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进入第七十五年年头了，这多年的人生旅途和文学文艺创作，以及我的个人简历，很想以“除夕围炉”的闲谈的方式，相传叙旧，聊聊天，拉拉呱。首先可以告慰的是：我那个令人疼痛难忍的胃病老毛病，战争年代时，行军六十里，口吐酸水六十里，疼的厉害时，就吃几粒鸦片酊，止住疼后，还要打场篮球。现在胃基本切除，眼下的情况是，能吃能睡，心情舒畅，书画不辍。但愿不会影响我余年尚能对祖国文艺事业添砖加瓦的夙愿。
投笔从戎壮豪情
1938年春，山东八路军四支队的廖容标司令员，姚仲明政委派了张导同志在我家乡开展抗日地下工作，我有幸经他介绍参加了博山孝感地下工作组。翌年春，张导同志前往淄川工作时，把我和蒋劭行介绍给博山龙泉地下支部的负责人王玉林。是年夏天，王玉林出借的秘密书籍被日寇发现。于是在他前往解放区的当晚留言，由他创办的“王家店私塾”由我代他担任教师。此后我便在敌伪汉奸的监视下，根据王玉林的留言活动。其中，有两次鬼子和翻译来过王家店，均由王玉林的母亲送信给我，使我躲过两次劫难。1940年春，我在50多位学生家长的支持和保护下，将私塾迁移到后地，改为“大街后地镇小学”。1940年冬，王玉林作为中共博山县委特派员奉命来到博山县山头镇召开会议。在会议上，王玉林宣布了我和李家春、赵经常等4人，由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共博山龙泉特别支部正式成立，我为宣传委员。1941年，因我过去带的学生考试成绩最好，校长王亚民推荐我前往博山第一高级小学任教。由于我书画师承叔父吴金庭，音乐师承济南师范韩荷生，并出版过音乐教材《吴树声歌曲选集》，亦曾担任过博山简易师范的音乐教师等职务。总之，借美术和音乐教学的掩护，整个抗战的地下工作，我都借“教师”的身份为“外衣”巧妙地开展地下工作。这时期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了解敌伪的情况，介绍进步青年参军等，另一方面是完成教学任务，提高学生爱国思想。1945年8月日军投降，博山第一次解放，成立了博山市政府，市文化局动员我去淄博联中任教。我提出要求，长期的地下工作，现在需要进一步学习深造。市公安局长王玉林和淄博特区党委书记张敬焘都同意了我的意见，然后由市政府推荐，我考上了山东大学教育系就读。解放战争开始，山东省政府选拔了一批优秀学员提前安排工作，我被分配到鲁中公学任教。敌人重点进攻山东时，我要求到前线去，得到批准后，率领十多名学生参加了鲁中支前司令部工作。经历了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此时巧遇老友韩映，当时他在华野八纵文工团工作，经他介绍认识了文工团团长亓尧和王剑魂。翌日由他俩安排，派人为我办理了参军手续。
1947年夏，我随部队“外线”出击，离开山东，渡过黄河，参加了洛阳、开封和濉溪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在文工团排演过《白毛女》、《李闯王》，其间我负责舞台美术工作并出任演员“赵大叔”。剧本创作有《不可救药》，获得二十六军宣传部长赖少其颁发的奖金。与团长兼曲作家亓尧合作创作歌曲《炮轰济南城》、《白马河水红血染》、《李日顺之歌》等，并多次立功且获好评。渡江驻军南京后，华东军大文艺系成立，我调任美术队队长兼美术教师。抗美援朝开始，调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文化部《后勤文艺》编辑部负责主编工作，整个部队工作期间，先后立三等功5次，获创作奖3次。
和平年代谱新篇
1956年春，我由部队转业至安徽省文联，任《江淮文学》编辑。是年冬天，省文联党组决定调我前往安徽省政府，为省长黄岩同志整理回忆录。于是我来到省政府，初见黄岩时，我穿一身崭新的军装，引起他的好奇，于是话由部队谈起，他热情亲切的面容，时时以幽默的话语引得我发笑。一省之长刹那间给我的印象是——官大架子小的干部。从此，省长出差，我随同前往，还携带他的书信去他家乡采访。省长生病在黄山疗养时，我和他有了更多近距离的接触，听他讲诉了很多革命斗争故事。不久，回忆录《淠河歌声》写完了。不但完成了《红旗飘飘》约稿，连《解放军文艺》也转载了。记得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住在肥西县招待所里，黄岩同志兴奋地讲述了他抗战初期的一段故事。临别时，有这样一段对话让我有了写一部长篇的念头：
“您的革命斗争经历，不是一二篇回忆录所能完成。已经构成一部长篇之作了……”
“你有兴趣吗？”
“不仅我有兴趣，也是省文联党组同志所盼望的。’
“看来我们可以合作了。”
当年底，中篇小说《到敌后去》在安徽日报发表。引起了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的注意，诗人刘岚山听说我们有一个三部曲的创作计划，立即与我们取得联系并要求签下合同：不久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诗人徐味也来了，他给黄岩同志说：“作者是安徽的，写作的内容也是安徽的，作品理应首先由安徽出版……”后来经过三方协商，三部作品的单行本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待三部作品都出齐后，再三合为一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8年夏，长篇小说《在狱中》由《安徽文学》发表，1959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这个搞了十多年美术的人，很奇特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当我在北京看到两本书在全国文代会上展出时，十分兴奋：北京回来不久，我就将《金色童年》(暂名)20多万字，向黄岩同志交稿了。此时此刻，这位不惑之年，身居高位的老干部，高屋建瓴地给我写下了难以忘怀的一段话：“树声同志，我没有时间看了，你会理解的，我们都还年轻，以后再写吧，过去要求你写的太快了。毛主席到安徽，谈到了文学创作，我明白了，一部长篇不是一年二年能写好的。眼下是万家呼父母的时刻，几十个父母官都下去了，而我，一省之长，不能叫百姓饿肚子啊……”
是年，安徽作家协会成立，我们十多名会员也都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了，任务是“安排生活”。三年自然灾害，说不出的酸甜苦辣，总算熬了过去。那些年，我们这些以笔杆子为生的人，在农村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想方设法，度过灾难中的每一天，正需要在作品中得到反映的时候，一场激起天怨人恨的“四人帮”阴谋狂飙，却将我们这些文艺兵打成“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记得有关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说我是“右派分子的辩护师”——那是因为反右时，安徽的右派分子特别多。中央七千人大会时，李葆华同志任安徽省委书记，不久李葆华接见了省文联的陈登科、鲁彦周、王善忠和我，暗示我们可以为右派平反，一批批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为此，我为文联所谓右派写了十二个平反报告。——不料这件好事，却变成了我历史问题的严重“罪证”。
甘为他人做嫁衣
就在安徽省文联被“砸烂”尚未恢复正常运行的1973年夏天，安徽省艺术馆已经在开展工作。当时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馆里的军代表和馆长，要我前往任编辑，我拒绝了。因为我所盼望的是，还我历史的真面目，纠正“文革”中的一切不实之词。说起这位艺术馆的军代表，那还真有点韧劲，他先是找我部队的老战友动员我，继而找到尚未恢复工作的党组书记那沙同志来劝说：“树声同志，去工作吧，在工作中等待问题的解决也好。待文联恢复工作后再回来嘛。”果然，问题在工作中得到解决，在文化厅党组和艺术馆章家礼同志的认真关怀下，落实了我的工龄、党龄等问题。1979年艺术馆的刊物改为《江淮文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戴岳下令，要我负责编辑部工作。搞编辑部工作四十多年了，有人说编辑是“为人做嫁衣”的。我却认为，干编辑时间越长，结交的朋友越多。由于长期以文会友，真是收获很多。在省内省外各级领导、专家的关怀与支持下，刊物第二期出版后，得到赖少其同志的指点，我们首先在合肥、滁县、芜湖、蒙城等地召开座谈会，接着又在天津、北京、南京召开了刊物座谈会。此后刊物的质量逐日提高，发行量由6万份提高到14万份，基本做到了自负盈亏。发表的作品，一部代表安徽戏曲进京汇报演出，有两部作品（戏剧，相声）获全国一、二等奖，有两个小戏由安徽电视台搬上了荧屏，有3部长篇（两部小说，一部翻译作品）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被全国刊物转载的就更多了，例如《红旗》杂志转载一篇理论作品，《人民文学》转载一篇报告文学，《今古传奇》转载一篇故事等等。为此，《红旗》杂志的林文山主任率两名编辑前来约稿和交流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羽，少年儿童出版社鲁兵，云南人民出版社等，都来约稿和交流情况。1986年初我代表《江淮文艺》应邀参加中国作协、煤炭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刊物会议。会后我带着“优秀期刊证书”和奖金回到了编辑部。
1988年文化厅黄帮应同志电话向我征求离休意见，我的回答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做离休工作的阻力。”不久，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蚌埠市长、中国作协会员杨杰动员我参加太阳文学社的工作，并告诉我说，给文化厅长讲过了，同意你参加太阳文学社的工作。也就在离休之前，我获得了中国作协颁发的“文学编辑荣誉证书”和奖品，算是给近35年辛苦耕耘的编辑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有人称赞“老马识途”，我也就“自奋蹄”吧！不久我看到中国作协颁发的红头文件，杨杰、陈登科为社长，我和周道训为副社长，并任命我为《太阳》编辑部主编。《太阳》文学的编辑部都是轻车熟路的《淮河文学》老编辑，三年后《太阳》获得安徽省颁发的“优秀期刊”证书和奖金。当我发现《太阳》编辑人才济济，我又有新创作任务在身的时候，向杨杰同志提出了下岗的要求，我和几位老人一道退下来，让年轻人去干。
老树新芽逢新春
自从《到敌后去》小说由黄学智改编为电视剧后，省话剧团就有人酝酿也将《在狱中》搬上荧屏。果然，省话剧团导演周再生等告诉我，黄岩同志委托他们告诉我，《在狱中》由我改编为电视文学剧本。我理解黄岩要我改编的心意，于是在我探望他病情时，征得他同意，可以根据剧本形式，添加些必要的，小说尚未表现的真实的情节。遗憾的是四集电视剧压缩为三集后，没有征求改编者的意见，就匆匆开机了。更为遗憾的是，《在狱中》三集电视剧在安徽、北京、上海等地播放时，黄岩同志因病于1989年6月9日在合肥逝世了。至此，我又重新把六十年代初黄岩同志未过目的第三部小说《金色童年》修改了一遍，很想出版后三部连成一部长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然而时过境迁，出版社有新规定，几经蹉跎，未能如愿。最后只得作罢。只可惜，书未出版，却换来个颈椎劳损，严重骨质增生。医生朋友劝道：“伏案工作太多，不要再爬格子了。你是书法家，又是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就挥毫泼墨吧，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啊。”于是，我又拾起四五十年代的画笔，暂时放下了手中的钢笔。陈笔旧墨，从此又执着地将个人喜爱的书画和评论作品，投向全国报刊。不料这些试探性的东西却在全国性的报刊《人民日报》《文艺报》《书法》《艺术界》《菲律宾商报》以及国内外书画展览上陆续被刊登和采用。眼下辑录各种辞典的有《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文艺家专辑》《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兼编委）《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博览》《现代书法集》《二十世纪国际现代书法篆刻名家作品荟萃》《安徽高级专家人名词典》《世界现代美术家辞典》以及韩国出版的专辑等十五部。由于中国书画热遍世界，近年书画院校增多，书画作品市场繁荣，中外书画家授职任命和索字讨画的任务也日趋加重，中国艺术研究院聘我为创作员书画师，中国洞庭书画院高级书画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艺术部世界铜奖艺术家，岭南书画院院士不一而述。接踵而至的约稿参赛，收藏者计有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比利时等国，稿约收藏、碑刻、石雕，支残义卖的计有淮海战役纪念馆，赵一曼纪念馆，大屠杀烈士纪念馆，蒲松龄纪念馆，傅抱石纪念馆，黄鹤楼，布达拉宫，北京艺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天下名人馆，安徽博物馆以及汕头、江淮、沛县石刻，碑刻等等。如上种种，不仅如愿以偿地满足了个人以文会友的愿望，更为书画界兴奋的是，国内书画群体的建树和中国书画界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也日益明显。作为“起五更赶晚集”的年逾古稀的我，仍愿追随书画家们，为祖国文艺大厦添砖加瓦。
最忆故乡画展行
山东作家丁建民专程来安徽采访过我，并将采访文章登在故乡淄博的报纸、刊物上，介绍我文艺创作的情况。为此引发了市文联为我筹划书画展的想法。不知情况怎么被好友赵宝珠得知，赵继而转告其单位——山东神达总公司负责人，于是《吴树声、顾美琴书画展》于1996年国庆节在神达汇宝斋的展览厅开幕了！安徽省艺术馆、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安徽省书法协会以及山东省有关单位的贺词均以大红布长标语形式，由五楼垂至地面。原山东省老领导张敬焘也特意赶来，热情地在军乐声中为开幕式剪彩，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颜山亲自为书画展写了会标前言，市、区各级领导和文艺家也来了，他们带着热情的问候和故乡的特产、诗书画作品，真诚地为我祝福“老师您好！”我逐个握手致谢：“不要称呼老师，应该是老乡！”不知哪位接腔说：“老乡见老乡，满脸喜洋洋！”我也跟上唱了两句：“为啥好自在，家乡变了样！”如是引起众人的笑声。笑声中我情不自禁地笑道：“是变样了，大变样了！变得我找不到老家的门口了！变得我找不到七孔桥旁我从小骑过的那头石牛了！变得我再也找不到独轮车压在石板路上的沟沟了！”说真的，在部队，在地方，老战友们都知道我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可在近年来，人离休了，头发白了，每逢老友相逢，乡人会面，天南海北，古今中外，讲不完的故事叙不完的旧事，还是古人说得好：“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记得书画展开幕时，副区长王兹水讲话后，我被推向讲台致谢，出乎我意料，我那土腔土调的乡音，换来的是近千人此起彼伏的掌声：“……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好啊，离开你们五十多年的老兵吴树声回来看望你们啦！我忘不了从小是喝孝妇河水长大的，忘不了从小是吃故乡的高粱棒子煎饼长大的！忘不了是闻着故乡煤炭气息长大的啊！在蒋家军重点进攻咱们山东时，是我扛着枪，你们推着装满给养的独轮小车，咱们一道外线出击的啊！……”十八天的画展圆满结束了，十八天的故乡行在乡亲们的叙旧迎新交谈中度过。“乡音未改，脾气未改！”我满怀深情地吟唱着返乡新曲：“孝妇河水唱起了古今书传，两岸高楼遮掩了故乡山巅，车水马龙筑起了山城丰碑，地下英雄堆起乌金宝山。”
丁丑年春节（吴小喜整理）
