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并以三十万兵力大举围攻中原我军为起点，开始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从此爆发。
从一九四七年开始，国民党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整个山东处于紧张局，势，鲁中南成为主要战场。渤海区与鲁中南地区相连，国民党军队北进到黄河边时，渤海区为我方占据的地区，成为华东地区我方仅有的北边根据地，华东部队的后方和华东局机关大部都集中于此，幸渤海地区与晋冀鲁豫地区、晋察冀地区相连，尚有周旋的余地。当时凡国民党进攻波及到的地区，环境的艰苦程度，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时间上虽比抗日战争短三分之二，但各方面的损失却大大超过了抗战时期。
国民党部队初进山东时，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势，大有先山东，再华北，最后与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敌，共同将解放区全部吞掉的野心。为了挫败敌人的进攻计划，我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指挥下，于一九四七年二月，首先进行了莱芜战役，首创我军一次歼敌七个师的光辉战例。我军乘胜前进，扩大战果，先后收复莱芜、新泰、淄川、临淄、益都等十三座县城及张店、周村、明水等重要市镇和车站。我军控制了胶济线东西段五百余华里，使胶东、渤海、鲁中三解放区再次连成一片。四月，我军迎击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进行了泰蒙战役，歼敌三万余人。五月，我军又进行了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并击退其他五个整编师的增援，共歼敌三万二千余人。孟良崮战役是华东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对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沉重打击。这时丧心病狂的蒋介石下令，又在河南省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堤岸，使黄河水再度北来由山东入海，妄图陷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的人民于死地。山东军民，。特别是黄河两岸附近的军民，一方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进行坚决反击；另一方面进行紧急动员，抢修早以废掉的黄河堤岸，使人民群众和解放区，免遭更大的灾难。
六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来到渤海区，为我们作了当时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并根据部队和地方存在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现在野战军在前线作战条件很艰苦，地方的党政部门必须把支前工作作好，保证前线的胜利是最重要的。野战军在作战情况下是野一些，地方同志要给予谅解，军民要团结一致，地方同志不能对军队敬而远之。陈毅司令员的指示，确实提出了当时军民关系中的关键所在，渤海区党政军机关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提出了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支援前线的口号，并制定了把支前工作做好的具体措施。
一九四七年七月，刘少奇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开了近二个月的时间。九月，渤海区参加土地会议的同志归来，传达了土地工作会议精神，这时部队除作战外，即集中精力进行土改运动教育。十月，渤海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康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领导，这次会议夸大了党内不纯和土改的不彻底性，错误地认定原区党委和行署的主要负责人犯有严重错误，对他们进行批判，并分别给予撤职、免职等处分，将渤海区党政军各级负责人大部撤换，给该区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后果。不久，华东军区副政委邓子恢、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华东局曾山来到渤海区帮助渤海区党政军工作。这时我任渤海军区直属供给处主任，参加了渤海区党委和渤海军区的整党运动。整党后，渤海区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由华东局民运部长张晔任渤海区党委书记，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刘格平任党委副书记，王卓如任渤海行署主任，袁也烈任渤海军区司令员，周贯伍任渤海军区副政委。这时在全区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三查，地方上为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部队上为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不论部队或地方都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在三查三整运动进行中，还开展了诉苦运动，通过诉苦运动，提高了部队指战员和地方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进一步划清了阶级界限。查出了少数立场不坚定，执行政策不坚决，袒护地主、坏人等严重问题的干部，分别情况给予他们撤职、开除党籍等处分。同时，通过诉苦，还使一些解放军战士，更坚定了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还有一些被俘遣散回家的国民党士兵，经过诉苦后，坚决地参加了解放军。通过诉苦运动，我们解放军在转入外线作战时，在大批俘虏里找到了新的兵力来源，改变了过去兵源只依靠老解放区解决又感不足的困难。广大农村通过诉苦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与地主作斗争，广大贫下中农成为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农村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我们部队也在驻地配合地方，宣传土改政策，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和健全群众团体工作。
随着土改工作的开展，解放区人民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打倒蒋介石，保卫家乡，解放金中国的口号越来越深入人心。各地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新兵营团不断地开往前线补充部队。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华东军区后勤部在渤海召开华东军区后勤工作会议，我代表渤海军区后勤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华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李人俊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华东部队的整个供给情况，他说：时届冬季，我军七、八个纵队冬季棉衣问题尚无着落，华东军区后勤部的全部家底，只有为伤病员所需的一点药费，其他费用和物资均无来源。会议期间经与前方司令部联系，前方司令部称：进军鲁西南部队的棉衣问题，已着手就地解决。这时与会同志的压力才有所减轻，但就住渤海人员的供应问题也有不少困难。会议最后议定把广开财源，厉行节约作为解决经济困难的出路。
不久，中央派经济学家南汉宸同志从陕北经华北来到渤海区了解情况，研究如何才能搞好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以保证供应支援前线。期间他给我们介绍了经济困难的陕甘宁边区，是如何进行节衣缩食，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的。他说：陕甘宁边区大部分住的是领导机关，为了支援前线，处处在开支上精打细算，如做衣服，不论是上衣还是下衣，做的正反面都能穿，使衣服在穿着上不致磨擦几个固定的地方，以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在衣服的剪裁上也反复的科学计算，以提高布的使用效率。在经费开支上都是包干使用，就是一个信封也要正面反面使用几次。在谈到解放战争的费用与解放区农民的负担时说，解放区的农民究竟能养活多少解放军，从调查结果与科学计算，养活解放军的数字以占该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二较适宜，到百分之三时，农民负担就很勉强，若达百分之四时，农民生活就坚持不下去了，但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剩，解放军人数已超过了解放区人数的百分之三以上。在谈到我们究竟养多少兵，才能够用时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打倒蒋介石，因此，解放军的人数必须达到能够打倒蒋介石所需要的数字（即接近蒋介石兵力数字）。在谈到战争实际消耗时说，我们打敌人用的一发炮弹，需消耗五个农民一年的全部收入，因此解放战争的供应问题，除解放区尽自己所能进行供应外，必须采用取之于敌，用之于敌的方针，必须打到蒋管区去，做到吃蒋介石的饭，穿蒋介石的衣，用蒋介石的武器弹药，打倒蒋介石的办法。南汉宸还谈到解放区财经干部本身的建设问题，要求财经干部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们听了南汉宸的报告后，感到讲的工作任务方针明确，对解放战争的前景清楚，视野大为开阔，提高了工作信心。同时感到我们的工作与陕甘宁边区工作相比，差距很大，我们要努力赶上去。
华东局也派了华东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来渤海区。在他了解渤海区情况后，就如何作好渤海区的经济工作、发展经济、正确使用货币，如何加速货币的周转次数等问题，通过一些具体事例，给我们作了较详细的讲解。
华东军区副政委邓子恢（陈毅司令员称他是党内群众工作的圣人和专家）也给我们作了土改、群众运动的历史及土改的方针政策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土改要首先满足贫下中农对土地的要求，要依靠雇贫农，他们是农村中的依靠力量，是我们的培养骨干。要团结中农但不能形成以中农思想为领导，因为中农农业知识、社会知识都比雇贫农多，易在农村中掌权，若让中农思想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只会使土改停留在平分阶段上，还很可能还会走回头路。邓子恢最后还强调，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能助长农民的自私自利思想。
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在军区干部会议上，作了人民解放军的应有素质和军队整顿建设等问题的报告。
通过上列领导同志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对渤海区的土改工作、群众工作、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支前工作促进很大。
一九四八年三月，渤海军区主力部队组成一个纵队去前线作战（一九四六年秋已组成一个纵队由宋时轮为司令员去华野）。我这时调第一军分区作后勤工作。
自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率三野大部于一九四七年八月西进后，许世友、谭震林同志由三个旅组建了山东兵团。山东兵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首先在胶东地区向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一九四八年四月组织了有名的潍县战役，后西进沿胶济路作战。同年九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城，歼敌十万多人。至此渤海区与晋冀鲁豫地区完全连成一片。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联合进行了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在此战役中，渤海的主力部队在华野指挥下，参加了作战，地方部队也配合主力部队作了外围工作。渤海区还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了淮海战役。在天津战役中，渤海第一军分区部队组织了天津以南的外围工作，渤海一地委和专署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天津战役。
一九四九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献词向中外宣布：一九四九年我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争先恐后的学习这篇文章，充满了革命胜利的信心。这时，蒋介石已看到自己的统治面临土崩瓦解的绝境，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表元旦声明，企图玩弄和平阴谋，延续其反动统治。美帝国主义这时也改变了策略，除了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外，还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动势力破坏革命，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色彩。一些地方势力派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也散布和平妥协言论，希望在中国再次出现历史上“南北朝”或“三分天下”的局面。因而，毛主席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党和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学习中，华东局的负责人向我们指出：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其目的是想扼死中国革命，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并用古代希腊一个寓言故事来教育我们说，一个农民在冬天看到一条毒蛇冻僵了，感到很可怜，即把毒蛇放到自己的胸口上，毒蛇不久暖醒过来，结果毒蛇非但不报恩，反而把这位农民咬死了，这就是可怜毒蛇受到的恶报。蒋介石就是想叫我们当这样的农民，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觉悟、有严格组织纪律、有坚强战斗力的人民子弟兵，绝不上蒋介石的当。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由第一军分区调到渤海军区供给部工作，同时我同军区抽调的全套军区干部随军南下，接收新解放地区的工作。接着渤海区党委、行署的全套南下机关干部，每个地委、专署、军分区的全套南下干部也都组织了起来。整个渤海区南下干部作为华东局南下干部组织中的一个单位，称为一个支队，由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渤海军区副司令员肖平、军区副政委周冠伍、渤海行署副主任李文、行署秘书长彭瑞林负责带队。一个地区的南下干部作为一个大队，由地委书记、专员、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具体负责带队。渤海区整个南下干部支队的供应工作，由我和行署财务处副处长宋德甫负责。整个南下干部在军区集中时间很短，即向南开进。路经济南时，在北洛口稍为休息，并从济南市补充了几十名愿意参加南下工作的青年学生，又向南开进，至山东南部临城宿营。该地区为国民党向山东重点进攻时所盘踞的地区，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破坏和抢劫，又加连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苦，各村墙倒屋塌，断垣残壁，一片凄凉景象。
华东局确定南下干部在临城一带集中，等待华东局负责同志对南下工作指示，等待专人为我们介绍长江以南解放城市的情况。如上海市日积垃圾达四千多吨，只排除垃圾一项，得用汽车一百多辆，每天需几千人扫除卫生。城市的马桶、厕所都是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城市人民的吃粮吃菜，交通也都是大事。我们进城后，既是管理城市的主人，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城市中每天发生的问题，都得由我们负责解决。同时，城市工作接触面比农村工作广多了，所以，我们在进城之前，要很好地学习管理城市的知识，不能让城市人感到我们是农村老憨，我们自己也不能真的停留在老憨的水平上。
一九四九年三月，华东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同志归来，传达了毛主席对渡江作战的指示。指出渡江后，第二、三野战军要集中力量先解决京、沪、杭一带几个省的主要敌人，打垮其主要指挥机关。并指出在作战中，不要贪多，要象人吃饭一样，一口一口地吃，这样才能消化，仗要一个一个的打，不能象牛吃草，吃得很快，但吃下去还要反咀。
过去，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要由农村转向城市，我们必须学会在城市领导组织群众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的本领。同时还要学会同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的本领，不但要同他们作公开斗争，而且还要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否则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在城市站不住脚。在城市中，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阶级，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发展生产。
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但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渡江后，人民解放军更重要的任务是工作队。
我们很快就在全国取得胜利，因为胜利，党的骄傲情绪，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敌人的糖衣炮弹要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在糖弹面前打败仗。我们将来的路程还很长，同志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随时改进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要学会原来不懂、当前又急需的东西，把我们的国家迅速建设好，建设得比帝国主义国家好，比资本主义国家好。
上述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我们要反复地进行学习，深刻的理解，并在具体工作中贯彻执行。
我们在临城约半个月后继续南进，我们南进的路线基本上是沿着中国历史上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向着长江方向前进。在行军途中，有的同志不禁谈起了隋朝隋炀帝，开凿运河，用宫女拉龙船几次去扬州的故事。隋炀帝不顾人民的死活，一味贪图享受，荒淫奢侈，以致亡国灭身。唐朝太宗李世民当政时，常以此为教训，以图治唐朝而有贞观盛世。
路经徐州附近各县时，看到当地由于受国民党军队的长期蹂躏，广大农民穿的、吃的、烧的都很困难，当时天气已很冷了，好多小孩连棉衣都没有，光着头脚，满身灰垢的抖缩在村头巷尾，成年男女看到我们的队伍虽心里喜悦，但脸上都显出愁容。我们看到眼里，更引起我们对国民党的无比仇恨和解放全中国的迫切心情。
从淮阴城向南，逐渐有了南方风光的感觉，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北方就富裕一些了。我们在吃的方面也由北方的白面粗粮，改为吃大米，开始吃大米，多数同志不习惯感到吃不饱，十多天后也就逐渐习惯了。特别是到了界首、高邮湖一带，看到处处是水田湖泊，人们在湖上划着小船，牧放着水鸭。这一切与北方旱地相比情景确实不同。扬州到了，这是我们南进中经过的第一座带有江南风光的历史名城，名胜古迹不少，可惜时间不允许，未能观赏胜景。我们的宿营目的地是在江都县南、长江以北的农村，等待长江以南解放的消息和准备渡江。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时，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渡过长江。当时我们在驻地听着我大军渡江战斗的枪炮声，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恨不能立即随渡江大军一同渡江去。我军渡江后迅速占领了长江南岸广大地区。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垮台，我们真是兴奋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四月二十八日拂晓，我们开始渡江，还不时听到国民党飞机在头顶上空嗡嗡的叫声，过江后我们在丹徒一带暂住。五月上旬，上级传达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丹徒向接管上海市的负责干部所作的入城纪律、各项政策的报告。随着战争的推进，我们到达苏州城北的陆睦镇暂住。在此地，我们接到华东局指示：渤海区干部南下支队，除区党委、军区、行署的机关干部、三地委的干部留下待命外，渤海行署机关的财经干部、各地区的地委、军分区、专署干部，除个别体弱者，全部随军去浙江省。
随后华东局通知我们留下的干部着手筹办华东革命大学，学校地址是设在苏州还是上海未定，先叫我们在苏州了解一下情况。经各处查看，感到原国民党苏州监狱比较合适，该监狱是国民党最大的监狱，可容犯人一万七、八千名，地方较宽敞，只是国民党在撤退时将大部分房屋设施破坏，家具基本被人拿光，要在这里办学，须对房屋设施进行修整改造，购置家具。我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上报。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华东局通知我们，待上海秩序稍为就绪后，即可进入上海。六月中旬，我们由苏州的陆睦镇乘火车进入上海，住四川北路。经过简单筹备，借用复旦、同济、暨南三处大学的部分校舍，很快就招生开学了。华东革命大学由陈毅司令员兼校长，刘格平为副校长，李文为秘书长，学校还设教务处、校务处、供给处、卫生处等。陈放为教务处长，刘冠英为校务处长。我在供给处工作，黎力在卫生处工作。周贯伍、肖平要求回部队工作，在未调离学校前帮助校领导的工作。该学校第一批招生五千多名，主要设政治、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等课程。陈毅司令员亲自给学生作报告，并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三野政治部主任、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舒同也经常到学校指导工作。上海的文化界名人范长江、陈望道、熊佛西等也为学生们作报告。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华东革命大学第一期学生毕业，毕业学生大部分随军去福建省和随军去大西南工作。这时，副校长刘格平调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周贯伍、肖平调华东军区分配工作。撤消了供给处、卫生处，我调至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由舒同同志任华东革命大学校长，由温仰春同志任副校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委员会，制定了国旗，规定了国歌，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华东革命大学副校长刘格平参加了此次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同日，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前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我们在收音机旁，收听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情况和开国大典的盛况，确实激动人心。听完广播后，我们参加了上海市人民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整个上海沸腾了，到处是一片欢呼声，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胜利。参加解放上海的人民解放军手握各种新式武器，迈着整齐的步伐，也参加了庆祝胜利的活动。
亲爱的祖国！您过去长期遭受外入侵略、压迫、蹂躏，经过无数革命志士前赴后继与敌浴血奋战，才换来今天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把全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全国人民情不自禁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万岁！”祖国啊，您象鲜艳的花朵，在全中国人民的心田里永远盛开！
（外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