要的。
1939年3月30日，十团奉命派二营营长吕乙亭，带领四、八两个连队，护送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还有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受训的一批干部，路经博山县太河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所属的王尚志部驻地。事先曾征得他们同意，但因领导麻痹大意，陷入他们预设的圈套，遭其伏击，鲍主任、吕营长当场牺牲，潘建军团长、邓甫晨科长、孙大队长等被俘后英勇就义，除四连连长许子敬带领少数人冲出外，大部分同志或伤亡或被俘。四连指导员张林、八连指导员陈大学被俘后英勇不屈，被活埋于五色崖下。
我经历的这次惨案的具体经过是：部队路经太河时，我带四五名同志当尖兵，在距太河约二里路时，遭敌人借故阻止前进，后来分析才知是那时因敌人还未埋伏好。当尖兵班行至太河西南河滩中，部队正沿西围墙外南行时，遭敌人从多方向部队开枪，我们的人基本上没有还枪。敌人叫喊“举手交枪不打”。当我看到排长宗文钦向西冲逃时，我即带尖兵班将枪栓摘掉，埋在沙里，向西南后转西北冲出（当时摘掉枪栓不能把枪留给敌人）。跑到太河西北黑峪时，遭敌第八大队王裕乐部截击被俘。
次日，我们被押送到敌司令部驻地峨庄，见到了前一天被俘的指导员张林、排长王郁亭。这天过午敌司令王尚志对我们被押在一起的几十名同志进行所谓的“训话”。他开始就胡说什么，这次是误会不是打仗等等。张林指导员当即带领同志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决不先开枪打中国人！”王尚志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张口结舌，目瞪口呆。训话未成，只好凶相毕露，令其爪牙把张林拖走残杀。后听说，张林同志的舅舅（在王部当处长）曾以高官厚禄对其劝降，但张林宁死不屈。
我们在关押期间，敌人撤至临朐桥头镇，我借机藏在了一户群众的家里。当被敌人发觉，持枪拖刀到那户群众家里搜寻我时，我四支队一部为营救被俘人员，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我即乘机冲出，见到了自己的部队。敌人一部被俘，大部逃跑。
我至今感激、怀念藏我的那户群众。当敌人正在搜查我时，巧遇我军向敌人围攻，否则完全可能被敌人搜出杀掉，也可能连累那户群众，这也算是自己的幸运。我很快回到了自己的连队，不久即随军在四支队、八支队的配合下，给了顽固派秦启荣及其部队以应有的反击。
作者简介：
王次明，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淄县柴家疃村，1957年10月参加革命，195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十团班长、排长，临淄县四区队长，桓台县武装科科长、区长，博兴县区长、科长等职。离休前任博山区物资局副局长，1980年离休，享受副县级待遇，1987年5月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