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王瑞孚。1920年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在北亭子小学毕业后，到洗凡中学（原名颜山中学）读书，1936年初中毕业升高中一 年级。当时由于日军侵略，国难当头，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抗日救国团，我当时担任总务部长，与同学们分别到街道、农村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张贴标语，发表演说，发动民众抗日救亡，学校看到学生“闹”得没法办下去，就提前结业放假，让学生回家。我和母亲去乐疃村的大姨家躲避。后来和同学王树元及孙可权、孙逊约好，为了抗日救国，决心冲破家庭阻力，瞒着母亲，于1938年3月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组织上把我们编人宣传队，培训一个月。新成立的清河区三支队派人来要干部，四支队指定由政治部组织科长王若杰带领我、孙逊、孙可权去三支队工作，王若杰仍分配到支队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我和另外几个人分到宣传队，对部队、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三个月后，我被调到三支队政治部，在鲍辉主任（老红军）领导下做技术书记。1938年7 月，经王若杰、孙逊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太河惨案鲍辉主任牺牲后，我调任支队政委霍士廉同志的秘书。后来，我要求到基层锻炼，组织派我到特务团二营担任了副教导员。不久，机关改组，我又调任支队政治部秘书科长。当时部队流行副伤寒，我也传染了，随军行动不便，部队安排我到一位群众家中养病。稍好些后，部队要我到乐疃表兄孙兆东家休养。1940年山东纵队从各支队抽调青年干部去延安学习，支队政委徐斌洲要我去。当时山东纵队共抽调连营干部40余人，组成一个中队，从山东到延安三千里，徒步行军6个月。到延安后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鼓励我们说：“欢迎你们，你们从山东来，辛苦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贡献很大。你们既要和日本人斗，又要和蒋介石斗，蒋介石是‘委员长’，反共本事大，但是不要怕他，要坚持斗争，争取胜利。”大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感到非常亲切。对毛主席讲话报以热烈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接见后，总政治部将学员们分配到各个学校。我被分配到军政学院，学习中国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等。 王若飞、博古等经常前往授课，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有时也来授课。学习三个月后，我被调任学院教育长张如心秘书。张如心是党内有名的教育专家，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运动史非常精通，很有研究。我也经常跟随他参加延安的“哲学研讨会”，聆听艾思奇大师等的发言，获益不少。以后调到联防军直属队政治部当巡视员，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科当干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通过整风、学习党的历史，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毛主席路线的正确，更加热爱毛主席， 坚信毛主席的路线一定会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学习毛主席整顿学风，
整顿党风，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认识到看问题一定要尊重历史、 尊重实践，反对主观主义。要讲辩证法，防止片面性，这对我是思想的启蒙， 使我终身受益。同志们互相批评，加强了团结。但后来由于康生的“左”的做法，在审干中产生了怀疑一切的倾向，对大后方到延安的青年学生，无端怀疑，大搞逼、供、信，发展到“抢救运动”，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我也被怀疑有“托派”嫌疑，但没有被停止工作，并且很快就查清，组织上向我道了歉。当时，我很受感动，没有产生什么埋怨情绪。抢救运动后期，毛主席及时纠正了错误，并在大会上向被错误审查的同志道歉，运动走向正常。
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派张子明带领我们几十个来自山东的干部回到山东工作，走到晋东南时，接到中央电令：所有派到各地的干部，一律转向东北，与国民党争夺这个战略要地。
1945年9月到达东北后，我被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任干部科长。1945年末，政治部主任陈林要我到东北银行总行造币厂当政委（后兼东北银行总行发行处长）。工厂在新民创立，以后迁到通化，后来又定点在佳木斯。任务是要尽快印出自己的货币——东北地方流通券， 占领货币市场，驱逐伪满币和国民党法币，逐步代替苏联红军发行的红军票，这是支援战争胜利的艰巨任务。因为我不仅对印刷钞票一窍不通，而且当时印刷钞票的纸张、油墨等物资十分缺乏，技术工又少、待遇低，而且正统观念严重，瞧不起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怀疑能否打过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的轰炸和敌特武装暴动也带来严重干扰。面对这种困难，我和领导班子团结一致，一面积极筹集印刷钞票的机器、纸张、油墨等物资，一面对工人进行形势教育，并分期办训练班，发动工人反奸诉苦，提高政治觉悟，发动劳动竞赛。从1946年至1949年，由于通货膨胀，票面值逐步上涨，三年间共印制了5元、10 元、1()0元、500元、5000元、1万元、5万元、10万元8种东北地方流通券，票面总额210.125亿。并代印内蒙、长城券，胜利地完成了东北银行总行下达的任务，被佳木斯工会评为劳动竞赛模范厂。陈云同志曾亲临工厂指导工作，表扬了工厂领导和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
三
1949年，沈阳解放后，佳木斯造币厂搬到沈阳，与沈阳造币厂合并， 我调东北银行总行任信贷处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 我一方面阅读有关资料，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一方面到工厂、商店调查研究，在1950年写了《关于银行信贷工作的几点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工作研究专栏全文发表，这对我这个刚刚学习银行工作的小学生是很大的鼓舞：为了帮助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省行还组织力量帮助鞍钢等企业清查资金定额，促其加速资金周转，纠正企业把银行信贷当作财政拨款的偏向：农业生产需要的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也予以支持，对农产品收账、国营商业供销社购销所需资金，在积极支持的同时，加强了信贷监督，促进资金周转，总行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我写的《查定资金定额》经验的文章，对我的T作加以表扬。1953年，我调任东北区银行副行长，1954年东北大区撤销，又调任辽宁省人民银行行长。1960年， 结合自己在银行工作十几年的经验与心得，我撰写了《金融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一书，由辽宁金融出版社出版。
解放战争时期，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行货币，并在解放区发放少量农贷、私人工商业贷款。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解放，解放区连成一片， 这时朱理治行长提出银行要成为信贷、结算、现金管理三大中心，在“三大”中心中信贷是最主要的，银行的作用提高，任务加重了，我感觉肩上担子更重了，虽然已经初步摸索了一些经验，但对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十分明白，直到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提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后，我的认识才进一步得到提高。根据邓小平的论述， 他对过去的实践认真反思，感到应该用统一的论述，统一思想，认真总结，把金融工作摆在核心的地位，切实做好。我在反思中感到，我国金融应当对国家建设和地方经济进行统筹兼顾，实行国家集中管理，可以办成几件大事，这在实行国民经济计划时期是必要的。但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要给以适当支持，不然，在某些地方可能产生不必要的过度干预。 根据这个想法，我多次在文章和发言中，建议我国的金融体制，应当在中央银行统一领导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设立由地方财政控股或参股，吸收企业参股的地方商业银行，广泛发展城乡及信用合作，有条件的应允许和鼓励办成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应当独立经营，不再作为农业银行的附属机构。
为了避免金融风险，必须加强信贷管理，防止发生不良资产，对已经发生的，要用一切办法逐步减少，增强我国金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根据我的实践经验，我设想可以把中央信贷资金和地方信贷资金适当分开，“分灶吃饭”。这些看法是我在工作实践中的体会，作为个人意见， 曾在一些文章和会议中提出过供领导参考。
我在银行那一段时间，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开会在机关招待所， 会议伙食由食堂做，晚会由职工自编自演，大家团结一致，亲密无间。总行南汉宸行长来沈阳检查工作，也是在行里收拾一间干净房子给他老两口。南汉宸同志那时已70多岁，但一点挑剔也没有。
四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造反派作为“走资派”打倒。批判改造，并被以“托派”嫌疑审查。1968年10月送“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是“半专政”对象。1970年被下放辽宁东部山区桓仁县沙尘子公社下甸子大队八队插队落户，监督劳动。上边交待我有严重问题，不准离开小队，参加“宣传队”。在小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两年半，1974年春节拉耙犁送粪， 左手骨折，我没有回沈阳，坚持在农村治疗休养，和农民兄弟结下深厚的友谊，农民兄弟信任我、关心我。我也帮助农民出谋划策、发展生产， 增加收入。两年半的实践，使我对农民、农村、农业生产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调回沈阳以后，对他们的困难，如修建山区道路、小型水利建设等，只要合乎政策，我都设法与有关方面联系给予支持：到现在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74年，我调回沈阳，在省财政局革命领导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任财贸组副组长。当时由于“四人帮”左的干扰，工作极其困难，经常受批判。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做为财贸的“大儒”代表，在1974年8月，第二次送进五七干校，继续解决“路线”问题。
1976年，“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左的流毒被彻底清算后，人心振奋。但由于“四人帮”一伙的破坏，辽宁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城乡居民缺粮、缺肉、缺菜，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供应3两豆油，半斤猪肉，还有20%的缺粮户。农村粮食减产，征购过头，国家和农民在征购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1976年，组织上决定我主持财贸工作，1977年我当选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这段时间，在省委领导下，学习真理标准讨论，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获得很大解放。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大胆改革，调整政策，搞活市场，改善人民生活。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详细汇报了辽宁粮食困难情况，姚依林副总理听取了汇报决定调减辽宁粮食征购任务，农民口粮有所增加，缓解了国家和农民的矛盾。省里研究，规定以县为单位，在完成征购任务后，允许余粮进入自由市场，解决了城市缺粮户的困难。
过去由于粮少猪少，市场肉源紧张，缺肉向国家要求调拨。辽宁人去北京都用大包买肉。商店限量每人每次只买5斤，就多跑几个商店， 把包装满，被人讥笑为“东北虎”。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反复协商，决定农民每养一头猪，由生产队拨给二分饲料地。把猪卖给国家，奖售粮照给。 政策下达后，生产发展，收购增加。两年之后，城市人民每人每月供应二 斤猪肉，很快就敞开供应了。“东北虎”的雅号也自然取消了。
为了改变“i两油”的状况，我们对种植大豆的农民采取返还20% 豆饼的政策，在辽西地区提倡多种植向日葵，在辽中地区提倡种植油菜，并用出口部分大米换回豆油等办法，城市居民从粮店供应的食油由三两改为五两。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戴了10年“老三两油”的铁帽子也摘掉了。大中城市郊区认真贯彻以菜为主的方针，蔬菜供应也日益丰富了。
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准农民种四辣：大葱、大蒜、烟叶、辣椒， 不准搞副业，农民养几只兔子也是发展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兔子不能吃社会主义的草”，农贸市场冷冷清清，我们解除这些禁锢，迅速恢复和繁荣了农贸市场，并经省委同意在城市开放农贸市场，允许长途贩运，这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今天看起来，这是些很简单的事，但在十一届i中全会以前，思想禁锢，左倾盛行，这些都是犯禁的。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解放思想调整政策，才得以拨乱反正。过去粮食是长期禁止上市，由粮食部门独家经营，我们提出允许粮食上市，在省委常委会上第一次讨论有不同意见，第二次开会才定下来。我和财贸部门的同志，在省委的领导下，从实践中逐步体会、逐步觉悟，集体研究，从左的桎梏下逐步解放思想，粮、油、肉、菜、蛋5个字，整整抓了5年。
调整农副产品政策的同时，提出在商业经营中反对独家经营思想， 狠抓一个“活”字，放手发展个体商业和集体商业。改革一、二、三零的批发体制，零售店可以直接进货，可以批零兼营。工业部门可以自产自销， 改变商业部门对工业品不能选购，只能包销的制度。工业品市场也搞活了。
五
我在担任副省长期间，同时兼任中国贸易促进会辽宁省分会会长。 以后又兼任了省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辽宁省国际经济合作公司董事长。从1978年开始的十余年间，我也分管对外经济贸易T作，多次以辽宁省政府代表团和辽宁省贸促会代表名义对外访问。1978年应香港华润公司邀请，访问香港，研究提高辽宁出口商品质量问题。1980年5月， 应日本经济协会邀请，访问日本，这是该会邀请中国第一个省级代表团。以后应日本国际贸促会、日本关亚贸易促进会、日本机械输出组合， 日本兴业银行等单位的邀请，我五次访问日本，商谈合作，举办展览。 1984年，日本兴业银行行长正宗猪羊夫，发起成立大连经济开发协力会。三井、三菱东京银行、兴业银行、第一劝业银行等大企业、大银行有一、二百家参加，声势很大，反映了他们急于到辽宁投资的合作愿望，希望促进和中国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协力会促成了一些合作成果。为了贯彻全方位对外开放方针，扩大对外合作领域，省里又派我分别访问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瑞典、丹麦，搞成了一些合作合资项目， 发展了对外贸易合作。
1983年，我退居二线，担任省政府顾问，开始一段时间，受省长委托协助分管财贸副省长的工作。1988年5月，当时中韩尚未建交，我奉命以辽宁贸促会代表团名义访问韩国，商讨双方直接通航、直接贸易的具体步骤和作法，双方意见完全一致，辽宁驻香港的中辽公司，很快在汉城建立了办事处，为辽、韩合作进行准备。
我在这些访问中进一步体会到中央对外开放决策的英明伟大，积极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是加速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是使我国经济融人世界、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策，必须坚决贯彻。我自己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结交了朋友。
通过贸促会渠道，在沈阳举办过日本橡胶、塑料展览，日本自动化工业品展览，西德巴符州工业设备展览等，使省内厂商广泛接触国外信息、技术、设备，与外商建立合作渠道，研讨合作贸易，不少企业在展览会上就签订购销合同或合作协议。我也率团在日本大阪举办了一次成功的辽宁产品出国展览。
六
我担任省政府顾问期间，还受省政府委托研究某些事务，但在10 年顾问期间，我主要精力是参加省商品流通研究会（后改名为财贸研究会）活动，对辽宁财贸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经我参加研究调查，提出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抓紧发展家庭商品经济”、“明确树立经济效益第一的观点”、在“经济活动中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建议。省政府转发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家庭商品经济的建议，供各地参考执行，还有些建议和文章则刊登在省“咨询文摘”和报纸刊物上。我倡导的创建“辽宁菜系”的建议，经过有关部门烹饪大师的努力，刘敬贤、李春祥等大师在几届烹饪竞赛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1983年国家正式批准“辽宁菜系”作为中国一大菜系。从中央批准我离休后，我还抽时间整理过去写的文章稿件。1996年3月，辽宁省老科技工作者联合会附设的高级专业职称资格评审委员会，经过集体讨论研究，审定我具备研究员资格。1996年3月，沈阳金融发展基金会为我编辑了《王纪元经济论文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以前的《金融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辽宁市场新变化》共3本著作。另外，还主编了《金融辞典实用手册》、《农村金融工作手册》、《商业经济工作手册》。2002年，我集中写《回忆录》，参加革命60多年来，所有文章都是自己动手，讲话拟定提纲、录音后，我再动手修改成文章，从不间断。我是山东生，山东长，在山东参加革命，到现在还非常怀念家乡的山山水水， 从山东到延安学习工作了五年，延安精神哺育了我，使我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有较大进步。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底到沈阳，在东北工作了50多年，把这些经历、几十年的往事，用回忆录写出来，虽是革命中很小的一个侧面，很小的一个浪花，但晚年动手自己写，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活跃大脑，锻炼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2002年6月于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