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五年年春，在党的领导下，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展开。随后，上海、北京的进步刊物，积极发表文章宣传和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主要目标是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和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
当时，我在金岭镇第九高级小学读书。我们村的王景陈在益都第四师范读书，他们学校的老师和王景陈等一些进步学生常来我校进行宣传活动。益都东关高级小学的校长杜华梓也来我校指导工作。在他们的宣传和影响下，很快成立了学生会，我被推选为学生会代表，曾出席在益都城东南宋庄和张店南无影山庙内召开的大会。从此也积极地投入了这一运动。
一九二五年，王景陈同志在铁山一带积极进行宣传鼓动，成立了“小车子工会”和“短工子团”，当时我协助王景陈同志的工作。一九二六年春，在“小车子工会”和“短工子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由王景陈和我负责。同年秋，王景陈同志被省委调去武汉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这时，农民协会的工作由我为主负责，有冶里村的张振华，南金召村的王希久协助我做工作。
王景陈走后，以王文太的名义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去武汉学习，一定有人去帮助你的工作，去的同志必持有王文太的证明信。不久，丁君扬、张洛书两同志，带着署名王文太的信来找我，信上介绍省委丁、张同志前往帮助指导工作。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教员，在这里有时住王德昌家，有时住我家，常来常往。
由于丁、张同志的亲自指导，农民协会的工作比较活跃，开展的反封建、反剥削、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很得民心，因而穷苦农民踊跃参加，很快发展到南至金岭镇，北至金召村，东至孙楼，西至尹家坞等几十个村庄，会员达三千多人。当时共青团也发展了不少人，负责人是周玉林同志。
一九二七年春，仍以王文太的署名介绍淄张县委的王明志和周光忠同志来找我，他们的公开身份是铁路工人，来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他们说，这里农民协会的工作很有成绩，但今后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得有领导、有骨干力量，这个领导就是党组织，骨干力量就是共产党员。并指示，采取我发展你，你发展他的办法发展党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中埠村发展了王德昌、王信昌、张世宏、王丙贞、王顺昌等五、六人，铁冶村发展了张振华、王绪孑L、申传贤等十多人，于家村发展了于兴家、于有森等四、五人，南金召发展了王文才、宋福永等六、七人，尹家坞发展了曹鹤锋、张桂云、张子浩等六、七人，其他村也发展了个别党员，这时总共发展党员四十名左右。就在这年旧历四月的一天夜里，由王明志同志主持，在铁山大洼里召开成立支部大会，他在会上讲了当时的国内形势，讲了建立支部的重要性，讲了共产党的性质和纪律，讲了要保守机密，做到上不言父母，下不言妻子。当时大家情绪很高，认为讲得很新鲜，很适合大家的要求。那时由于形势和斗争的需要，成立党支部大会，各村只派了党员代表十五、六人，会上一致推选我为支部书记，张振华为组织委员，王文才为宣传委员，王德昌、曹鹤峰为委员，定名为铁山特别党支部委员会。从此铁山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蓬蓬勃勃的开展着。
王景陈同志从武汉学习回来后，党支部根据他在家和学习中的表现，由我和张洛书同志介绍他为共产党员。后去临淄初中当教育主任，以此职业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为铁山特别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做了不少工作。一是他以教育主任的身份，在学校向学生进行革命宣传；二是对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联系，开展合法斗争。一九二七年，铁冶村地主张仲一的羊群，经常啃吃农民的麦苗，农民多次制止和交涉，他都置之不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农民协会出面发动群众采取行动，见羊再吃麦苗就追打。有一天，农民看见张仲一的羊群又在吃麦苗，于是群起追打，被地主张仲一看见，就拿出枪来威胁，群众据理斗争，在争执中，地主张仲一开了枪，并上告县里，结果王信昌、刘文水、向修春被抓到临淄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派人到县里，通过王景陈的关系做了工作，县里当天过堂审案，结果我们打赢了，大长了农民协会的志气，大灭了地主的威风。这就是当时闻名于众的“打羊案”。
一九二八年春天，淄张县委派我到鲁大公司淄川城东南大荒地煤矿帮助搞工运工作，不长时间，因铁山地区工作需要，我又回到中埠，经支部研究又派党员骨干王绪昌前往帮助工作。
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全国制造“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的反革命策略，制造白色恐怖，屠杀共产党人。这时临淄县党部的反动头目吴镜仙，声言要血洗铁山，铁山党支部的同志得到这一消息后，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大家表示“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立即搞武装暴动。这个意见被省委张洛书同志制止了，他认为这种举动等于拿鸡子去碰石头，是一种消极地盲动行动，这样会使党组织遭到破坏。根据张洛书同志的指示，为保存革命力量，使党组织能在敌人鼻子底下，得以保存并发挥其作用，我们放弃了暴动的念头，利用王景陈在临淄的影响和关系，积极开展工作，挫败了吴镜仙等的反革命计划，使铁山党支部免遭破坏。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一九二九年，我们派了李济昌、王文明、李青山三同志参加了临淄南部的南仇一带一个自发的群众性组织——红枪会，一方面通过红枪会的合法身份开展反抗临淄军阀朱全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一方面保存和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因为红枪会反对的主要目标是朱全义，朱全义就疯狂反扑，对红枪会进行镇压，放火烧了十多个村庄，造成许多群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事件发生后，县里成立了“救灾委员会”，为抓住这个时机把革命的力量和影响扩大到全县，教育人民，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王景陈同志想方设法把我介绍到“救灾委员会”里去。在救灾工作期间，陈梅川同志与我一同外出，经常到鹤家庄、北龙王庄等找些进步学生谈话，进行宣传。王宜之老师和另一位老师也常对我们进行些教育，工作了一个时期，被国民党县党部分子所怀疑，并对我施行防备，不久让我们退出了“救灾委员会”，回到了中埠继续开展党的活动。后来，县委指示要注意加强军事力量和军事工作，以便准备武装暴动，这时支部研究派党员周玉林、王信昌、于衡久、于有森、邢本法等同志去广饶寿光参加黄风旗军阀部队，目的一是学习军事技术；二是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我们去的同志，有的很快得到了信任，担任了排级干部。由于这个部队兵痞、恶棍很多，作风极不正规，分析认为要达到我们之目的是不可能的，从此我们的同志就回来了。
一九三二年，在博兴和益都石曹胜等地武装暴动的影响下，县委指示准备走秋收起义的道路，搞武装暴动，地点是卫固镇，县委李清山、王明志亲自指挥，从四面八方聚众六七百人，在暴动的前一天，就占领了卫固镇，并张贴了标语，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第二天一早，省委来了紧急指示，说暴动条件不成熟，博兴马千里所率暴动队伍已被敌人逼到正南方向，形势恶化。你们要迅速把组织化整为零，保存革命力量，以待时机。按照省委指示放弃了这次暴动。
一九二八年，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叛变，县委相继遭到破坏。王复元的捕共队到处抓捕共产党，并把魔爪伸向铁山。一九三二年张店的叛徒张守信等，来把我和王得昌、王绪昌逮捕，押到临淄城。由于王景陈同志多方努力和县党部的李美文（中埠村人）的关系，经积极营救，当天被释放了出来。从此，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铁山地区的革命处于低潮。然而，在不少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下，铁山特别党支部保存了下来。广大党员保存了下来。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组织又继续活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