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冬，由孙铁民、张辑光我们三人组成的支部，领导淄、益、长、桓四县边区的抗日革命工作。当时以宣传抗日、组织游击队为主。廖容标和姚仲明同志领导的铁山起义后，抗日情绪日高，抗日游击队也逐渐扩大。支部分工我在游击队中负责，此时大约二百余人。
我在高苑乡师读书时，即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组织。一九三五年北京青年学生发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曾被本校学生选为代表（全校共选了三个代表）准备去济南“学联”开会。但由于校长以韩（复渠）主席的大刀队要来校镇压不准学生闹事为由，强迫学生提前放了寒假。我回到家乡后，即接到开除我的通知书。我便在家乡，暗中组织抗日团体。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桓台北部和高苑、博兴县的一些高苑乡师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同学，曾到我教小学的隽家山，联络我组织抗日团体和抗日游击队，准备打游击。这样，在支部领导的二百余人的游击队建立后，我的意见是把游击队带到桓台北部锦秋湖一带去，扩大抗日团体和游击队。当时日寇正准备过黄河，敌机不断向黄河南岸侦察，国民党人吓破了胆，一部分向南逃走。一部分与地主分子、土豪劣绅、资本家准备打起太阳旗欢迎日军来组织维持会。我们如果乘此国民党销声匿迹之时，将二百余人的游击队开入桓台北部，利用我高苑乡师同学、老乡近五十余个抗日积极分子的关系，由他们带头并动员参加抗日游击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部队便能扩大到数千人。那样由廖容标、姚仲明来领导，与本地抗日积极分子相结合将汇成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等国民党从胆颤、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为时已晚，桓台的人、枪都向我党这边来了，政权也势必在我党手中。便不会有廿四旅的存在，即使有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这对于我三支队后来抗日八年活动方便、经济发展和部队扩充，都会有很大的好处。但由于廖容标等同志意见是，部队应去铁路南山区，以为依托，开辟根据地，有时北来打游击，扩大兵源。因为平原是不易坚持游击战争的。结果我的意见被否定，我只好服从命令，带队转移。但到了太河北距同古三百米左右时，同古人占住淄河岸，居高临下，不让通过，并开枪打我们。这时，我与孙铁民、马兢生三人冒着生命危险前去说服同古村民，声明我部曾在铁路北与日军激战过，并把我们缴获的一套日军服装和日军一份入侵华北的军事地图拿给他们看了，这才让我们通过。部队在马鹿与廖姚部队会合。二百余人编为五中队，余下的人编入三中队。把我留在司令部，任支部书记兼参谋。让张丁臣仨五中队长，后来五中队有几十名队员开了小差一九三八年秋，张也跑回了家去。
廖部以三、四、五中队为骨干，发展到十余个中队，在磁窑坞又收编了翟超二百余人。此时接到省委通知，南去莱芜区反击秦启龙部，兄弟部队提了伪县长谭元村。省委编四支队为一师。廖、马、姚为二师。以后又改一师为四支队，二师为三支队。从四支队抽了一挺机关枪给我们。又调来王哲、王结、舒和、小狗子和王平、唐克几个女同志，还有张辑光，组成政治部。未有政治部主任。
在春末夏初，霍士廉、杨国夫等同志来了，杨临时为教导队长。此时洪涛逝世、任廖为四支队队长，马耀南、杨国夫为三支队正副支队长，赵杰为副支队长，霍为三支队政委兼清河区特委书记。孙铁民分配为长山九区中心区委书记。霍世廉与我谈话后，分配我为桓台二区中心区委书记（桓台无县委），我即日登程。
我回到桓台二区时，胡凤林部已发展到二千多人，已占领全县。政权仍有劣绅们掌握。胡部派了约一营兵力进驻街子、曹村、解家庄、尚庄、官庄，并在曹村山口、刘毅山口设有哨兵。增设地雷、石雷防御工事。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好在其内部有些熟人（如张敬堂和我很熟），我即以准备组织游击队，自认指导员为名，来掩护我在桓台二区区委工作，才得以立足。于是发动组织了独立连，发展了几个党员。如连长张方钟，一排长张治海、司务长张聿河都成为党员。不久，霍政委又派了马伯成为区委青年部长，张敏为宣传部长，李明为组织部长等等，桓台分区委初具规模。区委便发动式装抗日，四出秘密工作，先在曹村、乔庄、杜科发展组建救国会等组织，再从其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我对外从不暴露区委书记的身份，自称是指导员。敌人始终不知那时此地有区委机关。只知扑杀抗日同志和共产党员，未有追查党的区委机关。有诗一首形容当时的抗日形势：
日寇集中攻武汉，敌后仅守点与线。山东抗日军兴剖，司令如毛民遭难。自贼土豪说爱国，冒称救亡唱忠赞。未来汉奸赶时髦，庙中泥鬼也抗战。一时抗日吃香，抗战声涛高入云。在日军进攻武汉之前，他们在台儿庄一带吃了个石灰鸡蛋。
这是因为日军不费吹灰之力过了黄河，在占领山东时，除共产党刚发展的部队打了几个小仗外，所谓装备精良的国军望风溃退。特别是徐州一仗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目军乘胜轻而取得了武汉，从此蒋介石一蹶不振，有诗一首为证：
秋高气爽雁南飞，黄鹤楼空蒋军溃，武汉心脏倭寇占，烧杀奸淫真皇匪。国府将帅惊破胆，秦沈群魔没了魂。座山观斗看风向，唯独我觉举旗挥。日军侵占武汉后，即回师扫荡敌后抗日游击队。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日寇袭击胡风林都在街
子、尚庄一带驻军。因胡部内部有奸细，告知日军说胡要南来视察前方部队。这样，日军先做好了准备，等胡风林晚上来到街子住下后，日军从济南调来的部队，在拂晓前将其包围。胡都闻讯准备从解家庄东门向桃花沟北撤，正中敌人预先埋伏，胡部伤亡惨重尸横遍，胡凤林也被击毙子桃花山东坡。
胡部被日军击溃，残部退到大围子里。这时对于我党在桓台南部开展工作和组织抗日救国团体是个有利时机。我们立即组织各村成立农、青、妇等抗日救国会、民兵小组，组成淄益长桓四县边区动员抗战委员会行政办公处，为来往八路军筹粮、鞋等军需物资。办公处设在榆林村。二十四旅退居大围子里后，我三支队暴露出来，成了日军袭击的目标。不久日军连续进行大扫荡，北起小清河南岸，南至胶济铁路，由于游击队无经验，又各自为政，使得敌人猖狂无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此时，张店日军宣抚班，利用当地汉奸，暗皇军无敌，要日中长久亲善，建立东亚共荣圈。皇军要施善政，各村乡镇长，要来张店成立维持会，以保各村安居乐业。区委与其针锋相对，指出日本入侵中国是毫无道理是残忍野蛮的。由于蒋介石反动派的腐败，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进而侵占全国领土，奴役蹂躏我人民。在我党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最后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还用标语进行宣传，各乡镇长不要受骗去参加宣抚班开会，如有不听者，将割其左耳以示警告。但由于日寇的残暴逼迫，就连我觉经常活动的地方如乔庄、官庄等地的村长都去张店开了会。一部分劣绅也乘机活动，依恃日寇淫威，跑到日军卵翼之下。一时汉奸的亡国论蜚斐然占了上风。说我们土枪土炮缺子弹，比不上日本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亡国无疑，当顺民为妙。甚至有的“中产”人家指着我们的脊背议论说：这些土匪惹下大祸，让日本人烧了我们的房子。在那怨天尤人。
人们在慌乱恐怖中尝到了在日寇的铁蹄下的苦头。每天都感到朝不保夕。此时，区委讨论，如不采取措施，抗日者就被说成罪人，汉奸卖国贼倒成了拯救人民的恩人了。党的抗日工作就无法开展，已成立的抗日救国团体也必然瓦解，各团体负责人不屈服就得逃走，或遭惨杀。于是区委决定，派游击除奸小组执行诺言，对那些认贼作父者割去左耳以示警告。这一措施打击了日寇汉奸组建伪政权的气焰，我们乘机在榆林村四县办事处召开村长会议，号召为我军筹粮、捐献军鞋，健全农青妇救会，扩大民兵参加八路军游击队，提出不准资助敌人要车马夫和修建公路。这时国民党廿四旅已喊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口号，与我军对抗。因为在桓台廿四旅掌握政权，只许他们压榨人民，不许给八路催粮。名义上抗日，实质上是抗日的障碍。有时，我们开村长会议，他们就捣乱，我们经常想办法阻击他们的破坏，有时打得他们狼狈逃窜。
正是田野里青纱怅起来之时节，区委首先在铁路附近村庄开展了工作，党员魏臣患是湖田人，他与我走上下湖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此外，还有郭登奎同志也参加了湖田一带党的发展工作。
在湖田、北焦宋有很多农民参加了我军，党的群众基础较好。这些有利条件使我们易于察觉敌人的动向，便于我军通过铁路，但也难免发生不测的情况，在这里工作仍然要曹许多危险。一天，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听到门外一片急促的脚步声，当我站起身来想弄清情况时，一个身不满四尺的短人已经闯进门来，并用手枪指着了我。大门和屋门也都有人把牢。魏臣患机灵地跳到屋门后，用双背箭手枪也指住了这个娃子。顿时，双方处在箭拨号张的紧张状态，如果打起来，必然双方各有伤亡。我心中一愣，定眼一看，认得此人是盗贼陈八。
“陈八吗！你想干什么？！”我说。
“要缴你的枪！你忘了你开除我八路军籍吗？你不交枪我就扣火……。”
这时，我才想起往事：那是一九三八年春在佛村一带活动时，陈八抢掠村民，被押送军判。那时我兼军判委员，由我宣布陈八的犯罪事实，开除其八路军籍，因此，他怀恨在心。
我说：“那是对你留情，那样判处，等于叫你回家了事，今天你又重新抗日，我们正好行动一致，你何必如此？”
陈八与我相隔中问只一条桌的距离，他的手枪口距我前胸只有一市尺多，我的二把匣子枪就挂在右边腰间。但不能抓。一抓，陈八就会扣扳机。陈八是小矬子，矮我一头，我一耳光就能打倒他，我一边在口头上应付陈八，一边注意寻找有利时机。
陈八只是一个劲地喊着：“我要开火……”
“你回头看！后面也有人用枪顶着你，”我说，“你若开火，后面的人即先打死你！你行凶，你自己也跑不了！可以着量着量：是团结抗日为好，还是杀人而被杀为好？”陈八只说：“我要开枪！”却不敢回头。他一回头，我即一拳打倒他。他已经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心中非常胆怯。抓住陈八的心理，我坚定地说：“革命者不怕死！你开枪吧！你恩将仇报不会有好下场，也难逃你一条命。”
陈八一面后退，一边自我壮胆地说：“我很多子弹！我要开火……”手中的枪仍然指着我。直到门口以外，才连同把门的人一起仓皇逃跑。
事后我想：像陈八这样的人，开除他的军籍正好。要不也不会有好结果。这次陈八来此主要是想下我的枪，虽没有得逞，但也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此次是否是村长或其他人向陈八告了密？也未详加调查。以后，我们不管去何村，总是注意了保密。他知道一点消息，也只能是指东在西，无法下毒手。不久，四支队来此，将陈八缴枪，逮捕枪决了。此时陈八的部队已有七十余人，其中汉奸、国民党特务都有。
环境一天比一天地恶化。张店、周村附近村庄都有伪村长。每天“扫荡”的日伪军都从村子里要车、马、人。我们如不赶快进行工作，待敌人强化了这些村子的伪政权，我们就很难插进去开展工作了。到这些村子工作，区委认为我去比较好，因为我二姑就是张店附近乔庄。我即以走亲戚为名，带上一点礼物装作走姑家的样子前往这一带的杜科、乔庄秘密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张圣治、张治海是新党员。在张店的杨宗阁是新党员。
工作了几天以后，这一天我正住在乔庄张正永家，上午，张正永神气不定地自外面赶回来说：“日本特务搜索队十小人在庄东头正搜索八路！”并疑惑地自语：“是有人透了信吗？”接着，他出主意说：“你可藏在我姑娘屋里，我叫姑娘在门口做针线活掩护你。”我想：“汉奸无人性，如果真来捕人，必然会开火，那就破坏了工作关系……。”我决定还是走为上策，我请张正永在前面走望风，如有敌人即设法告知我，我一支枪放在篮内，用白毛巾盖着，一支枪掖在胸前衣襟下，可以顺手抽出，都按上顶膛火，乘敌人在庄东头搜索，我从西门走。其实，这伙汉奸并未授百姓，而直接到西门抢劫过路客商与行人。张正永在前边也未向我示意，不知是他看到敌人来敢回头报告，还是怎么的，但也不像有意领我与敌人相遇。这时只有一个汉奸看见我可疑，其他汉奸都在抢劫行路客商。我用手暗暗握住枪，敌人与我两目相视，我即将衣服下的手枪指准敌人，敌人不敢妄动，他要动我就先开枪打他。但我走出二十多米时，敌人开了一枪，我即速发数枪。因为其他汉奸原来未注意我，枪响后，敌人就如一群吓破胆的兔子，只顾向张店车站跑。有的村民认得我，就大喊：“指导员张冲凌来了！”“大队八路抗日军来了！”我也跺足大喊：“二排抬过机枪向汉奸开火！”我们故意虚张声势，吓得敌人抱头鼠窜，头也不敢田，跑掉了两只鞋也不敢拾，当敌人一直跑出三、四百米远时我才迅速走开。顿时，大街小巷一人也见不到了，死一样的沉寂。有七言古诗一首，形容当时情况： 一声枪响似警钟，千家万户如警鸿，青天高远任鸟飞，百姓无处避刀锋，呼救上天天不应，入地无门凭吉凶，屠刀之下任宰割，何年何月出火坑。回来后和区委商量，大家认为我的目标大一点，于是决定由张敏接替我。他的舅家是杜科，可
以此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在乔庄，已有张丕治、张治海守党员成立了支部，在张店有党员杨宗阁，我即在榆林以西曹村、南北岭一带开展工作。曹村已有党员马德裕、曹立运等，也已成立支部，并派人去西家营与耿子安、耿一眼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尚庄党员张聿河、张正绪同志等也成立了支部。一天，我去凤凰庄开会，带了两支枪，竹篮内放一支，用手巾盖着，腰中插一支“十二连”，子弹顶上膛，能顺手开火。我扮成行人的样子警惕地往前走，在横过一条大道时，前面被一片树林挡住了视线，走到大道边上却见一支五十余人的日军杀气腾腾地走着。尖兵距离本队约五十余米。我正好处在尖兵与本队之间，我立即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既不能快走，也不能慢走。那样会为敌人所怀疑，我必须大方地缓步通过。此时我正与敌人中队长相遇。我暗想，大胆闯过去是可能的，如果走过对面去，被敌人发现我就先开枪，最少也能打死其队长，也算是一对一够本的，因为他的“小王八盒子”还背着，未取出来；但当我与其相遇时，日军队长只问了我一句：“往军屯去，走得对吗？我用手一指，示意他们走得对，他即不再问什么了。我即迅速大方地走出了百余米，在有隐蔽物的地方，敌人看不见了，我才以最快的速度，脱离了敌人。
自胡部溃败，区委抓紧时机，加紧在各村开展工作。组建各救会，可以公开号召，但发展党员骨干必须秘密进行。由于骨干缺乏理论指导，区委决定在南岭庄，开办各救国积极分子和民兵训练班，以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为教材，学习、讨论在目前我与敌伪犬牙交错的形势下，怎样开展党的抗日工作。我当战术教员，马竞生、马伯成等为政治教员，我们召集了各村农、青、妇救骨干，有党员，有群众共约四十余人，计划训练半个月，但只进行了十天训练就得到侦察员的敌情报告说，日寇已自南而北、自北而南地开始梳篦式的扫荡，距此已不过五华里远。于是，由我带两个武装班掩护，训练班由马克生，马伯成带领先转移。我在庄头看到敌人分作二路行进，先头的上空有两架战斗机开路，距我不过两华里，我即带部队向东南榆林方向撤退，这时被敌人发现，日机疯狂地向我扫射并俯冲轰炸。我们借助一个墓田掩护自己、监视敌人。敌机向墓田扫射，打得树叶纷纷下落。此时已无高梁作隐避，我们即往南转到豆棵地内卧倒，飞机仍然在扫射，敌人的先头尖兵也在搜索，但敌人本队并未散开攻击，只见尘土弥漫、烟雾腾腾，敌凶狂扫荡了一天，没有得到什么，却搞得他们自己疲乏不堪，也有走路一瘤一拐的，乘敌人松懈，我即带部队东去，然后转向了敌人背后，敌人也未再向我们攻击，即在榆林一带宿营。太阳映照得白云带上了淡红色，然后慢慢变得万紫千红，已是黄昏时分，我们也就悄悄宿营在凤凰，第二天，东方灰白时，侦察员报告说，日寇已无踪影，大概乘车远去了。
天亮后，我们得知张万钟连长带二排在金召山被日寇诱人埋伏圈几乎全歼，阵亡十三名同志，我去埋葬同志们的尸体时，看到有的同志被敌人用刺刀将肠子挑起挂在树上；有的把头砍下来丢在山沟里，令人目不忍睹，心肝欲碎。悲痛中燃起了对日寇更加仇恨的烈火。军民们掩埋好同志的尸体，整装准备投入新的战斗，决心要为壮烈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大家是这样想的，在新的战斗中也是这样干的。
日军大扫荡后，四县边区办公处召开各村负责人会议，整顿组织，研究如何在敌伪屠刀下工作，办公处仍设在榆林，我从尚庄出发自街子、胡家庄中间去榆林开会，出村后，一里多路，碰见一队日军百余人从西面大道往东行进，我从南往北走，约相隔二百米远，这时田地旦已无高梁棵，只有豆棵一尺多高，不能隐避，如往前走，正在敌兵前几十米处通过，此时如向回走，敌兵必然认为是八路游击队，定要追击。正在着急为难时，忽见前面一个青年妇女抱着小孩走路，还提着一个包袱。真是急中生智，我快走几步，低声对那妇女说：“我们装成夫妻，你掩护我混过敌人去。”那妇女看看我，似相识，也未回答，我即迅速走到她身边，那妇女会意，故作生气地说：“你倒好！甩手走路！给我拿着包袱！”此时，敌人先头部队距我只十余步远，也能听见她的话，我即随手接过包袱，大方地越过敌人纵队。有个敌人指指我们，也未盘问，我即照常行走。走出百余米后，即迅速向榆林庄走去，那妇女已落在我后面远了一点，我放下包袱向她招了招手，当她看到后，我就隐蔽着赶快走开了。脱离了险情，我感到如出虎口一般轻松。到会时，说此遭遇，同志们都庆贺我，说这是沉着、机智的胜利。敌人连续大扫荡后，又插入百人左右的兵力，他们经常地突然闯入我根据地巡逻搜查。我们的同志到各村工作也常常遇到敌人，有时发生被捕、被击伤的事情，这给我们工作造成极大困难。汉奸也逐渐活动。区委讨论怎么打击小股敌人肆意出来活动的问题，根据当时情况，独立连已调走，游击武装只有一个组，只有两三支步枪。大家认为，只有采取红军的游击战术、实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办法，查准敌人小股兵力出动的时间、路线，在敌人不易注意的地方实行埋伏，突然打倒几个敌人，马上撤退。敌追我退，敌退我追，敌人再追，我即再返。神经战，打冷枪，搞得敌人也不得安宁。大家推我负责组织，指挥战斗，这一天，我估计敌人小股出动袭击我们，我们各持步枪，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不多时，三四十个敌人果然从张店悄悄地溜到西山北坡，排着一路纵队进入到我埋伏国内。我三人一齐开火，打死打伤敌人二、三名，然后即迅速撤退到山顶。敌人受到袭击，然后对我们展开了攻击，我们一边还击，一边退到铜洞山。敌人追到铜洞山，我们又撒到四宝山顶，敌人看了看，目标已远，不再追了。我们竖起大旗，故意招惹敌人，敌人也不追击，敌人撤退、时已中午，我即尾随敌人追去，敌人武士道大和魂的气概又上来了，我们即居高临下，瞄准敌人又打倒了一个鬼子，鬼子气得嗷嗷叫起来，我自言自语地说：“你剖腹自杀吧！”当敌人爬到半山腰时，我们又悄悄撤退了，鬼子攻上山顶，日已西兮！我三人又到玉皇山顶，树上大旗向敌人招展。鬼子三鼓三竭后有气无力地撤回了。这次战斗，敌三人伤亡，我“三支大军”（三人）无一伤亡，余勇可贾。
在敌我都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我胜敌负，使敌人大为恼火。敌人知道我们不过七、八小人，公开“扫荡”无济于事，就采取先侦察好我宿营点，实行拂晓袭击的办法，但我方往往先敌埋伏在其必经之路，先打倒他两个，已稳操胜券，然后我主动挑诱敌人进攻，我再且战且退，发挥地理纯熟、又有群众拥护的优越条件，任意纵横变化，而敌人害怕群众，不敢分散包围，简直是无可奈何我们，纵使有武士道精神，也无用武之地。我是区委书记兼游击组长各村都有熟人，有利即出现，无利即隐而不见。虽不是三气周瑜，却也指挥鬼子三鼓三竭，气死无人偿命。我在整个八年抗日战争中都采取有利即打，无利即走。有时不幸为敌人包围，即率兵拼死冲杀，没有遇到不怕死的敌人阻挡不远。掌握着有利时机和有生力量猛冲，敌人必退。
一九三八年秋，五谷丰登，人民喜庆。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到处可以听到抗日的歌声，日寇日子难过，几乎守不住胶济路上的点和线。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河特委通知在临淄苇子河召开县委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目前抗日形势和清河特委工作。我自榆林村起程前往，沿路看到各村都住着抗日部队。有穿黄军装的，有穿灰军装的，也有便衣。什么胡部、李部、王部……，多如牛毛，抗日成了时髦的事情。什么小霸王、大霸王，大寨主、二寨主……，皆称抗日草头王。都怀着各自的目的声称抗日军。渤海大平原，此时，日寇连十分之一也来占领，其余多是草头王霸占着。许多乌合之众是国民党地主武装。共产党领导的只是东西一条线。有的段落也为之阻断。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相比较为数不算多，但战绩卓著，影响很大，人民群众称老红军廖容标为“廖菩萨”，可见共产党的部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此时，蒋介石委任的山东抗日大司令员秦启龙部约有三十万，不但不抗日，反而欺压人民，专搞摩擦，诬蔑我军游而不击。我一面走一百想，既为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大好形势感到欣喜，也为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愤懑不平。
来到苇子河边，到达了开会的地方。这里是三支队十团的驻地，处处显得生气勃勃。部队训练时的喊声不绝。向南望去，见一人乘马而来，他身着黄色军服，腰系红色皮带上挂着一支红色枪套的小手枪，英姿勃勃。后面紧跟八个骑兵，都是武装整齐，威风凛凛，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抗日崭露头角的李人风。我听了他对部队讲话，内容是论新阶段。当时是抗日小头目，算是有文才的，武只是在口头上。真正指挥战斗不是在军校能学会的。战略、战役家也不一定指挥好战斗，当然，战斗指挥员也不一定懂得战略，各具特点。
县委联席会议先由赵明新同志讲，中间霍士廉书记到讲台上接了赵明新的讲稿继续讲。大意是抗日形势好，和国民党友军团结抗日，搞统一战线。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解决各种问题，联合抗日；把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撤出，取消对友军的兵运工作；对发展地方党员，要开门慎重地发展。改正在白色恐怖下的关门主义；军队和地方注意向南北发展，打破八路军东西一条线的状态，以备日寇进攻时有回旋余地。如西北桓台有胡凤林部，章丘有高杜坡部、维县有李文理部截住我军通路，要争取时间，也必然导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形势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转换，但主要是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我们从日寇手中夺取政权，国民党却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其独裁专制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由此，很容易产生与国民党的严重摩擦，要慎重些。未提出大胆地成立抗日政权的任务，但提出建立“三二制”的联合政权。
我回来传达后，正式建立了“临、益、长、桓”四县边区办事处，在以前已成立了桓台县动员委员会办事处，赵明新指示，要我兼任主任。
在去榆林开会的路上，正走到解家庄和街子之前，农民正忙着种麦子，我即站位和大家谈论；今年土地干湿、麦苗出得齐不齐？明年小麦手收，还得老天“八十三场”雨才行。突然七个日军跑来，其中有一个是中国翻译，是汉奸报告了吗？不对，因为我刚走到此处，报告没有那么快。我即沉着地观察敌人的行动。原来敌人远处望着一堆人，在尘土飞扬中不知干什么？才跑来的，看看是种麦子，观察了一会，即问去某村的路。农民们很疑惧，迅速告知道路，并叫我赶快去拿麦种，我即转到村中小巷，急速隐藏，此时如不沉着露了马脚就会导致战斗。因为我有准备？如敌人搜我，就先开枪。必然打死、打伤二三个敌人。但是敌人多，也必然打死群众和带走全部十余个农民惨杀。
尚庄张方伯卖油，在农闲时赚一点钱用，我请他利用这小职业，当我党交通员，传送鲁中至鲁北的文件。但在沿铁路村子，敌人常常谋害交通员和我过路人员。中心分区委讨论认为开展铁路附近村子的工作，有重要意义。因此决定从张店车站到金岭车站沿途先开展党的抗日工作。组织农、青、妇救会，为我过路人员和部队提供情报，使领路人便于掌握敌情变化，保护我觉过路人员。我带一名通讯员去李家庄、东西张庄，也到联五庄进行抗日活动。张庄是我二姑住的村子，我以走亲戚为掩护，其实我也未曾到三姑家村去，而是先到李家庄、商家庄、店子进行工作的。第三天，正是红庙大集，此地南连小山丘，北连平原，人物幅奏，货物集散之地，人员稠密。我想正好对群众讲述抗战道理。由同志们架了一张方桌放在集的当中。我突然站在方桌上进行了五分钟的闪电讲话。大意是：我党领导广大人民抗战，并联合一切抗日团体和个人组成大军。不能被日本兔子的猖狂而吓倒，最后我们必胜，日本必败，希望大家联合起来抗日，坚决打击狠狠打击汉奸卖国贼。当时赶集的都围过来，二目注视，听我讲演。汉奸来不及报告，我就跳下方桌，混入人群不见了。事后有的国民党人对我说：“你们不光讲，而且实干，我们只能在安全的群众会上讲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抗日，其实望见日军跑得比谁都快”。
我在大集上对熟人讲，今晚我在李家庄住下，其实转一个圈子到商家庄秘密地位下，和同学商思诚等讨论如何护送我过路人员的问题。
东方泛白，太阳升起，万道金光普照着晗丽可爱的祖国大地，望着这生我育我的家乡，想着它正在被日寇蹂躏，使我不胜愤慨。经过我们仔细观察，发现李庄平静如常时。我就和通讯员到李庄南头，在南北大街路西的一个大场边，有块未做好的石碑，我们刚在上边坐下，就听到北边好像有急行军的响声。我们闪到墙角顺声望去，发现约有一连的伪军向南而来，前面的三个尖兵已快到墙角。我即迅速拔出二把匣枪，朝着尖兵扣了扳机，枪并未响，因皮带挡使了扳机。可是三个尖兵团头狂跑，冲得大队敌人向后乱跑，他们只恨爹娘给的两条腿太短各逃性命。在庄东北胡乱卧倒，挖工事防御。通讯员小宋即不管情况如何，跑过一道墙想跑，但敌开枪打来，幸亏未中。他又跳过墙来，我说：“你不要乱跑，咱们先上房顶，观察观察再说。”经过察看，我们发现，东西、北面皆有伏敌，唯有南面距铁路近，没有埋伏，我俩便从南面墙上跳到大街上，刚一下地便有一只军犬猛扑过来，被通讯员开枪打伤。赶跑狗后，我们向南冲去，又遇两个哨兵阻路，我两个向其猛冲过去，敌人哨兵逃跑了，我们即向正南铁路跑去。
观察铁路上并无敌人，便把短枪插入衣襟下，向西面张店车站走去，此时听到激烈的枪声，如同鞭炮，祝贺我们突围成功。估计这是敌发起了攻击，我们已离开了二里多路，敌人才敢前进，可见敌人的胆子比兔子还小。我俩走到洪沟东头，才下铁路北去，到了杜科东坡，遇到张希三老师，拿一张锄，假装锄地，其实是侦察情况。我知道他是国民党区委书记，两党区委书记巧遇，但他不知道我的真实情况。问我从何处来，你听枪声是何事，我说，要去联五庄，听着枪声不知何故，就不去了。老师说，现在不当教员，而务农了。
回到榆林与张敏等谈论起来方知。敌人先埋伏在李家庄西坡，要捉我们。
环境日益恶化，敌人布置奸细继续跟踪捉我们。区委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分散活动，必须秘密，夜间不住村子要露宿，并无一定地点。我有时在花山庙宿，即是下雨也不挨淋。游击组常跟我活动。一天，我们在花山南麓夜营，拂晓听到花山北角：“轰！轰”炮声连口响两声。原来是敌人拂晓包围了了花山北王庙，无声无息，即用手炮连发两声，如有人出庙，敌人就截击，但包围了个空。从此，我们只在露天夜宿，并无定所。而且事先也不预定地点，等黑天再指定宿营地。
一天，下着细雨，雨点落在高梁叶子上蔟簇作响，好似它们也在诉说人民的深重苦难。这时，有人提议在庙内宿营，因为在这青纱帐的时候，再加上下着细雨，是不会包围村庄的。大家通过商量，便来到尚庄，住到了孟济泉的马棚里。因为孟济泉这人抗战初期拥护抗日，廖容标司令员也曾在他家住过。他儿子孟子美也参加了四支队，再加上他的马棚有小巷，南到中街，北至后衔，易于突围，大家商定游击小组人员轮流站岗。
我们里边政治交通员张正明同志，每日能行一百三十多里，是个飞毛腿。雨停了一夜，拂晓时又蒙蒙地下了起来。张正明对其他同志说：“年轻人都困了吧？老汉我不乏，哨兵由我一人包了。”快明天时，张正明想到南巷口看看风，刚到巷口就被鬼子抓住了。在敌人的逼迫下，押到孟济泉家。我在睡梦中听说鬼子来了，大家赶快起来，越墙突围。我越墙而出。出村一里多，细雨朦胧之中，看到大火数处估计是敌人放火烧毁了抗日同志们的家。
西家营子的党员耿玉安、耿汉亭同志对抗日工作很热情，在村中成立了农青妇救国会，张店汉奸队七人乘自行车到该村搜索捕杀抗日负责人，可巧我们区委三人正在该村开会，敌人进村后抢掠搜捕村中抗日负责人，我们正在开会，得报告后，我们判断，我方有三支短枪，村中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又有群众助战，必定能战胜七个汉奸，果然第三枪就击毙一个汉奸。他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弃车逃跑，我们即追，群众在村头助战，在村外又击伤一个汉奸，汉奸吓破了胆，鸟散般地四散跳走。这次缴获自行车七辆。内有特制自行车一辆，不用打气，是用胶管作轮胎。群众称是不吃草的千里驹，大家送给我，后来我就利用敌人送的这个特别交通工具在农村进行对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