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抗日形势日趋严峻,博山下庄村以任建安、任伯鸿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势力,打着保护群众利益的幌子,鼓动成立维持会,为日寇汉奸效劳。在这关键时刻,中共泰山地委组织部长蒋方宇带领春明、孟博生两同志来到下庄蹲点,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妥协、反投降的斗争。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的抗日情绪,蒋方宇决定对下庄村最顽固
的反动势力进行重点打击,以起到震慑作用。任建安曾任国民党的区长、镇长和学校校长等职;任伯鸿是国民党四区区长,1939年春在其任下庄自卫团团长时,曾将被“堂天道”消灭的吴鼎章一个连的36支步枪拱手送给了反动游击司令李兴唐。他们还经常向敌人传送我抗日根据地的情报,犯下了一桩桩可恶的罪行。于是蒋部长等决定将任建安等3人押送到泰山专署进行关押教育。这时,夏收夏种已基本完成。为了扩大影响,即组织400多名工、农、青、妇抗日团体的各界人士,打着旗帜,一路高呼“反妥协、反投降,团结抗日”的口号,将他们准备押送到驻莱芜县古德范村的泰山专署。结果走了一天,才到离下庄仅12华里的青杨杭村,晚上又退了回来。经查,带队的党员是任建安当校长时的学生,当即将其开除党籍。当晚蒋方宇组织召开了下庄村党支部会议,决定由当时担任支部委员的我带队重新将3人押送至泰山专署。
第二天早上,我重新带领大家向泰山专署进发。30多华里的路程,沿途经过多个村庄,起到了很好的造势和宣传作用。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驻古德范村的泰山专署。专员赵笃生、副专员徐化鲁接见大家并讲了话。随即专署公安局收审了3名反动分子。当晚,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还在司令部驻地——一石湾子村接待了我和自卫团副团长丁昌如同志,并询问了发动群众的情况。临行,廖司令员还派警卫员给我们送来两支步枪和10发子弹,既是对我们的奖励又便于我们保护自己。
反妥协、反投降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为了进一步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蒋方字部长召集几个党员骨干开会,研究在斗争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转变斗争方式。同时,整顿并重新建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以任传信(木工)为书记,张敬德为组织委员(佃户),我任宣传委员和军事委员。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只有39人,并将1939年底组建的游击小组改建为民兵,当时有3支步枪。支部书记任传信因腿部残疾,走乡串户做木工活,有利于掩护其做地下工作,不便担任公开职务,决定由我负责村民兵工作。对各抗日群众团体,也进行了整顿,各团体负责人均由党员担任,并确定了动员参军、筹备军需、转送伤员等任务。经过两个月的彻底整顿,下庄村的党员干部及广大百姓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意识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下庄村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二)
1940年秋收季节,日寇纠集四、五千名日伪军,对我鲁中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一个多月后,日伪军扫荡失败,草草收场。当时,一队敌军从蒙阴县回撤途经下庄一带,他们以为只有15华里便可回到他们的老巢了,便放松了警惕。在离下庄村北5华里的河滩上,这群疲惫不堪的敌军东倒西歪,懒洋洋地晒起了太阳。这时,我与任传册、房奎道3人正在西山根山崖下,监视着敌人的动向。忽然发现日寇的1名骑兵策马奔跑到村东边一姓丁的人家,我们当即决定消灭这名日军。于是,我们隐蔽着慢慢向丁家院落靠近,在其他几个地方监视敌人的民兵和自卫团团长任传古也相继冲上来,将丁家院子团团围住。这时敌人已发现被包围,骑上马就往外冲,由于门小马高,只好下马。我隐蔽在大门外一米多处,当敌人冲出大门时,我突然一跃而起,用棍子狠狠地打去,其他民兵也一拥而上,将小鬼子打了个半死,随后我们将小鬼子抬上,向深山沟转移。在清理战利品时,发现只有36发子弹,枪不见了。当天下午4点多,小北庄的刘婶告诉我,是她乘鬼子不注意把枪藏了起来。我们拿出来一看,是一支漆黑锃亮的三八大盖。这是民兵组建以来第一次与鬼子直接交锋,缴获了洋马洋枪,大家十分兴奋。我们这次的小胜利受到了泰山专署武装科和博山县委的嘉奖。大洋马送给了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了县独立营的坐骑。
日寇回到据点后,发现少了一名骑兵,当晚派马队返回下庄搜寻,连续两天,一无所获,只好悻悻而归。后来我们得知这个鬼子名叫小野,是个伍长。
(三)
1940年游击小组改建民兵时的原则是:挑选骨干,一枪三手。一般村庄有三、五支步枪,都成立小分队。下庄民兵这时已有了30多支步枪,所以决定组建民兵连。我仍担任下庄所辖11个自然村的民兵联防队长兼民兵连指导员,复员军人刘文利任连长,连下设三个排,一个侦察组,一个爆破组,一个司务组。军事教练石玉祥,刺杀教练任传久,一个司号员,两个通讯员。按照一枪三手的原则,下庄民兵有一个武装排的战斗实力,经常奉命配合主力部队的外线作战。我记得当时的一排长是任传立、二排长是任传册、三排长是刘文来,爆破组长任玉鲁,司务长是任纪业和刘兆庆。设立司务长是由当时的特殊性决定的,那时一发子弹就是二升谷子的钱,一个村子无力负担这支武装的军需开销,上级给款购买子弹、炸药,司务组还要负责执勤,帮助民兵家里干土地耕种、收割等农活。由于外调的民兵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劳动力跟不上,便买了几头牛,由郑玉标负责饲养,帮助民兵家干农活。
司号员安海文的任务是:一遍号令是敌情通告;二遍号令是群众疏散转移;三遍号令是宣布戒严,除民兵外任何人不许在村内外周围活动。民兵开始在路口、井旁、大门口等处埋设地雷,不论白天黑夜均要求按号令行动。
1940年初秋,为了配合八路军作战,开展了大破袭运动。博山县的任务是拆除擂鼓山一带日寇修建的遮断线。初秋的傍晚,天气凉爽,皓月当空,几千人的破袭大军,在独立营的掩护下,从南博山出发向敌区深入,爬山越崖,静悄悄的深夜,突然间巨大石块向山下滚动,雷鸣般的轰隆声将驻北博山、辰巳山、邀兔崖、朱家庄的日伪军从梦中惊醒。驻博山城里的日军队长立即令伪军唐云芳部派兵搜索。当一个班的伪军沿公路向谢家店村前进时,刚走到二槐树,突然一声巨响,走在前面的三个尖兵全部被炸死。这是我们捡到的一发30多斤重的哑弹被改装成一个大拉雷发挥的作用。让敌军尝到了“铁西瓜”的味道。
1942年由于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下庄久旱无雨,入伏后才种上玉米、大豆。蝗虫滋生,秋作物几乎绝产,加上敌、伪、顽的搜刮,人民群众饥寒交迫。这天,在独立营一连指导员阎发苍带领下,我们准备执行一项虎穴锄奸的任务。翟所昌,邀兔崖村人,叛变投敌当了日寇的宪兵队。他为了向敌人邀功请赏,出卖了邀兔崖村地下党员和村干部30多人。他本身是当地人,又了解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活动情况,对下庄、崮山两区的地下党组织和村干部威胁很大。因此,博山县委决定坚决除掉这个叛徒。我们从敌人内部获取的情报得知,古历十月初一,翟所昌要回老家上坟。由于他知道自己欠下的血债多、民愤大,所以不敢走大路,而是走擂鼓山的羊肠小道,并约了一个同伙为他壮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同伙曾经被我们捕获过,经过教育,愿意将功赎罪,翟所昌的消息就是他提供给我们的。阎发苍指导员、我还有一个同志,我们一共三个人,化装成打柴拾草的百姓,在翟所昌的必经之路上等候着。这条小路的外沿是10多米深的悬崖,下边是淄河,崖根还有个几亩地大的深水潭。我们将割下的柴草堆放在小路上。这时翟所昌走了过来,看见道路被柴草堵住,就瞪起一双贼眼,骂骂咧咧地喊叫起来。我们假装害怕的样子走过去,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乘其不备,猛然将其抱住,另一人同时用匣子枪顶住了他的脑袋。这家伙还没有回过神来就成了我们的俘虏。他的那个同伙在后面看见翟所昌被我们擒获,便转身跑回敌据点报告去了。
我们押着翟所昌迅速沿小路下山,跑步穿过淄河滩来到河东岸,在距离敌人据点不到两华里的邀兔崖村南台,将这个叛徒送上了西天。这一行动震慑了日伪军,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四)
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为了帮助人民群众渡过难关,泰山地委又派蒋方宇部长来到了下庄村蹲点。经过党支部研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民群众的饥饿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地主富农借粮。全村有6户较大的地主、富农,拥有全村95%以上的土地,平川好地几乎全被他们占有。越是灾害严重,他们越是囤积居奇,高利盘剥。党支部决定,组成3个小组,领导群众开展借粮斗争。村长任传印、农会会长张方田和我与他们公开谈判。开始事情并不顺利,后来蒋部长决定由抗日民主政府出面领导,下庄区区长任干臣提出:不仅要借粮,还要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有粮出粮,有钱出钱,团结抗日,对顽固户使用强硬政策。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大户们交出粮食2万多斤,按人头分给了贫苦农民。通过这次借粮斗争,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8月的一天,南门哨兵发现正欲与日伪勾搭成奸的国民党新四师吴化文部两个兵东瞧西望地向村里走来,我民兵立即将其抓捕,缴获步枪、匣枪各1支。经审问,是夜间行军掉队的。早饭后,井峪村民兵送来情报,有二、三十个吴化文的兵在林中筹备吃饭。经分析,可能又是一伙投敌分子。我立即召集任传册、房奎道、任纪陈、刘文来等6名民兵,带上仅有的3支步枪和9个手榴弹,奔向张义桥埋伏起来。
在东汉王寨山麓,有一道山梁,叫火石岭。越过山岭南下,是一条从井峪通往淄河滩的深山沟,不知何年修建一小石桥,名日张义桥。在步枪射程之内的一条羊肠小道是必经之路。东边是石坝梯田,西边是悬崖陡坡,桥下是几米深的山沟,地势险要,又有青纱帐作掩护,是伏击敌人的绝佳地点。过了晌午,这股吴部士兵大摇大摆地沿山坡小道走来。3个前哨尖兵已经过桥进入了淄河滩,后面的敌兵也进入了伏击圈。我们居高临下,举着手榴弹大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乖乖的举手投降。这次战斗,未用一枪一弹,缴获轻机枪1挺,小炮1门,匣枪1支,步枪13支,子弹400余发。
缴获的战利品,经过商议,我们把机枪送到四支队,交给了廖司令,小炮送到了县独立营,步枪充实了村里的民兵队伍。廖司令在收到我们的机枪后,非常高兴,派人又给我们送来步枪15支,手榴弹100个。专署武装科的李凤鸣科长亲自来到下庄指导工作,并决定将匣子枪归我使用。这次战斗,我们受到了县、地、鲁中区的三级嘉奖。
回忆下庄民兵战斗的岁月,参加大小战斗无数次,歼敌300余人,屡建战功。特别是任传立、王淑功、安海文等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先烈,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战斗精神至今仍在下庄人民当中口碑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