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山东渤海区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第三支队”，随解放军南下，准备接管浙江和上海等新解放区，当时的编制是：
一地委抽调南下干部组成第一大队；
二地委抽调南下干部组成第二大队；
三地委抽调南下干部组成第三大队；
四地委抽调南下干部组成第四大队；
渤海区北海银行和工商局调出的干部组成第五、第六大队；第七大队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组建起来；
第八大队由渤海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及所属单位调出的干部组成，过济南后又编入济南“华大”学生300余人。这时八大队下属8—9个中队，每个中队100人左右。该大队由周抗任大队长，冯乐进任政委，郭景涛任参谋主任。
1949年春节后不久，渤海区党委、行署即开始抽调南下干部，并在阳信县何家坊以北某村集中整编（第三支队在桓台县索镇集合出发编者注），然后以每天百余里路的行军速度先期到达济南市北郊。几天后，再乘火车到达徐州市以北的沙沟车站下车。当时各大队都住在沙沟和临城（今薛城）附近，第八大队住沙海西南微山湖边的郗山村；华东局驻临城。在此住了大约一个月左右。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华东局领导去参加会议，回来后，在临城北关某处召集南下县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的内容。自此。全体干部展开学习。通过学习，广大南下干部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更坚定了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心，认识到接管城市是我们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决心学好文件，把接管工作做好。
大约在4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由沙沟上火车，经徐州到达陇海路东段的新安镇（今新沂县）下车。后沿着新沂县至扬州的公路前进，每日行程百余里，途径苏北的沭阳、淮阴、淮安、宝应、邵伯、高邮到达扬州附近，待命过江。5月1日傍晚，镇江军管会派来大小轮船多艘，接我们先后从瓜洲口子过江。过江当夜开到苏南的丹徒、丹阳两县之间住下。约20天后，大队乘火车到达苏州城北的陆睦镇驻扎。不久，渤海区南下的其他大队大部分去浙江，少部分去上海，留一部分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华东革大”在陆睦镇时已经把架子搭起来了，刘格平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李文任组织处长、陈放任教务处长。校属的第三分部（万钧任部主任）已开始接受河南大学等处的学生。大约在6月底又到达上海，住在四川北路的光华大学、光华附中、原暨南大学校本部和分校，利用光华大学及其附中的校舍在暑假期间召集上海的一部分先进大学生人校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社会发展史、阶级和阶级斗争、接管城市的各项政策、青年人的思想改造等。学习结束时，总结学习收获和撰写思想进步小结。
“华东革大”是一个校部三个分部。开学不久，刘格平调走，改由舒同任校长。各分部的住址和负责人是：
一分部驻暨南大学分部，部主任王亦山；
二分部驻济南大学本部，部主任王乐三（原渤海区三地委副书记）；
三分部驻光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部主任万钧（原渤海区二地委委员、民运部长），我是三分部的秘书科科长。
6月的一天晚上，“华东革大”在四川北路光华大学后面的大操场上举行开学典礼，学会的学生在2000人以上。陈毅市长在大会上作长篇报告，从国内形势讲到青年人的前途、责任和自我思想改造等问题，对在场的干部、学生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学习结业后，大部分学生分配去浙江、福建，少部分去西南或留在上海工作。以后“华东革大”又移到苏州办学，各部住南北兵营，校部住北门里。学生多数来自上海和苏南等地。办学约三年左右，学校结束，各部干部到上海分配作，其中的领导干部多数到大学担任党委书记，个别的任校长。
在办学的同时，“华东革大”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办了两个附设的学校，一是政治研究院，二是上海俄文学校。
在“华东革大”第一期结束后，为适应和配合苏联专家工作的需要，陈毅市长决定在暨南大学本部创办上海俄文学校。该校除校长、副校长外，校内的干部都是从“华东革大”调去的。我任第一班部的主任。学员是从上海各机关单位抽调的，学员中除一部分是有一定俄文基础的留用人员外，大部分是从上海各单位调来的先进青年男女（均为大学毕业生），其中少部分为党员。俄文教授多数是从住上海的苏联人中聘用。这些学生毕业后，多数充当在华东地区工作的苏联专家的翻译。
1950年的下半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东革大”在苏州北门里筹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开始是华东局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任院长，以后调来匡亚明任院长，校内的干部基本上是从“华东革大”调去的。我负责教务工作。学员是上海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和上海各大学的部分讲师、教授。第一期约150人。学习内容是时事政策、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内容，同时结合思想改造。学习时间一般是半年。学员学习结束时写思想小结。这一期学习的效果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