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筹建，1958年5月1日开播的，正式播出每周四次，每次两个半小时。中央领导对电视台极为重视和关怀，毛主席手书“北京电视台”台标，周总理、朱德同志、少奇同志都到电视台视察过。“文革”高潮期间，电视台领导层陷于瘫痪，电视宣传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966年初，电视停播一个月，后来恢复也才每周播出一次。同年12月，中央决定对广播局实行军事管制，电视台派进一名军代表，同时进入“工宣队”、“军宣队”。
1970年为加强军管，中央决定再派军、师、团级干部进入广播局，军管干部增至40多名，我就是这一时期受命涉足广播电视领域的。电视台成立了4人组成的军管小组，我任组长。经过短期的工作，工宣队、军宣队相继撤出，至1973年军管结束，我被留任台长。此后又工作到1978年，前后历时8年。
我在军队工作过多年（原任某军分区副政委），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到这样一个政治性很强、任务尤为繁重、队伍年轻新手多的新闻单位，始觉难度很大。当时想了这样四条：(1)边学边干，一切不熟悉的东西尽快掌握；(2)努力吃透中央指示精神，并能准确地贯彻执行；(3)依靠广大群众，与老干部交朋友；(4)军管小组是当时的领导核心，要团结、谨慎、大胆、实干、做表率。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证明这几条是正确的。1970年元旦过后开始介入工作。面临主要任务有三：(1)电视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2)继续恢复和扩大电视宣传，迎接国内外的繁重任务；(3)创建彩色电视，以适应国内外广阔领域的急迫要求。一、电视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
1970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干部还未完全解脱，群众揭露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头绪，还不时地有些运动性的活动等，但形势在好转。
台一级老干部，已在逐渐解脱。军管期间，让他们参加一些活动，接触一些群众，一方面配合军管小组工作，一方面干群关系逐渐融洽，以创造条件恢复工作。1973年军管撤销，正式成立了电视台的领导班子，我被留任台长，徐国盛、戴临风、王枫、孟启予任副台长。徐是“文革”前调来的军队政工干部，工作很老练；戴是教育战线来的，已工作了一些年头，有宣传经验；王是调进不久的技术干部，年龄尚轻干劲很大；孟是延安时的老广播，又是建台时的元老。这套班子比较理想，共事八年，团结奋进，完成了许多重大历史性的任务，使年青的电视队伍逐渐走向成熟。
班子配齐之后，开始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群众的情况很复杂，“文革”引出的矛盾很多，有些人因出身成份，在运动中受到唯成份论的冲击和审查。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有些人受到牵连，虽已过了几年仍未能解脱，军管小组深入开展了调查研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分析了无限上纲的那些不实之词，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不唯成份论，受牵连的人逐渐得到解脱，最后没有一个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这项工作是成功的，群众是拥护的。我们为他们争取到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起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当每个人把他们的热情和力量转移到宣传工作上时，台里的工作大有好转。
1972年5月，接待意大利摄影组来访，出现了当时国内较大影响的安东．尼奥尼拍《中国》影片事件。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上说，这是“间谍加汉奸”搞的。为此，我在京西宾馆被审查8个月，最终因没有更多的事实根据，“汉奸”这顶帽子也就没有扣到头上。安东·尼奥尼拍的片子是有缺点的，但硬说人家是“间谍”，也是失态的过分，我见过安东．尼奥尼及其摄影组，也看过他的部分片子，看到了这样的镜头：小脚女人行走样子；偏僻山村光屁股的小孩又怕洋人，又想看洋人手中的怪物（摄影机）；老母猪街上乱跑、不卫生等，是拍了些落后画面，但大部分镜头还是好的。安东·尼奥尼是欧洲著名的自然主义摄影家，宴请时我讲过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希望多拍些友好的镜头，但不可能一定要按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人家。在办班学习过程中，渐渐体会出这是“四人帮”无端发难，矛头对准的是周总理，也看出群众是明批暗保的心理。此事在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文件给以定论：安东·尼奥尼摄制的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是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再次证实了“四人帮”的阴谋所在，也是我牵涉其中之所在。
1976年4月，“四人帮”炮制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和吴德讲话，又掀起一个清查“反革命”运动。广播局当时抓了8个所谓“反革命”，而电视台一个也没有，被视为后进单位，我是心安理得的。总理逝世，全国人民处于悲痛之中，首都人民向纪念碑送花圈，只能说明“人民总理，人民爱”。电视台的同志天天在总理身边，总理逝世，大家都含着眼泪去工作，电视台的领导决不能在热爱总理的人员中去找“反革命”，“四人帮”这样做是极不得人心的，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每时每刻都在受到尖锐的政治考验。
二、电视恢复、发展和执行重大任务
1970年黑白电视已恢复到一周五至六次播出，每次在晚上两小时左右。节目逐渐恢复，除新闻外，文艺、社教、体育、军事、民族以及国际节目都陆续开播。各种节目相应的组织机构也建立起来，并派出一些老记者、编辑到全国各地，选取一些典型整合拍摄成大型纪录片和专题片。如《兰考人民战斗新篇章》、《大庆在阔步前进》、《当代愚公战太行》、《三口大锅闹革命》等。随着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奋发图强、战天斗地的事迹不断涌现，宣传其精神风貌的电视报道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每年“五一”、“国庆”两大节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都要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白天举行百万群众庆祝大会，晚上看焰火。电视台有两项任务：一是早已部署好的摄像机和转播车，进行实况转播；二是拍摄50分钟左右的大型纪录片。电视台对这两项任务几乎是倾巢出去，前期准备加后期制作大约要一个月时间。纪录片制作为了赶节点，领导、记者、编辑和洗印人员要昼夜不停突击一周才能完成，真是到了超常的紧张，电视工作者的辛劳由此可见。那时我和摄制组常带着片子送总理和政治局首长审查，要修改的指示较多，有时需改编多次。一次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到场很短时间就离开了，他的镜头拍得不多。由于当时他是副主席，为了照顾其影响，总理让回来返拍，有了一定数量的比例，才达到政治的要求。外国元首来访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拍这样的时政片子不论长短，都是我带领摄制组到大会堂或钓鱼台找总理和政治局首长审定。可以说电视宣传的重要节目都是在周总理和中央首长耳提面命下工作的，这是电视得天独厚的享誉。
1972年1月，安排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和宣传工作。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新篇章，美国人也非常重视，由美国的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三大公司组成庞大的电视工作团，带来电视片拍摄和电视转播用的全套设备，还包括转播车。为接待和配合他们共同搞好这次报道工作，广播局组成70多人的接待组，指定我负责组织实施各项工作。考虑到主权问题，中美签订了两个合同：一、美方设备租给中国；二、美方使用中国设备。在机场附近成立了“联合制版和播送中心”，保证尼克松访华全过程及时向美国、向全世界传送：从周总理到机场迎接，毛主席会见，总理宴请，尼克松参观故宫、长城，到上海、杭州参观等。这项任务是复杂而繁重的，由于从上至下组织严密，政治思想高度统一，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在改善中美关系、促进和平的重大课题中，电视宣传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电视队伍也经受了一次锻炼。
随后又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法国总统蓬皮杜、加蓬总统邦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美国总统福特、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及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等国家元首访华。电视工作国际性的任务非常繁重，而且由于卫星传送现场直播，机会稍纵即逝，让人不敢掉以轻心。如蒙博托来访，客人将要进入大会堂宴会厅时卫星线路还未接通，不知道那么多环节卡在什么地方，当时我和电视工作者着急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幸好接通时没有误总理和客人握手的镜头，并保证到宴会始末。在这些频繁的国际性任务中，电视工作者要付出极大的心血。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全台同志听到消息后处于悲痛之中，记者们含着眼泪拍摄中央首长和排长队的群众向总理告别、吊唁、追悼大会，尤其是灵车沿途行走，长安街两旁百万群众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的现场感人的情景。这是一项神圣的任务。而姚文元却利用职权，百般阻挠，说对总理的报道只能略高于康生，不准播治丧委员会名单，不准播放较长时间哀乐，不准放总理生平照片，不准播悲伤群众沿途送灵车的镜头，不准拍摄广场悼念的群众……“四人帮”对总理的陷害，死后也不放过。电视台还是用打折扣、应群众强烈要求等方法千方百计把总理治丧活动宣传好。十多个国家要求卫星转播总理治丧活动，姚文元不批报告，后经小平同志批准，才向世界做了充分地宣传。电视台是在悲痛中为周总理做了最后一次送行的工作。也是在愤怒中与“四人帮”做了一次尖锐的斗争。
1976年7月6日，朱德同志逝世。电视播出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制作了《沉痛悼念朱德同志逝世》的大型电视片，并通过微波传送到23个电视台，电视片寄送国外。虽然工作紧张，但进行的比较顺利。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电视台顿时紧张起来，当晚两套节目反复播出毛主席遗像、《告全国各族人民书》、国际歌、公告，随后制作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大型电视片，以及首都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遗容。电视还直播了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各国朋友、外交使节、马列主义政党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遗容的情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国传送了追悼毛主席的报道，通过英国维斯新闻社向100多个电视台转发了部分内容（该社是与我电视台交换电视片资料的大主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损失。向全国和全世界报道10亿人民悲痛悼念敬爱的领袖和国际友人瞻仰毛主席遗容等各种治丧活动，是电视台全体员工神圣的责任，和报道周总理、朱德同志一样，是在悲痛、肃穆、准确、紧张的工作中完成了中央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
1976年10月播出了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阴谋篡国夺权”的伟大胜利。直播了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大会实况。通过三大洋上空卫星向全世界播放了首都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取得伟大胜利的电视节目。粉碎“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电视台受“四人帮”多少年的发难，感到一下子解放了，全体员工和全国人民一样沸腾欢跃。
三、艰苦创业把彩色电视搞上去
在中国创建彩色电视是10亿人民的渴望，又是来自世界的压力。世界许多国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并已相当普及。因此，中央重视，有关部委和各省重视，广播局和电视台是直接使用单位，更是急不可耐。1970年1月16日在京召开电视专业会议，由广播局、四机部、解放军通信后勤部、国家电讯总局联合召开。会议确定集中主要技术力量研究彩色电视。会后，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地进行彩色电视制式“攻关会战”，电视台选派技术人员参加了会战。我刚上任工作就看到了彩色电视这个良好的开端，令人感到十分欣慰。黑白电视1970年10月已恢复到每周播出6次，由于转播站微波线路的迅速筹建，电视台的节目已能传送到15个省市。
1972年2月11日，上海试制的彩色电视试验台中心设备已在北京电视台安装完毕。只是彩色显像管还不过关，缺少监视器、电视机，尚不能正常播出。10月份，副台长王枫为团长率中国进出口公司电视技术考察组，到德国、法国、英国、瑞士、荷兰3个月，重点考察电视制式设备，并对选购彩色电视设备做了调查。
1973年2月23日，毛主席审阅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北京“五一”彩色电视试播准备工作的简报，同时选点建立新台也向国家计委作了报告。5月1日开始了彩色电视试播，10月正式播出，每周二、四、六晚上3次播出，节目白天增播一次。从此中国开始了彩色电视时代。1975年5月1日将黑白电视改为彩色，成为两套彩色电视。这样经过五年的奋战，终于完成了中国电视由黑白到彩色的过渡，胜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小小一个北京电视台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水平的中央电视台，期间经历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过渡性阶段，我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有幸成为台领导班子的领头人，在广播事业局领导的具体指挥下、在中央首长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的指导下，带领全台同志创建完善了彩色电视播出系统，全力以赴组织了尼克松、田中等十多位外国元首访华的国内外宣传报道；党和国家3位领导人的治丧活动宣传报道；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向国内外的宣传报道，这些重大宣传报道都浸透着我们的心血、智慧和奉献精神。在这一历史时期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全体干部职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特别是在主席、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也是在不断同“四人帮”斗争中取得的。在这紧张、艰巨、复杂、繁重的工作中，全体干部职工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由于政治上不断趋向成熟，才确保了各项重大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确保了电视队伍的健康成长。
1978年我离开电视工作，结束了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在这严酷的八年中，我没有犯过重大的错误，没有给电视工作造成失误，没有辜负全体干部职工的信任，是值得庆幸的，回首往事，可以欣慰地笑而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