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犀利笔锋宣传救国
段云，原名段连荣,1912年生于山西省蒲县,出身于行医兼经商的家庭。蒲县是晋南的山区小县,那里有若干户乡绅、地主欺压乡民，横行乡里。段云家是清末从宁夏固原县逃难而来的作为外来户，经常受到这些地主豪绅的欺凌和歧视。所以，段云从小在脑子里就有反对豪强、反抗压迫的意识。
段云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少时即有才名。1925年聪慧的他考入临汾省立第六中学求学。1929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政经科，并创办《政论月刊》，撰文介绍苏联经济建设经验。1930年暑期，他联络在外的学生及部分小学教员和城乡青年，发起成立“蒲光学社”，反对豪绅、恶霸、污吏和贪官。
他曾组织县内群众同贪官县长进行斗争和清算，带头向省政府请愿控告县长苗膏郇。并回乡组织县民“驱苗大会”，迫使贪官县长当场退赃并被革职。大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入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留学期间，与进步同学武新宇、甄华、姚弟鸿、李仰邺等人一起，一面刻苦攻读，接受新的思想和知识，一面积极从事爱国救亡运动。他曾担任“山西留日同乡会”总务，主持编辑同乡会刊物《文化》和校友会刊物《学术界》，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发往国内的刊物，曾一度被北平国民党当局全部收缴。1935年爆发“一二·九”运动，东京成立“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联携手，他被推选为学联三个常务之一，并主编该会的《学联半月刊》。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宣传抗日救国。
在续范亭将军身边工作
1937年4月，段云学成回国。他回绝了山西大学的工作邀请和优厚待遇，返回家乡蒲县参加牺盟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斗争中。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立即在全县奔走呼号，动员青年,搜集枪支，并毅然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购买武器，组织起蒲县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并担任总队指导员。1938年2月，段云与续范亭主任在吉县相遇，并随续将军到晋西北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任宣传部编辑科长。这个时期,他主编总会的《战地动员》半月刊，先后发表了有关合理负担、减租清债以及有关战时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并要经常写很多对敌军的宣传品。在战动总会这个革命组织中，他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发挥了一个进步青年的作用，同时得到党的培养，经受了艰苦斗争的考验，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上半年，段云受中共南汉宸委派，以民革通讯社晋西北分社负责人的名义，随续范亭主任赴陕西宜川，参加阎锡山召集的军政高级会议（“秋林会议”）。阎锡山公开破坏统一战线，在山西掀起反共高潮，强令撤销战动总会。
段云困境受命，带领宣传部的同志继续留在晋西北，编印总会的工作汇编《战地总动员》，同时负责总会的整个留守和收容工作。此汇编分上下两册，70余万字，全部用铁笔腊纸刻写油印而成，其中一部分就是他亲自刻写的，共编印300余份，报送延安并分送战区各县。原计划编印完后,段云带领60多位同志最后一批撤至晋察冀边区。可印制发行刚结束即接到组织通知，要他直接赴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工作。他自告奋勇，要求带队先把同志们送过封锁线，再去延安。不巧在晋察冀边区赶上日寇冬季扫荡，组织决定他随中共北方分局机关，在冀西开展游击战，坚持反扫荡。1940年元月，中央电令120师从冀中挥师晋西北，他又随贺龙、关向应部重返这片土地。根据党组织安排，他继续留在晋西北工作，并被派到续范亭将军身边，任新军总指挥部秘书。在新军的几个月内，他一直跟随续范亭将军，每天工作、生活在一起，续的品德、学行，对他感陶甚深。
为边区经济趟出路子
1940年4月，晋西北反顽斗争取得胜利，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段云调任晋西北行署经济总局局长。当时新政权刚成立，根据地经济怎样搞，搞些什么，既无前例可循，也无成文东西可借鉴，只有靠自己摸索研究，自己草拟条例和办法。
经济总局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统制贸易。即是对根据地同敌占区之间出入境贸易实行管理，用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经济掠夺，保护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二是工业生产。晋西北基本上是经济落后的山区，抗战开始后，许多县城集镇被敌军占领，经济基础更加薄弱，同时军队和其他脱产人员又大大增加，被服需要和日用品供应不足的情况更为突出。为此，经济总局筹办了若干公营小厂进行生产，同时发动群众生产。经过几年的努力，晋西北的生活必需品和穿衣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三是商品流通。经济总局有活跃根据地商品流通，调剂市场供需，稳定市场物价的任务。总局在区内各县设立公营商店(那时叫“营业公社” )， 既搞批发，也搞零售，还提供原料，组织工厂、作坊生产，然后将商品销售给零售商和消费者，并且领导私营商贩，平抑市场物价。
后经济总局改名为统制贸易局，公营工业部分被划归行署建设处。他在经济总局工作的时间虽不长，却为边区经济工作趟出了路子，打下了一定基础。
受毛主席表扬的小册子
1941年9月，段云奉命调到中共晋西区党委，先后任调查研究室组长、主任。从晋西区党委到后来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段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南下入川。
在这期间，他经常深入城乡，走访群众，了解社情民意，为分局领导的决策提供依据。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同志率调查组来晋西北，调查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时，段云奉派协助开展工作。他在兴县碾子村逐户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向区党委和张闻天同志做了汇报，受到张的称赞表扬。为了解决好边区党政机关和军队5、6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他亲手起草《征收公粮条例》，经行署批准，颁布实施，并成为根据地广大群众所拥护的经济政策，这对促进生产发展，支援晋西北的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夏，段云遵照晋绥分局的指示，带领研究室的梁膺庸、丛一平、方正之、李质等同志组成调研小组，深入到晋西北9个县20个村庄，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工作，写成《晋绥老区9县20村农村土地及阶级关系变化情况的调查报告》，为全边区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提供了借鉴。9月份，他们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编写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明确提出划分成份的标准，要看个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看剥削关系，并且用通俗的语言，逐条扼要地加以说明。这本小册子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名义印发所属各地参行，很受干部和群众的欢迎。1946年中央发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后，他还代分局起草了土地改革的“补充指示”。1947年3月康生来到晋西北，在临县的“郝家坡会议”上，批评分局的“补充指示”保守，批评研究室的调查资料有右倾偏向，批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有严重错误，是右倾产物，要分局下令将小册子全部收回焚毁。有幸散出的小册子曾传到陕北的毛主席手中，1947年12月的“杨家沟会议”上，党中央及时制止了晋绥土改中的“左”倾偏向。不久毛主席途径兴县，曾在一次与晋绥干部谈话中说：“在你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指的就是这本《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1949年冬，段云奉命南下入川，离开了这片战斗、工作和生活了11年的土地。
乘暇且弄墨挥洒在云烟
在晋绥边区从事抗日战争工作时，段云被誉为蔡家崖的（晋绥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一枝笔”，由于多才多艺、博闻强识，周边的同志们都习惯地称他为“夫子”。对于他来说，不论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之际，还是在案牍累积、工作繁忙之时，即景生情、泼墨挥毫，是他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从未间断。他曾有“乘暇且弄墨，挥洒在云烟”和“老笔争飞动，幽窗抢分阴”的诗句。可以看出，他不放弃工作之余的闲暇，总是孜孜不倦在练字。退居二线后，有了较多休闲时间，得以竟日据案挥毫，悬臂运腕，陶然于翰墨之中，以书陶性，以书强健体魄。“书如其人”。书法和作者的品格气质是分不开的。段云性格刚直，胸怀坦荡，待人诚恳坦率，一片冰心。在书道上，他始终以欧阳修“不侧倚取媚，不狂怪怒张”的原则律己；以李北海、颜鲁公、柳诚恳的“心正则笔正，骨刚书亦雄”的精神自勉。他循着不事乖张、不取奇巧的道路，以行楷为主，兼及篆草；从欧、颜入手，远宗二王，下及苏（东坡）、米（芾）、文（征明）、傅（山）；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行笔纯朴，自成风格。除了书法之外，段云又雅擅诗词，著有诗集《旅踪咏拾》；同时对中医中药也颇有造诣，兼任着两会一党（中国民主建设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中药咨询服务理事会的总顾问。诗词与中医中药中的精妙，与书法之成就相得益彰。
段云古稀之年，更把书法看成老年生活的重要部分。一九八三年他突发心脏病，病中曾闭目摸笔，写出如下心境，“猝病临危敢自祝，念我书艺稍成熟；天公且舍一只手，少假余年再抹涂。”他的书法，已经颇具功力，近乎炉火纯青了。但是，他从不以名家自居，凡是请求题书的，都是认真对待，有求必应，分文不取，有时还亲手封签付邮。人们得到他的作品，无不视为墨宝。国内许多地方都留有他的字迹，深受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他的墨迹，在日本、东南亚等地也颇有声誉。“池黑笔冢老愈到，恨不写干水成缸”。这是段云“说书法且以自勉”七律诗中的话。从中也可以看出书法已成为段云生命存在的一种价值，成为他一生与社会、与人民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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