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抗日烽火中从鲁中山区参军的八路军老战士，经过革命战争洗礼，随军渡江南下。1951年3月，由35军104师调华野七兵团兼浙江省军区干部部工作。翌年初，调到时任司令员的张爱萍将军身边做秘书工作，不久随着首长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去南京工作。后来将军赴北京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我也一直工作在他身边，直至1960年才离开，但还是在他直接领导下的总参军务部工作。“文革”中他蒙难8年，复出后我又调到他主持领导的国防科工委工作，直至离休。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首长身边工作的日子，八载岁月，耳濡目染。将军的卓越功勋和道德风范，铭刻心间。虽然今天老首长已去世多年，但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眼前，永远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奋勇前行。下面回忆我在将军身边工作时遇到的几件事，缅怀首长，以飨读者。
身先士卒整军纪
1951年3月，我由104师调三野七兵团兼浙江省军区干部部工作。时逢全军开始正规化建设，开展了克服游击习气练兵运动。每天早晨，军区机关和各直属单位自行训练，星期六到司令部广场会操。这时，刚由华东海军调来任司令员的张爱萍首长便是会操的总指挥。每次会操，当我们跑步进入操场时，总看到他早已站在指挥台上，笔挺的身躯着装整齐，精神抖擞地目视着各分队人列。机关干部平时作风比较散漫稀啦，开始会操大家只觉得挺新鲜，没太在乎，队列也不够整齐。首长当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强调今后每次会操必须由领导带队，亲自示范。这次会操与以往大有不同，首长声色俱厉，十分严肃，对大家震动很大，看来张司令员的“严将”之名，果然不虚。军区机关很快自上而下行动起来，掀起了正规化练兵的高潮。
首长平时对军人的举止仪表一贯重视，凡是要求部队做到的他首先做到。他一年四季按照规定着装，即使军装洗成了白色依然是整洁、整齐、统一，从不新旧混穿，单棉混穿。风纪扣也是始终扣得严严实实，一丝不苟。办公时间即使一个人独坐，也是保持两臂伏案坐姿端正，我在他身边多年，从未见他坦露胸臂或躺卧沙发、跷二郎腿等动作。几十年如一日。他常告诉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参谋，要想管好部队必须坚持“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凡是要求部队做到的我们必须首先做到，这不是什么高标准、严要求，是最起码的要求，要时刻牢记我们是军人，行动举止都要体现军人的风范。对这些要求我们起初都不习惯，但在首长率先垂范的影响下，我们很快就由不自觉到自觉，习惯成自然了。
一丝不苟启后生
在张爱萍将军身边做秘书，前3年只有我一个人，后5年是3个人。1952年2月中旬，首长奉调华东军区参谋长一职。当时我刚做首长秘书不久。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包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因初次与这样高级别的首长在一起，我有些拘束，不知说什么好，显得挺尴尬。首长问我老家的情况，家里有什么人，生活状况，读过几年书。我一一作了回答，紧张地头上冒出了汗。首长看到我紧张，爽朗地笑了。“不要紧张嘛，我又不是老虎”。看到首长平易近人的样子，我如释重负，觉得轻松了许多。首长又问我，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愿意来吗？我想了一下说不太愿意来，担心首长要求高，完不成任务，误事。停了一会，首长笑笑说，许多同志传说我要求高，其实我对谁都没有额外的要求，对你们和对我自己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有四个字“尽职尽责”。做到尽职尽责不容易，但也很容易。重要的是做到勤奋学习，钻研业务，自己的业务要做到熟悉熟悉再熟悉，成为这方面的活字典。要把自己的工作了解得比我还要深才能给我当好参谋、秘书。首长的这番话如醍醐灌顶，又如一付清凉剂，使我顿开茅塞，感到压力的同时，也觉得心中有了底，信心倍增。此后，“尽职尽责”这四个字，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大半生做好各项工作的座右铭。
首长以儒将著称，文武兼备，才华横溢，在全军是有名的。他在工作中勤于用脑，运筹帷幄，十分有章法，十分严格。无论在军区还是在总参，在一些重大事项、重点工作中，细致入微，一环扣一环，井然有序。他白天安排各种会议、阅批紧急文电，大批文电的批阅和起草都放在晚上，十二点以前从来没有休息过，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而且，工作效率和记忆力惊人。每天的文电少则几十份多则一二百份。我是边收边看边分类，然后呈送给他批阅。即使在开会的时候这类文电也要送给他，他边听汇报边批阅边打电话。有时汇报的同志看他打电话即停下来，但他仍挥手示意不要停，继续汇报。几十份文电几分钟批阅完毕，随后放下电话，一边将批过的文电交由我去办，一边就汇报的问题提出意见，甚至连其中的人名、数字都记得一清二楚。有的部长钦佩地开玩笑，总长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呀！
重要的文电，特别是向党中央、军委、彭老总的请示报告，都是由首长自己亲手起草。那时军委办公厅规定，凡上报军委的报告要求逻辑清晰、文词严谨、字体端正。首长起草文件大都在十二点以后，起草完毕后，由我誊写。在誊写过程中，首长有时会打来电话，需要不断进行修改，譬如标点符号、字词等，一丝不苟，字斟句酌。有一次，报告已经送到彭总办公室，首长又命我重新取回，结果只改了一个字。首长这种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严谨的文风，让大家十分折服。
硬座车厢话长征
1952年8月，浙江穿山21军62师举行抗登陆演习。首长按预定的计划于7月30日出发，先到金华步校检查工作，预计31日下午返回杭州．8月1日中午前到达宁波该师驻地。由于金华步校的工作繁杂，31日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点。当夜返杭，火车站说夜间没有快车只有慢车，而且只有硬坐。校方建议首长改为第二天早晨再走。首长怕耽误工作，坚决不肯。夜里一点，首长和我们三个工作人员挤上了火车。这趟列车逢站即停，上下旅客特别多，车厢里挤得满满的，大都是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的农村老乡，他们带的扁担、篓筐等把中间的走廊都堵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几个随行人员手足无措，警卫员小周急的大汗淋漓。我们三个一合计，决定先动员一位老乡给首长让个座，然后再找列车长想想办法，找个较安全僻静点的地方让首长休息。这时周围座位上的老乡都睡了，有的呼呼打着鼾。小周刚要去叫醒一个老乡，被首长发现了，马上态度严肃地说不能这样做，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比我们辛苦。他们睡得正香，你把他叫起来，让他站着我们坐着，我们还对得起这身军装吗？随后又说也不要给列车长出难题，不就是站几个小时吗，有什么吃不消的，有什么不安全的，这比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因为没钱买车票，为了执行任务冒着生命危险爬敞篷车舒服多了，也安全多了。接着又给大家讲他们长征时四渡赤水的故事，讲到了贵州茅台镇附近，就闻到了茅台酒香味，当地百姓纷纷拿出家里酿的美酒慰劳红军。而国民党则在报纸上污蔑红军进了茅台镇用酒洗脚丫等等，首长的风趣故事逗得我们几个不由笑了起来。这时坐在旁边的旅客，听到首长讲长征故事，知道言者必是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肃然起敬，主动起来让座，并把他们一起的几个同伴叫了起来，坚持让我们坐下，盛情之下，首长才坐下来和他们继续讲长征途中的轶闻趣事，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气氛十分融洽。老乡们下车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有的伸出大拇指向周围人们称赞：解放军是好样的！战士冷暖挂心头
1957年7月中旬，首长去吉林白城靶场参观炮瞄雷达试验后，到吉林延吉边防团视察。首长并没有先到团部，而是直接到了图们江边的边防检查站。该站与朝鲜隔江相望，驻着一个班的战士。首长在边防站所在的桥头巡视后，就要我召集全班战士座谈。首长问到战士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时，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似乎想说又不敢说，最后一个战士眼睛盯着班长小声地说了两个字“靴子”。首长疑惑道：“靴子？怎么回事？大胆说。”原来，这个班的任务是日夜在江岸巡逻，有时雪深没膝，而班里却只有两双靴子，其余都是布棉鞋，走不了几里路就被雪湿透了，有时冻得两腿麻木走不回来。每年冬季都有人冻伤脚。说着一个叫朴顺义的战士脱下鞋子，他的一个大拇脚趾被冻掉了，已经有三个月不能执勤了。另一个战士的脚后跟冻的肉烂掉，结了一个大疤。还有两个战士也有不同程度的冻伤。首长边看边用手逐个抚摸，深情地说：“同志们受苦了，这是领导的失职，我是副总长，更该负责任，我向你们赔礼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设法解决。”
回到北京后，首长让我把这一情况写一简报，首长在上面签字后，批给总后领导，建议三北地区通盘考虑，尽快解决。文件送出后，我以为这件事就完结了。事隔五个月后的年底，北京下了一场大雪。这天首长在上班的路上忽然问我：“延吉检查站朴顺义的靴子解决了没有？”我一时竟摸不着头脑愣住了，说：“什么朴顺义，我怎么不记得。”首长很严肃地说，朴顺义的脚趾冻掉了多痛苦啊！你竟然忘了，你在北京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受其苦不入其心呀！面对首长的批评，我无地自容，深感愧疚。于是，上班后我抓紧联系后勤部门询问此事的落实情况，当我搞清靴子的问题确实已经解决后，向首长作了汇报。首长面带欣慰的笑容，连连点头说好！很好！
清贫家风树正气
爱萍首长的“家风”也很值得称道。首长和夫人李又兰是有名的恩爱夫妻。战争年代同生死共患难，和平时期相敬如宾。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从未见他们红过脸、吵过架。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更是充满着爱，但爱而不宠；在思想品德上要求非常严格，但严而不霸；以理服人，身教为先，从不说一句脏话，更不会打骂孩子。因此，深受子女们的尊敬与爱戴。
首长夫妇在生活上力求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反对搞特殊。在那个时候，首长按国家规定享受特需供应，但到了1960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奇缺。这年的春节，首长提出全家不吃肉，随后又把组织上给家里配备的炊事员和特供食品交出来，成立集体食堂，和工作人员一块共享，并实行订菜制度，只要食谱上有的，想吃什么就订什么，从首长到工作人员、保姆，一视同仁。在他的带动下，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其他三位高于，也将自己的炊事员和特供食品集中起来，成立了50多人的大食堂。这一举措既改善了大家的生活，又减少了家务负担，受到大家的感激和拥戴。
在用车方面，首长也十分节省。他住在地安门，经常是经北海步行上班。我们院里的4位高于都在国防部大楼上班。首长就主动请别人搭车或搭别人的车。在穿着方面，首长从不计较，只要是整洁就行，内衣总是缝缝补补。首长一生没有穿过丝绸。说到丝绸，有这样一个故事：1953年7月，二十六军从朝鲜回国，华东军区由爱萍首长带队组成司政后领导干部慰问团去山东淄博的周村慰问部队，住在一所学校临时搭建的帐棚里。由于天气炎热，大家汗流浃背，内衣裤都湿透了。军长对首长说，周村这个地方盛产丝绸，是山东丝绸集散地，质量好也便宜，给你买两件丝绸换洗，穿着又凉快又舒服。首长坚决不要，说，我现在没有这个奢望，在全国绝大多数人没有穿上丝绸之前我是不会穿的。
在父母的影响下，首长的四个子女自小就养成爱学习、爱劳动、肯吃苦、不搞特殊化的好习惯。小学还没毕业，就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的房间自己整理，遇到困难自己解决，不依赖阿姨。直到上初中都是穿的旧军装，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儿子张胜在101中学住校，该校大多是高干子女，每到星期六下午来接子女的小汽车排成长龙，他却从不攀比。有时骑自行车，有时步行，往返几十里，从不叫苦。1964年，他高中毕业，向爸爸提出去当兵，并希望爸爸答应自己三个条件：不暴露自己的干部子女身份，到近期有作战任务的部队当步兵，不要到后勤、通信等特殊分队。首长答应了他的要求。参军后他被分配到了42军124师370团4连，这个连是当年的黄草岭英雄连，全军三个英雄连之一，当时是军事大比武的尖子连。他在入伍时，在填写父亲姓名一栏时用了假名。在这个连队，他学习努力，训练刻苦，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直到1966年爱萍首长到该师检查工作见到他的面时，才暴露了真实身份。同志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为了防止特殊化，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另外几个子女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些都与首长良好的家风和严谨的作风分不开。
关爱群众铸亲情
爱萍首长和又兰大姐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充满着关爱和亲情。对每个成员都看成是这个家庭的一员。除前面所说的困难时期把供自己的特需食品分享给大家外，平时外地出差带回的土特产都让子女分送各家各户共享。
从1950年起，首长家在上海雇佣了一个叫曹赛白的保姆，南京人，跟随首长近40年，深得首长和又兰大姐的信任和子女们的爱戴，大家都称她为曹大妈。“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株连被遣送回乡。这时她已年迈体衰，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丈夫去世，也没有子女，成了孤寡老人。1975年爱萍首长复出后，派儿子赴南京将她接回治病养老。1985年我和老伴去看望她，她很高兴，说十分感激首长一家的恩德，她生活的非常幸福。后来她病重住院期间，首长和子女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轮流陪护，直至她去世。
每年春节，首长都会将街坊邻居们请来，买来糖果瓜子，和大家围坐在一起，拉拉家常，询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困难。到现在，那条街上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提起这事，还念念不忘，感慨万千。
爱萍首长和又兰大姐是我爱人邵瑜的救命恩人。1952年3月，我随首长调到南京，我爱人也跟随着调了过去。刚办转业手续不久，就连续40多天高烧不退，腹部浮水隆起，骨瘦如柴，生命垂危，经华东军区医院诊断为结核性腹膜炎、胸膜炎。当时能治此病的唯一办法是注射链霉素。但当时医院的规定是该药品只供应团以上干部及志愿军伤员，而我爱人当时只是个排级干部，而且已转业地方，不能注射。首长和又兰大姐非常关注，先是把首长在苏联治病时带回的数针链霉素交我先拿去用，然后再设法自购。但当我把药拿到医院后，医院仍不给注射，说是怕影响不好。就在这万般无奈之际，首长亲笔给华东军区后勤卫生部的李振湘部长写了一封信，说明病人情况严重，救命要紧，况且病人已转业地方，又是自费购药，请予以照顾。这样我爱人先后住院近2年，共注射了270多针链霉素，身体才得以恢复，捡回了一条性命。因此，我爱人经常对我的子女和她的父母说，是首长一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王济世整理）
[人物简介] 丁慎勉，1925年2月出生，山东省博山县西池村人。曾于1952年至1960年任张爱萍将军的秘书，离休前系国防科工委纪检委常务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